崔助林，乔丽萍

（1．晋祠博物馆，山西 太原 030025；2．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傅山经世致用思想探析

崔助林1，乔丽萍2

（1．晋祠博物馆，山西 太原 030025；2．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傅山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当时时代的要求和反映，理学的僵化反动和社会的变迁催生了经世致用的理论。傅山的经世致用思想丰富而深刻，在民族对抗的大环境下，将经世致用的目的引向济世救时，自身又茕然一身的笃行实践。提出“功利主义”的核心主张，开启了实用主义的先河。以考察亲历作为经世致用的根本方法，加之以创新为重要灵魂，使得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加深化，对之后的思想发展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傅山；经世致用；思想

傅山（1607－1684年），山西阳曲人，是17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傅山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顒一起被梁启超推崇为清初六大师。在他辞世后的三百余年中，对他的研究一直没有停顿。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这不难看出人们对傅山的推崇主要集中在“博极群书，时称学海”的广博学识，“坚苦持气节”的民族精神，超群的医术，精湛的书画造诣等，而傅山之学却没能大彰于世，近代以来才逐渐进入研究的范围，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傅山本人有极大的关系。他致力于反清复明的斗争，没有从事著书立说的意愿；并无弟子传承他的衣钵；著作诗文多散佚等，使得对其思想研究资料不足。再一方面来说，后人对于明清之际思想的研究多集中“清初三大家”，而忽略傅山的思想。作为山西名人，傅山文化也是三晋文化的突出代表，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对傅山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当时主张的经世致用思想更是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本文就傅山的经世致用思想做一个简要的阐释。

一、形成原因及过程

一定的思想主张必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现状，傅山亲身经历明清时期战乱纷飞、朝代更替，为他的思想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一时期理学“人人禅子，家家虚文”，[1](卷下)空谈心性、不务世事，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傅山想要通过经世致用之学改变社会现状。

太原傅氏，从傅天锡以后，连续七、八辈都是好学能文，傅家对于子弟的学习要求都甚为严苛。如傅山自己所言“我十五岁时，家塾严书程。眼界局小院，焉得出门庭”。[2](卷4)他的童年在“目不窥园”的读书中度过。从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明代继续沿用这种制度，博取功名成为当时每个读书人的意志和追求。他们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为的就是一朝金榜题名天下知。傅山15岁通过考试成为秀才，20岁又举廪生。然而在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意识的兴起，学子学西之风盛行，虽没有使整个社会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是对傅山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在他青少年时期，由“始举务业”转变为“始举务业不足习”，在当时科举之风盛行的时代下实在难得。这也标志着傅山思想由空谈向经世致用的巨大转变。

在这一时期，他已经意识到读书要关系到国计民生，作文要有创造精神，不能仅满足于“旧袭”。他曾在《始衰示眉仁》中写道：“念我弱冠年，命艺少旧袭。塾题试致身，满臆河山疲。遂云割裂收，如作残肢葺。不谓竞成谶，短绠难自汲。”[2](卷3)可见当时20岁的傅山“命艺少旧袭”，不盲目崇信传统思想，将治学之志着眼于重振大明河山，誓要“扶大厦之将倾”。弱冠之年的傅山已经具备经世致用的思想。傅山而立之年，在三立书院的学习给其经世致用思想注入新的源泉，使得思想得到深化，其后时局的变化，他又领导学生运动、提出社会改革，这些都是傅山对于“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实践。

三立书院是在晋阳书院、河汾书院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三立”之名取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3](P426)以此命名。当时在文化界掀起批判理学的思潮，“明经致用”、“明道致用”的实学思想逐渐成为实际的主流思想。三立书院的建立，恰恰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应用而生的。当时袁继咸作为山西提学佥事，主持三晋学政，用“立法严而用意宽”[4](P8)的精神，全力培养能拯救明朝危亡局面之人。因而他提倡应用学科，提倡经学、理学，这些受到了当时学子的欢迎。傅山在学院学习期间深受恩师的影响，直到30年后，他回忆说“自袁师倡道太原，晋士咸勉励，文章气节，因时取济；忽忽三十年，风景不殊，师友云亡。忆昔从游之盛，邈不可得”。[2](卷16)他也将“文章气节，因时取济”[2](卷4)的教义很好地融入他的各种实践活动中。

