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林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仁者的胸襟文化的开拓
——冯天瑜先生《中国文化生成史》学术贡献

钟书林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冯天瑜先生《中国文化生成史》引发学界热议，好评如潮。该书的问世，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理路和范式，惠人良多。书中深深地浸润着冯先生作为文化守望者的赤子诚心。冯先生亲临文化现场，注重现场社会调查，以占有第一手材料，获得直接观察与体验，这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学的鲜明特点。关注海洋文明，探寻中国强国之路，全书但开风气不为师，再次体现了冯先生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气魄和胸襟。

冯天瑜； 《中国文化生成史》； 文化史； 学术贡献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读书、学问是两桩趣味主义的事情；学问的趣味，用佛典语‘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作比方说：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到时，旁人没法子告诉你。”[1]冯天瑜先生幼承父亲冯永轩先生庭训，冯永轩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第一期学生，亲炙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数十年如一日，以读书、学问为乐，“做学问上瘾”，虽年逾古稀，笔耕不辍，近来又完成煌煌80多万字巨著《中国文化生成史》[2]，引发学界热议，好评如潮，实为文坛之盛事。

一、新兴学科领域的开拓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冯先生便“决心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3]，在国内学术界，被称誉为“最早关注、进入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并取得卓异成就的代表性学者之一”[4]。近三四十年来，冯先生出版的相关文化史著作多达十余部，发表论文一二百篇，早已享誉学林，启人良多。

近日问世的《中国文化生成史》，则体现了冯先生数十年来文化史研究上的飞跃，也相应地必然促进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提升和质变。《中国文化生成史》的问世，不仅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理路和范式，更为新兴学科的开拓、发展筚路蓝缕，贡献尤巨。

冯先生在书中阐明弘旨说：“只有通过动态的‘史’的研究，方能把握文化的生成机制。”因此，本书注重文化史的动态生成考察，注重动态生成机制，提出并探究文化生成机制、文化发展规律等“元问题”，从而具有不同于以往文化史研究的许多新视角、新方法、新特征，在此基础上酝酿和产生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生成史。冯先生指出：这一学科渊源有自，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化并非先天的本有之物，而是后天“生成”的结果；文化生成，如同生命机体新陈代谢，经历着“诞生-拓展-成熟-式微”诸段落，跌宕起伏、周而复始，这是“文化生成”的题中之义。

所以，与一般的文化史相较而言，“文化生成史”更注重文化的“生成”动态研究。对于“文化生成史”这一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冯先生在书中明确地指出：“文化生成史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文化生成史不仅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而且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同时还要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的交相渗透，彼此推引”，“追求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通过对物化的精神和精神的物化的双向探求，把握文化生成机制及其发展走势，是文化生成史的研究理路”。这些论断，是冯先生对“文化生成史”学科特色和发展方向的清晰界定，也是他数十年文化史研究的深刻体会。所有这些，都出于深思熟虑，绝非偶然而发。因此，可以想见，《中国文化生成史》的问世，必将推动中国文化史学科体系和建构的新思考、新探索。

冯先生数十年文化史研究中，始终注重文化史的“生成”与“转型”的重要环节，寻绎中华文化历程。在《中国文化生成史》问世之前，冯先生的“文化元典说”、“文化重演律”，已被誉为先生“两大学术发明”，影响甚广。此“文化生成史”，可并而为三，播惠学林，泽被后昆。

二、文化的守望与忧思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数十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加之家学的渊源，冯先生身上所折射出的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备为学界所服膺。冯先生《文化守望·题记》云：“认识文化的创造主体，又接受文化的反哺，获得知性与德性，成为万物灵长。创造并受惠于文化的人，理当充任文化的守望者——守护其既有果实，为往圣继绝学；瞭望其前行走势，为万世开太平。”诚可谓先生之自我写照。

《中国文化生成史》中也深深地浸润着冯先生作为文化守望者的赤子诚心。在中国文化生成的动态考察中，冯先生谈及生态环境与文化发展时，以黄河泥沙淤塞、河西走廊荒漠化及云贵石漠化为例，呼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

李约瑟问题曾经引起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冯先生在本书中也予以倾力研究，他强调指出：“考析李约瑟悖论，直逼中国文化生成史的核心，是从古-今、中-西两大坐标系探求中国历史进路的较佳窥视口。”在谈及中国尚未成为“核心创新国”的经济大国时，冯先生不无忧虑地告诫说：“中国GDP总量全球第二位，已然是经济大国”，然而中国“是一个少有自己品牌的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这是亟待改变的尴尬局面”。冯先生以汽车品牌为例，说自己一次漫步校园，引动了对品牌的注意，“穿行于中国组装的外洋品牌汽车之间，心绪凝重起来”。知识分子的忧世之心，溢于言表，自然而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冯先生在驰骋于古今中外的文化生成发展中，为中国当下及未来的文化发展把脉，不失时机地进言善告，面对有人概括的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冯先生通过冷静客观地分析指出：“‘中国世纪’说应该缓议”，他告勉当下“建设世界强国是中国复兴的愿景，却远非指日可达的目标。中国还有许多艰巨的功课要做”，“今日中国虽有较大进步，但绝不可以自我陶醉”。冯先生在本书“结语文化前瞻”中，把未来的文化发展态势分梳为十个专题，其言语谆谆，苦口婆心，读来令人动容。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一位精英知识分子的气魄、胸襟、良知与责任。

