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丽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31）

论《琅琊榜》与《基督山伯爵》的个人主义话语

张晓丽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31）

《琅琊榜》与《基督山伯爵》同为复仇类小说，均在文学思想层面上彰显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但在主人公个人主义话语方面却有很多不同。本文从个人主义意识、个人主义诉求、爱情观、环境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对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区分，是两部作品“个人主义话语”差异的主要原因。正确把握“个人主义”的尺度，恰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启示。

琅琊榜；基督山伯爵；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西方个人主义话语中，“个人”对应的词语是“individual”，本意为“单独一个人”，意味着“个人”是与团体相对而言的最小社会单元。欧洲文艺复兴后，“individual”被用来表达人权思想和观念，形成体系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工业革命后，“个人主义”被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个人拥有权利和自由表达权利逐渐成为西方个人主义观念的核心。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下，“个人”更多地被置于宗法制度中，言论和行为均受到礼法伦理的约束与规范，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虽然说，西方的“个人”更注重个人权利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中国的“个人”更强调义务与孝道，[1]但也不能简单认为，重视个人权利是西方文化或西方文学的特质，强调责任义务是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学的特质。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仍富含“个人主义”的丰富内涵，相关文学作品关于“个人主义”的文字语言，即“个人主义话语”（The individualism of discourse），会体现丰富的个人主义思想、意识与诉求，只是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与西方文学作品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以《琅琊榜》、《基督山伯爵》为例，梳理两部作品的“个人主义话语”核心、异同及原因，以探究两部小说作品个人主义话语方面的现实启示。

一、两部小说中个人主义话语的核心与内涵

《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基督山伯爵（唐代斯）和《琅琊榜》的主人公梅长苏（林殊）是贯穿作品的灵魂人物。从话语形态的角度分析，《基督山伯爵》讲述了唐代斯遭受冤屈，在死牢中度过14年的时光，受法利亚神甫指点，越狱后找到宝藏成为巨富，变身为基督山伯爵，对费尔南、唐格拉尔、维尔福进行复仇，对法老号的船主报恩，惩恶扬善，其个人主义话语的核心是复个人之仇。

而《琅琊榜》的个人主义话语则重在呈现个人与皇权之间的对抗。《琅琊榜》是架空历史的复仇文学，在内容上与《基督山伯爵》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赤焰案”发生12年后，梅长苏以江左盟主的身份，借养病之名，重回帝都，由此开启复仇、雪冤与夺嫡之路。《琅琊榜》通过大量精彩的细节描写，推动情节发展，在扳倒太子、誉王，剪除谢玉、夏江党羽后，最终借皇帝之手为“赤焰案”洗冤。

由此可见，“个人主义话语”主要有两方面内涵，一是强调个人权益的重要性，以个人利益和幸福为出发点，以自我感受作为价值取向，评价人生、社会甚至道德伦理；二是反对外界力量对个人的制约和限制，特别是反对国家或社会对个人的控制与侵害；上述两个方面相互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个人主义话语”的丰富内涵。而两部作品实现复仇目的的不同过程，则是各自对“个人主义”的不同诠释。《基督山伯爵》展现的是对财富与利益的渴望，基督山伯爵藉此重塑其个人价值和个人幸福，并紧密围绕个人权益进行复仇行动。而《琅琊榜》展现的是主人公反对皇权对个人的控制与侵害，既维护个人权益和群体利益，又“克己复礼”，尊重皇权的合法地位，体现“个人主义”与“纲常伦理”的对立与包容。

二、两部小说个人主义话语的异同

（一）从复仇过程看两部作品的个人主义意识意识，是指感觉、思维等心理活动。《基督山伯爵》以“顺叙”的叙事手法，先写主人公被陷害以及脱离险境的经历，后面再用大篇幅写如何复仇，脉络清楚。主人公以个人利益和幸福为出发点，复仇线索交叉，但不凌乱，似乎不相干的人物对抗，最终汇合在一起。通过情节演进，基督山伯爵最终全面完成复仇计划，他也带着心爱的女人远走高飞。这样既公平，也符合情感上的平衡。整部作品的“个人主义”意识，简单纯粹。

而梅长苏的个人主义意识充满复杂性。《琅琊榜》用“倒叙”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个“个人”和很多“个人”的故事，而此中的“个人”并不是现代意义的“个人”。《琅琊榜》强调“个人权益”，也包含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群体”的利益，展示给读者的是包含在“群体”（赤焰军）中的“个人”利益与皇权的对抗。为了“赤焰军”的名誉和正义，梅长苏可以牺牲爱情、健康甚至生命。这种充满矛盾与张力的个人主义意识，作者海宴并没有简单评价与褒贬。作者讲述故事时充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读者也没有看到用现代人眼光和意识去杜撰历史的牵强附会与矫揉造作，文章认为这正是《琅琊榜》的可贵之处。

（二）从复仇目的看两部作品的个人主义诉求诉求，是愿望与要求。从复仇目的看，基督山伯爵为了自己的名誉、青春和爱情进行复仇；梅长苏则是为了“赤焰军”的名誉和正义进行复仇。通过梳理《基督山伯爵》和《琅琊榜》两部作品的复仇目的，可以分清两部作品“个人主义诉求”的基本脉络。