傅山在三立书院学习时曾领导学生运动，这是他“经世致用”思想最直接的体现。时任山西巡按御史的张孙振诬陷并弹劾袁继咸，袁继咸被押解进京。这一事件震动晋地，以傅山、曹良植、薛宗周为首的三立书院学子进京设法营救。傅山执笔写了《辩诬揭帖》，投送衙门，致使袁案轰动京城。他还组织学生拦阻早朝途中的首辅温体仁等为“学道讼冕”，开堂之后，傅山又据理力争，为恩师申辩，袁案终于得到昭雪。傅山等人不畏权贵，为“公义”而斗争，反映时代的进步，同时也不难看出傅山反对权贵，力主社会改革。

30多岁的傅山一心盼望明朝中兴，他的社会批判思想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明朝统治，社会改革宗旨就是为了中兴大业。然而1644年甲申之变，却彻底摧毁了傅山的梦想。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根基未稳，又遇满清铁骑挥师南下，建立大清王朝。面对山河破碎，故国不再，傅山又积极投入到反清复明的爱国运动中，他有诗道：“贫道初方外，兴亡着意拼。人山直是浅，孤径独能盘。却忆神仙术，如无君父关。留侯自黄老，终始未忘韩”。[2](卷8)他要像留侯张良一样不忘故国，为反清复明而斗争，他也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宗旨，他组织晋省民众反清活动，声援山东榆园起义军等，以实际行动“救世”、“救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统治的日渐稳固，傅山复国无望，转向学术思想研究。这一时期傅山四处游历，结交义士，丰富自己的见闻，完善自己的思想，他总结批判理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研究并阐述子学思想精义，汲取道家人性解放的观点，批判继承了佛学思想，具有早期启蒙思潮的意义。政治思想上，反对封建专制，体现对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解。而他的“经世致用”精神也集中体现在这些思想中。

二、经世致用思想内涵

（一）经世致用的目的——济世、救时傅山说“经求蔽腐儒，文章难救时”，[2](卷3)全祖望评价傅山“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4](P109)足见傅山经世致用的目的就在于“济世”、“救时”。理学家空谈经义之论，而明朝的八股取士将学子们的思想彻底束缚，他们只懂得背诵四书五经，却不能解决当下时务，只能教条照搬古人之学，脱离现实，这样不能“救时”。傅山也列举了三国时期“谯郤富典故，建议草降辞。龌龊人国，缓急将稗？”的例子来说明。谯、郤二人都是蜀人，谯周是当时蜀中才俊，博通五经，遇到问题，却从古文中寻找解决方法。在魏国邓艾偷渡阴平，大军逼近成都之时向后主刘禅进《谏后主南行书》，在书中引用典故，建言投降曹魏，而降表恰出于郤正之手。傅山批评他们耽迷稽古，还为自己毫无廉耻的投降找到十足的借口，像他们这样的只会沿袭经典的人，又怎么能在国家出现大的危机时，提出合理正确的建议、救亡图存呢？

傅山身处明清之际，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存，社会动荡，他的“济世”、“救时”主要表现在明亡之前反对贵族压迫和明亡之后的反清复明斗争中。反对贵族压迫运动的代表事件当然是之前提到的领导学生上京请愿的“伏阙讼冤”。而反清复明的活动则是之后他主要的事业。清军入关，民族矛盾加深，一些有志节的地主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天崩地坼”的时代。顾炎武提出“亡天下”之说，认为这个时期不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于是主张“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5](P105)希望天下臣民一起反抗清朝统治。傅山也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的命题，认为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应投身挽救危局的事业。他表示了自己的坚定决心，“愿为青山做主人”，[2](卷26)后改字“青主”。傅山一生的政治活动，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有密切联系。坐狱不屈服，封官不动摇，都是这一思想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康熙年间的卓尔堪在《明遗民诗》里说：“傅山字青主……与乾初道人交契，同负翟义之志”。傅山与西汉末年的翟义有同样的志向，表明傅山救亡扶危的政治目的和意图。

（二）经世致用的核心——功利主义明朝心学泛滥，八股文将学子思想禁锢，使得士子只是机械的学习经义，而毫无创新的精神，梁启超有感于当时的学术氛围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象贫血症的人，衰弱的可怜”，[6](P3)这样学风培养的学子不务实际，问之以甲兵钱谷之事，茫然无对。傅山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理学的遗害。他说：“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学者不得容易抹过。”[2](卷38)犀利的指出病态学习与宋代理学有着莫大的关系，这种空疏的学风实在是不能为百姓和国家作出实际的贡献。

