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宇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论中国现代性构建之双向批判的总体性视域
——兼评刘国胜《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刘 宇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中国的现代性构建是关乎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若陷入非历史性、非批判性的视域，只能导致理论的抽象性与实践的空洞性、全盘西化的盲目性与传统本位的封闭性、全球主义的片面性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因此，我们只有以历史性的总体性视域，将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置于双向批判与辩证互动的关系之中，才能真正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以一种双向批判的总体性视域，为我们廓清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中国现代性构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双向批判； 总体性视域

中国的现代性构建关乎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每一位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都无法回避。以何种方式、何种路径、何种视域，来面对和阐释这一问题，无疑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性，它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路径和前途。如果人们陷入了一种非历史性、非批判性的视域，将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以知性割裂的方式对待之，只能导致理论的抽象性与实践的空洞性、全盘西化的盲目性与传统本位的封闭性、全球主义的片面性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从而对中国的现代性构建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我们以历史性的总体性视域，将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置于双向批判、辩证互动的关系之中，才能真正看清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方向、路径和前途，进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刘国胜的《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以这种双向批判的总体性视域，为我们廓清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一、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批判：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方法论基础

但凡一种伟大的事业总非以盲目的行动便可获致，它必定要以明晰的理论指导与特定的道路抉择才可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批判是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惟有通过这样的批判，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性理论构建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贯通。马克思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258。这就在世界与哲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批判与互动的构建。世界的哲学化便是使实践拥有了自身的理论自觉；哲学的世界化就是使理论拥有了自身的实践嵌入，进而实践在理论中得到升华，理论在实践中得以实现。马克思认为，理论成为人的理论，成为掌握群众的理论，具有将“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的强大力量；实践成为人的实践，成为改造非人的社会关系和世界的人的实践。如果哲学与世界处于一种彼此分离的状态之下，那么无论是哲学，抑或是世界，都无疑具有内在的缺憾，故而只有实现两者双向批判的彼此贯通，才能获得彼此之间相互的完整性。在这里，马克思本意在于说明德国的“世界”是英法现代化进程中早已陈旧的“历史”，德国的“哲学”高于德国的“世界”，它使英法的“世界”在德国的“哲学”中实现了自身，德国的“世界”与自身的“哲学”，因而出现了“时代的错乱”。

而在现代性构建的语境中，“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实际上就是现代性的实践推进与现代性的理论构建的关系问题，现代性的构建因而就是两者之间的双向批判、彼此扬弃和相互推动。现代性的实践固然需要向西方原发性现代化的国家借鉴一定经验和教训，然而其自身的展开却决非可以全盘照搬的，它内在的土壤在于各民族国家自身的历史、文化与国情，故而理应具有多元性。与此相对应，现代性理论的构建便理应是多元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的历史性抉择，使之相应的现代性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刘国胜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两条主线，如果两者不能实现历史的会通，无论是对于中国现代性来说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讲，都是有缺陷的”。“从形式上看，中国现代性建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从其历史与逻辑来看，两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两重逻辑和结构”[2]51。

与此同时，当我们谈论现代性问题的时候，作为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现代性”本身也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不证自明的概念，它本身亦需要进行前提性的审视和批判，亦即“谁之现代性”与“何种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追问现代性构建之主体与现代性承载之客体的问题，它们二者共同推进着现代性本身。刘国胜指出：“从中国现代性建构这一视角来看，现代性的载体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性建构必须在这一载体上展开。与此相适应，现代性的主体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者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手中所掌握的‘思想武器’，除了‘中国化’之外，别无他途”[2]228。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之客体构建与人民群众之主体性构建的双向推动，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构建是一种双重的推进，即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道路抉择的实践推进与人民群众思想构建的理论推进。

由此，中国的现代性构建必须面对，没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中国不是将已经出现自反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复制”过来，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创造出新的现代性本质来。“作为历史的自觉活动，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双向运动，表现为三重逻辑：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二是构建社会主义主体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三是构建现代公共社会空间，培育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坚持个人与集体统一的集体主义原则，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2]203。当然，这种现代性构建路径的选择不仅来自“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之方法论的范导，从根本上讲它更来自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独特性。

二、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历史性动力

现代性之构建并非可以无视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之土壤而凭空构想，亦非以固守传统之僵化而阻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是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历史性动力，只有通过这样的批判，才能扬弃两者之间抽象的两极对立。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之中，实现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外来的现代思想的相互结合，实现本民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现代性构建的实践推进与理论构建，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的传统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拥有充足的时间，来实现其现代转化，而是被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加以破除和荡涤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充满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性，却在现实中简化为无反思性之抽象的对立关系，成为旧与新、落后与先进的标志。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推进被等同于“全盘西化”，从而与“传统本位”的立场相互对立。这种非历史性、非反思性的现代性诉求，未能真正以现实的现代化道路推进现代性的构建。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现代思想，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也为当时中国解决民族压迫、国家动荡、社会贫穷、人民困苦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性视域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开辟了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现代性构建的道路，不仅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解决了工业化的有效推进，而且以与时俱进的实践性品质，奠定了全球化时代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现代性构建的理论基础。