复仇作为个人主义的载体，在基督山伯爵看来，复仇的目的绝不是简单的报复与仇杀，而是要让仇人的良心与精神饱经折磨。相较于自己14年牢狱之灾，简单的肉体上的灭失不足以弥补他因此遭受的精神苦楚。只有让仇敌痛苦而煎熬地活着，才能慰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和那段不能复苏的感情。于是，基督山伯爵以精神摧残的复仇方式，最终迫使费尔南自杀、唐格拉尔破产、维尔福发疯。同时，基督山伯爵坚信自己是上帝派来专门惩恶扬善的使者，对法老号老船主的报恩，对恩人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与仇人维尔福之女瓦朗蒂娜爱情的成全……使得基督山伯爵的形象被确立为爱憎分明的榜样。

《琅琊榜》中蕴含着更为复杂的个人主义诉求，复仇的目的直指“洗冤”。梅长苏以一介布衣、病弱之躯重返帝都以后，面对曾有婚约的霓凰郡主、挚友靖王以及过去熟悉的一切，默默隐忍，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假意辅佐誉王，实则襄助靖王，终其一生筹谋算计。他的目的并非为了出将入相、求名得利，只为了帮助靖王成功夺嫡，为七万赤焰忠魂洗雪污名。那些看似不经意间，不断被掀起的波诡云谲血影惊涛，更体现梅长苏对大是大非、正本清源的执着追求，而不仅仅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他最后为解国难，毅然束甲出征，战死沙场。

（三）爱情观——个人主义的精神支柱 在两部作品中，“爱情”只是作为陪衬主题而存在。但两部作品同时也为真挚的爱情谱写了赞歌。

《基督山伯爵》从埃德蒙·唐代斯与梅色苔丝的爱情破灭开始，梅色苔丝的背叛让唐代斯下定了结束的决心，更刺激了他复仇的心理。而海蒂的爱和勇敢的表白，把唐代斯从固化的复仇思维和完成复仇后仍不能自拔的阴霾中拯救出来，让他意识到生命的意义还有更美好的新生活，进而从情感上丰富了“复仇”的主题和“个人主义”的外延。

《琅琊榜》将男女爱情置于“大义”之下，但并未掩盖美好的爱情闪耀出来的人性之美。主人公梅长苏也有出自于人性的爱，但为了复仇、为了雪冤，他小心珍藏着对霓凰郡主的爱。无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这段感情，他必须割舍掉往事种种。全过程没有撕心裂肺的怒吼，没有泣涕连连的娇柔，没有你跑我追的矫情。今生终是得不到了，不能用凡人的生命去等待。恐怕只有生命可以奉出，梅长苏要抓紧“打造”靖王时代。对霓凰郡主，没有清楚地交代，最后决绝地离开，也许，这也是爱。小说接近尾声时，夏冬与丈夫聂锋重逢，重新品尝到了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这条让读者感到意外的感情线，些许弥补了读者对梅长苏与霓凰的遗憾。

（四）两部作品中“个人主义”与“环境因素”的相融 “个人主义”在历史的解构中可以透露出极强的历史特性和社会属性。《基督山伯爵》与《琅琊榜》都将“个人”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展开叙事，这看似与“个人主义”的概念相对，但二者却并不矛盾。因为自文明诞生以来，“个人”始终是“社会”的一份子。从“个人”发展到“组织”，再到“社会”乃至“国家”的形成，是“个人”不断实现自我完善，接受环境条件制约又反作用于环境因素的过程。这表明，“环境”既是一种制约，也是“个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条件。

一方面，《基督山伯爵》中并非只有唐代斯是英雄，法里亚神甫无疑也是英雄。正是法里亚的学识和财富，唐代斯才走上了英雄之路。如果缺少法里亚神甫这一看似非现实的人物，故事情节就无法继续向前发展，唐代斯也完成不了自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蜕变，从而变成一名学识渊博和富有的人。同样，《琅琊榜》中“火寒之毒”看似非现实，但也是整篇故事不可缺少的环境因素。没有雪蚧虫以冰寒之气扼住火性，林殊将不复存在。再者，在梅长苏富有戏剧性的人生轨迹当中，“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的江湖地位是他复仇过程中初步的自我实现，同样是他重返帝都的先决条件。

《基督山伯爵》与《琅琊榜》的作者都将现实和“非现实＂糅合在一起。基督山伯爵、梅长苏知识广博，财富丰盈，把他们自己与所生活的环境紧密结合起来的，正是“知识”与“财富”等环境因素。读者丝毫没有被骗的感觉，反而会对这种超人的力量与才能，产生一种超现实的满足感。这应该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另一方面，基督山伯爵（唐代斯）的成功与他人的努力和配合亦是分不开的，法老号的船主、海蒂都是其重要的帮手。梅长苏（林殊）的成功更是蒙挚、飞流、蔺晨、霓凰郡主、靖王等的配合与鼎力相助的结果。《基督山伯爵》和《琅琊榜》都分别对主人公“基督山伯爵”、“梅长苏”施以浓墨重彩，每一次行动不但有一个突出的“主人公”作为支撑，同时也是相同阵营合力作用的过程，在情节的助力下，更使得主角形象不断丰满和强化。