三、亲临文化的现场

冯先生亲临文化现场，注重现场社会调查，以占有第一手材料，获得直接观察与体验，这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学的鲜明特点。

在本书开篇伊始，冯先生开宗明义，以自身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让读者对中国文化生成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让读者仿佛也置身其中，不禁浮想联翩。

对于数十年来中国宗法传统的变化，冯先生深有感触：“笔者的故乡在湖北黄安(今名红安)，直至现代，宗族共同体的印迹仍斑斑可见。”对于城乡差别，冯先生感触更深，他曾到海南岛参会探访当地民众，又多次访问广东省，深感海南僻乡、粤北山区的落后与海南市区、珠三角的现代化形成强烈反差。

冯先生还亲身深入民间，体会中国民众兼容并包的宗教意识。他曾在道教中心湖北武当山，询问过往“香客”的宗教观念。

正是因为这样的躬身实践，让冯先生获取了大量丰富的文化信息和素材，而后游刃有余地诉诸于笔端。这些文字，一路读来，每每倍感亲切和温馨，让读者自然感受到中国文化生成与演变，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并非深不可测，遥不可及。

冯先生这种学术方法，总是让人油然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学巨匠司马迁。司马迁为《史记》准备创作素材，“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自叙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在写《孟尝君传》时提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正是这些亲身实践的描叙，让《史记》始终充满着盎然的生命活力，历久不衰。可见想见，冯先生这部倾注躬身实践的鸿著，也必将赢得广大读者的喜好，成为不朽之作。

四、关注海洋文明

面对当今海洋文明的建构和开拓，冯先生在鸿著中就中国古代颇具声色的海洋业绩，初级的海权诉求，以及中国悠久的卫海、用海传统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发掘，体现了冯先生以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气魄和胸襟，对于中国近代文明之路的思考，以及今后中国强国之路的探寻。

在本书中，冯先生从中国负陆面海、陆呈板块的地理特征，以及中西方海洋观念的比较入手，探寻影响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地理、历史因素；同时又从海上丝路、海上瓷路、郑和七下西洋等着手，历数中国古代征服海洋的壮举，并由此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郑和之后何以无‘第二郑和’”，指出明清“海禁”之失，海权意识缺乏，成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因素。

痛定思痛，冯先生在分析了历史与现状之后，指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强化海洋意识、发展海洋文化，是新时代中国人无可旁贷的使命。”他同时指出过去将中国文化定位为大陆型的严重偏误，提出应将中国文化定位为陆海兼备型，“弘扬自国海洋文化遗产，吸纳外域海洋文化精粹，迈向蔚蓝大洋，热爱海洋、善待海洋”，并提出“今之中国人应当比先贤走得更远”，“拓展为自如出入太平洋、印度洋、太西洋、北冰洋的深蓝色海洋国家”。这些呼吁和倡议，既体现了冯先生一贯的学术睿智，也体现了他对我国海洋文明发展前景的建设性思考。

五、但开风气不为师

冯先生作为公认的淹博古今，贯通中西，打通文史哲的一代大家，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冯先生回顾自己早年的兴趣，最早是文学，随后是史学，最后才是哲学。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到当前热议的《中国文化生成史》，冯先生在数十年的耕耘中，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风气，引领潮流。以文化研究为例，从上个世纪的“文化元典说”到“文化重演律”，再到眼下的“文化生成说”，不断地丰富学人的知识观念。冯先生所提出的“中华元典”之说，早已深入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影响较大。可以想见，本书的“文化生成”之说，势必也将会饮誉学林，播惠深远。从当前的热议，即可窥见一斑。

2004年，冯先生《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问世，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诞生；2006年，他的《“封建”考论》相继问世，更被称誉为“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典范之作。在此后的短短几年内，冯先生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范式深入推广的同时，又推出他的鸿著《中国文化生成史》，再次提出一种新型的研究范式。冯先生这样锐意开拓的学术创新，让人不由得自然生发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慨叹。

更令人敬重的是，在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就的同时，冯先生从不倚老卖老，“但开风气不为师”，始终谦逊如一，奖掖后进。他经常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青年学者的文化沙龙，指导他们的学术成长。数十年来，他始终坚持如此。在他的指导下，一批批优秀学者脱颖而出，遍及文史哲领域。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冯先生作为年过古稀的一代名家，在学术方法和理论的开拓上，表现出如此惊人的创新速度，这在学术界恐怕是不多见的。这样的锐意开拓和创新，让人惊叹之余，也自然让人领会到这是他数十年勤于耕耘的学术积淀的必然硕果。

[1] 梁启超．学问之趣味[M]//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自序[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

[4] 何晓明．理论圆熟开生面 识见卓异启新知——冯天瑜先生中国文化史研究述论[J]．学习与实践，2011(1)．

[责任编辑：刘自兵]

2017-02-20

钟书林，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青年学者。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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