傅山在认识论的思想上很重视“实用”、“实动”、“实济”，认为认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致用。他说：“读书不必贪多，只要于身心有实落受用处，时时理会。”[2](卷35)傅山强调了读书要使身心受益即可，让自己能够从书卷中汲取有益之学，而并非埋首于无尽的典籍中，耗尽心力去作八股之文博取功名，傅山力倡致用之学。

傅山主张功利主义，特别重视实际行动带来的效果，只是知道是不够的，必须付诸实践才会有实际的效果，才能算是真正的知道。傅山也提倡真正的知行合一，知必行、行必果。他对庄子思想进行了评论，净化了自身的功利主义思想。《庄子·外篇·天地》记载了子贡南游，在他返途经过汉阳的时候，看到一位“丈人”很辛苦的抱着瓮汲水灌溉，于是他好心告诉他有一种非常省力的工具叫做桔槔，这样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但是那个丈人忿然作色笑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道之听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7](P198)这位丈人自是知道有机械可以减少自己的劳动，但是他不屑使用，究其原因是他认为这是投机取巧，会扰乱自己修道之心。针对这个故事傅山作批注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并知也不必。”傅山觉得他们既然知而不为，那就不需要再奢谈“知”，可见傅山认为如果明明知晓，却不去行动，那么“知”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只有知而行，才能体现“知”的价值。当然，傅山对《庄子》的批注中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既然桔槔能够省时省力，那么我们就应该使用它，而不是为了那些虚无的道心而浪费时间和精力，这些见解都充分体现了他的功利主义的主张。他说“义者，宜也，宜利不宜害。兴利之事，须有实功，不得徒以志为利于人也”，并没有抛弃传统伦理观的基础上谋求功利。

他认为义与利本质上是统一的。义实际上就是“宜利”，行义就是要兴利，行义自然要有实功。他反对不计功利的空谈，更加不认同“宜害”的做法。傅山的这种观点批判了传统儒学打着“仁义”的旗号却脱离人的本性，同时也为自己的功利主义的主张正名。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傅山不认同“徒有志”就可以“利于人”，批判陆、王心学以志代功的错误思想。当然傅山并没有否定“志”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志与功是辩证的，这为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奠定了基础。其实儒家思想孔孟时代已经很注重强调“志”的重要性。孔子说要“观其志”；孟子认为：“夫志，气之帅也”。[8](P29)但是陆九渊却说：“人罹患无志，有总无有不或者”。[9](卷35)拔高志的地位，陷入唯心主义的误区。傅山吸取陆、王之学中强调志的合理部分，又结合了陈亮、叶适等的功利的主张，将这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最终行动结果的衡量标准是“有功”。同时，功也是志的重要体现。傅山以马作比，说：“且如马，以秦马而良者，而人有上，是实有其有于马之才也。何也？马非自从秦来也，是其人之智力来之马也。功也，非徒有马之志也。”[2](卷1)他再次强调，仅有志和行而没有功，那么志与行也是徒有其名，没有最终的归宿和结果，“有功”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傅山的这种注重实功的知行观，冲破了传统思维的束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经世致用的方法——调查访问经世致用要求从实际出发，因此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大多都特别重视调查访问研究，傅山自不例外。他认为要做学问就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他在《好学而无家赋》中写道“不沾沾于故纸，仍非罔于思维，山经若地与图，信足迹以搏扶。”[2](卷35)他非常认同孔子关于“学而不思则罔”的观点，应该有学有思，才能符合人们对于学习的要求。但是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在学习中还应该到实际中去丰富知识，开拓眼界，对已有知识进行补充和完善，这样才能不断的推进思维的发展，不致沉溺于经义之文不可自拔。他的这种学风的提倡，也批驳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理学者。傅山周游各地是他拓展见闻、丰富学识的重要内容。傅山在明朝灭亡后去往江南地区，他的根本目的虽然是反清复明的活动，但这期间他跋涉千里，远行南国对开拓他的视野起了极大的作用。在清朝初年，他又遍访名士，结交顾炎武、阎若璩等，这些都对他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要充分地认识事物，我们不能拘泥于书文当中的东西，更不能凭空想象。若要对事物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傅山指出一个根本方法在于“详察”。他说：“详察之，第次之，山止而不移，地祁而不紊，因而至裕乎其指，历多而见定于是。”他指出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必须“详察”，只有详尽深入的考察，不断地积累资料，才能对事物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才会有自己正确的判断，才可以得到合理的结论。