不同的是，《琅琊榜》中有一人被排除在复仇名单之外，大梁皇帝——“赤焰案”的主要责任人，其地位始终被维护。“赤焰案”的发生出于梁帝之手，“赤焰案”的平反也要出于梁帝之手。梅长苏内心深处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与“君臣”纲常伦理，恰是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叙述动力。“君臣”纲常伦理不也是与“个人主义”相对应的环境因素么？这种有着鲜明历史参与性的个人叙事，更接近中国文学的特征，也更强化了叙事的真实感。

三、两部作品个人主义话语存在差异的原因——关于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区分

从话语角度看，两部小说都是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讲述个体与个体的受难，并张扬着个人主义的价值理想。但在不同程度上，又对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进行了区分。埃德蒙·唐代斯变成基督山伯爵之后，始终坚信“上帝站在我一边，与我同在”，步步为营，抓住每个机会进行无情地复仇。基督山伯爵并不是凭空捏造，他蕴藏了作者大仲马的部分写照。正如大仲马的座右铭“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个人主义”可能带来孤立、自私等个人意识方面的弊端。同样是法国人，与大仲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托克维尔认为，尽管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有联系，但是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因此，托克维尔说：“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的过分的爱，它使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自己甚于一切。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2]基督山伯爵在最后对利己主义色彩的复仇行为进行了修正。当看到维尔福妻子和儿子的尸体，基督山伯爵（唐代斯）“立刻面失血色，心下明白自己报仇的权利用过了头”。最后，唐代斯决心搭救仇人维尔福的女儿瓦朗蒂娜，或许是因为瓦朗蒂娜与马克西米利安之间的爱情光芒照亮了唐代斯原本善良的心，让他重新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希望。

如果说基督山伯爵从本质上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主义者，梅长苏却似乎不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信奉者。《琅琊榜》的叙事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展开，“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被明显区分。梅长苏对靖王、霓凰郡主隐匿真实身份，明显区别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自我价值观。梅长苏是个为理想而活的人，他“在这一点上过于执念”，将昭雪“赤焰案”作为他“一人之事，一人之责”。无论荣辱，都由他一人承担。因此，《琅琊榜》一方面肯定梅长苏身上终其一生竭力谋划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也排除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隐匿身份不与挚友靖王相认，与霓凰郡主风花雪月的爱情让位于金戈铁马。“个人主义”的尺度被重新立法，正是这种排除利己主义的必然逻辑。这也正是梅长苏这一人物的魅力所在。

四、两部作品在个人主义话语方面的现实启示

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犹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互相推动与相辅相成的。如果说，问世于法国大革命后期的《基督山伯爵》体现了“个人主义”对自由和责任的价值诉求。而《琅琊榜》作为一部架空历史的现代作品，一方面有意识地标明“个人主义”意识观念，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服从“纲常伦理”的正统性。强大的个人主体被社会推崇的同时，也与“利己主义者”有严格的区分。二者最主要的区分在于，一种是凸显自由主义的个人奋斗精神，另一种是国家意识、道德伦理（纲常伦理）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体。在谈及“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话语”时，更重要的是把握个人与社会相融的整体性“视界”。这也是现实社会中政府倡导、民众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用两年实现梦想，却用十余年铺就复仇的机会。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后一章有一句著名的话，能很好地总结两部作品在个人主义话语共同的启示：“人世间无所谓幸福与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经历了极度不幸的人，才能感受到极度幸福。……永远也不要忘记，……这两个词就涵括了人类的全部智慧：等待和希望。”[3]基督山伯爵等待复仇的机会，最终得偿所愿。《琅琊榜》中同样展示了梅长苏的“等待和希望”，他“等着景琰东宫册封，等着他大婚、监国、步步稳掌朝政，等着谢玉的死讯报入京城，等着夏江落网，逼皇上不得不同意重审……”[4]

[1]徐红妍.论中国现代文学中个人主义话语的边缘化[J].山东社会科学，2016(06)：87-92.

[2]（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法）大仲马著，李玉民，陈筱卿译.基督山伯爵[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4]海宴.琅琊榜[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

On the Individualism of Discourse in“Nirvana in Fire”and“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ZHANG Xiao-l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Business School,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Shanxi,030031）

Nirvana in Fireand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are both revenge novels with remarkable artistic charms.Both of them manifest the value of individualism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literature prospects.But the discourses of the protagonists in these two novels differ in many ways by embodying their different claims of individualism，awareness，view points of lov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egoism show different claims on individualism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which are positive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Correctly grasping the scale of the“individualism”is the inspiration conforming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Nirvana in Fire；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individualism；the individualism of discourse

I0-03

A

〔责任编辑 冯喜梅〕

1674-0882(2017)02-0076-04

2016-12-25

张晓丽（1979-），女，山西阳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