傅山是唯物主义者，他主张“天人相合”，认为人应该更好的认识自然规律，而认识规律的目的，在于实用，他反对庄子的宿命论思想。为了达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目的，人们必须勤于实践，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使人在自然规律面前也有所作为。因此傅山提出：“山于此章，恰要以下士为得道之人，何也？勤行者，崇有者也。”[2](卷35)傅山认为勤于实践的人才会有更深层次的领悟，这些普通人更加有机会接触自然，因势利导，更好的改造客观世界。

（四）经世致用的灵魂——创新经世致用思想的坚持者们，往往要有创新的意识，绝不蹈袭古人。因为只有不断创新，求新求变，才能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可以说，创新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注入了灵魂。

明清之际空疏学风，与傅山同期的顾炎武做出精辟的概括：“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傅山也自是对这种学风深恶痛绝，他力求改变明清之际士子们为古人做印版，沉溺于识文断句的现象。傅山主张士子要成为学生，而不要做学者。他说：“老夫每道宁可老作学生，不可少作学者，生不可量，者则昔矣。者昔，著也。”[2](卷36)傅山认为“生”之意为“生不可量”，就是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而学者之者，则是“著也”，即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傅山在治学方面要求学子们做到“不依傍”，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自出新意，并且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不能沿袭古人的套路，否则便不能算作好文章。

当然，若要推陈出新，还应该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因此傅山又讲：“读书如观化，今昨无所往”。既然客观世界在不断变化，那么知识和学问就应该与日俱增，与时俱进，不断求知，有所突破和精进。傅山的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治学方面，而且还贯彻在文章、书画、艺术等方面。他在诗文书画方面要求专精用功，在经过模仿学习古人佳作的基础上，自己要勤加练习，但是不能只是一味的学习先人的成果，这样是不够的，最主要的就是要不落窠臼，这样才能自成一家，才能有较大的成就，才能创造自己的风格。傅山在医学上的成就更是为人称道，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能够在原来基础上有所改变，不是教条的照搬已有成果。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那么一切都是妄谈。

傅山在清朝入关之后，入山林，着道服，被迫走向隐者的行列。他给自己起名“朱衣道人”，可见他未忘故国，力图想要实现反清复明的宏伟大志。“不袭古格”的傅山“隐居”以求其志，他推崇诸葛亮等“隐而不隐”的道家人物，心怀天下、不追高名，他也希望像他们那样最终成就大业。但是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只是遵循先人的足迹是不够的，若是如此，“翻怜其识见，几十得开拓”，所以必须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才能逐渐接近并且完成光复大明的重任。

现代学者谢国桢高度评价傅山倡导实学的风气，而另一位学者戴逸则认为傅山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他的开拓精神。傅山重视开拓创新以及倡导实学之风，都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最重要的体现。而经世致用思想在现在仍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1](清)李 塨.颜习斋先生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清)傅 山.霜红龛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3](春秋)左丘明.左传[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

[4]郝树侯.傅山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5]顾炎武.日知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

[7]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杨伯峻.孟子[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

[9](宋)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 马志强〕

Exploration of Fu Shan＇s Pragmatism Thought

CUI Zhu－lin1，QIAO Li－ping2
（1．Jinci Museum，Taiyuan Shanxi，030025；2．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Fu Shan＇s pragmatism thought was the demand and reflection of that time，which was brought forth by rigid reactionary science and change of society．His pragmatism thought was rich and deep．In the environment of ethnic antagonism．He led the aim of pragmatism towards saving the world，put forward ＂utilitarian＂，which was the beginning to pragmatism．Investigation and experience as the fundamental method，innovation as the important spirit，his pragmatism was deepened and became a profound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further thoughts．

Fu Shan；pragmatism；thought

K248．3

A

1674-0882(2017)05-0032-04

2017-08-15

崔助林（1960－），山西太原人，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历史学、地方史；乔丽萍（1965－），女，山西大同人，教授，研究方向：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