全盘西化论将中国现代性构建的路径，完全比照于西方社会，意图以西方制度和文化的“移植”，来实现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极端的全盘西化论，“他们以为中国文化乃至于‘中国的特征’，全是应受天演淘汰的腐败物，世界上没有罪恶便罢，假如是有，那中国文化就应是一切罪恶的总和。反之，西化都是进步的、创造的，天然能征服全世界，不许中国除外的，中国人如果不是妄人，那就应该无保留地全盘接受西化”[3]467。然而，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为标准的中国现代性构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本末倒置，进而以失败而告终的。从理论上讲，中国的现代性构建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土壤，西方现代性制度和文化一厢情愿的“移植”，一定会出现极大的“排异”反应，从而导致淮南之橘淮北成枳。从实践上讲，这种移植越是激进，越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如民国时期的议会政治便是如此，没有契约文化与理性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使议会政治变成了一幕幕闹剧。这样，不仅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工业化的推进未能有效地实现，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之政治解体与社会无序亦未能有效整合，全盘西化论因而陷入只开花不结果的尴尬境地。

而传统本位论看到了全盘西化的毛病，也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的问题，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亦有治疗之功效。正如张君劢所言：“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而所谓古今大思想家，即对此人生观问题，有所贡献者也。譬诸杨朱为我，墨子兼爱，而孔孟则折衷之者也。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4]38。然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抽象性，不可能开出现实的现代化道路，只陷入孤独书斋之中的冥想，不可能真正产生现实的效应。不仅如此，盲目的、非批判性的面对传统，也将使之成为一种僵化封闭的东西，成为中国现代性构建的阻滞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现代性”思想，它在中华民族遭受压迫、人民极度困苦的历史条件之下，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现实之“的”的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从而在更广阔的人类发展的历史性视域中，对“全盘西化论”与“传统本位论”给予了双向的批判。于是，它在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实现了对民众摆脱奴役和压迫的“启蒙”；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当家作主；并在资源匮乏、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集中财力有效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5]1430。这样，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之路，便在传统集体主义文化土壤上构建了新集体主义；在传统平均主义的文化土壤上构建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语境的变化，不仅新的历史实践呼唤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身，亦以其与时俱进的实践性品质，在全球化时代指引并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从而继续推进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构建。

三、民族与世界的双向批判：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时代性反思

全球化时代赋予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这个时代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构建，从而使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个不得不首当其冲必须思考的问题。刘国胜认为，民族与世界的双向批判是中国现代性构建在全球化时代的自我反思，只有通过这样的批判，才能扬弃两者之间抽象的知性对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现代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性理论构建，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从而融入全球化潮流之中，呈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内在于普遍性之现代性的同时，亦拥有自身特殊性的现代性特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经表明，“现代性并不唯西方所独有，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中，每一个民族在自身的历史活动中都可以走上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那个时代的现代性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就充分表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中国人民历史意识的觉醒，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不仅能从‘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企业’中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来，而且也能从‘资本主义精神’中创造出‘社会主义精神’来”[2]74。民族与世界只有相互融合，才能相互促进，狭隘抽象的民族主义与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只能形成两者之间的知性对立，并不利于民族与世界的彼此融合和相互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同时又必须有效地保持自身的民族性与独立性，才能真正健全自身，并发展自身。

全球化已是大势之所趋，资本、市场、科学、技术等要素的全球性流动，无疑推动了世界的巨大发展。然而，全球化本身却是一把“双刃利剑”，它在赋予后发现代化国家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溢出与全球布局。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之中，唯有促进民族与世界的相互融合，即在世界中坚持民族道路的特殊性，亦在民族中拥有世界眼光的普遍性，才能真正促使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和壮大。“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许多后发国家之所以长期陷入‘现代性的焦虑’之中，这并非他们远离全球化而遭受的‘心灵’痛苦，而是他们在面对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时，丧失了现代性的民族建构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所致”[2]140。中国若不能坚持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现代性构建，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与民族性，从本质上讲与拉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将没有什么区别，从而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6]311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与固步自封，任何拒绝全球化之开放性的行为都必然导致停滞和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6]78，只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6]4，“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259。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利用资本创造财富的同时，必须划定资本的边界，致力于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两种手段充分有效地结合起来，既重视‘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也重视‘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从根本上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我们不仅要重视‘计划’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而且也要反对西方理论家所妄想的自由竞争‘意识形态’”[2]209。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构建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进社会主义主体性的构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并将现代公共生活空间的构建内化于民众的社会精神之中，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奠定精神基础。因此，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实践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现代性之实践构建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形成了两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力量，从而在世界与哲学、社会与主体之间的双向扬弃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现代性构建之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进展。

刘国胜的《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其开阔的理论视野、严密的逻辑论证、隽永的文字书写，在双向批判的总体性视域中，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现代性构建之“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方法论基础；“传统”与“现代”双向扬弃的历史性动力；“民族”与“世界”相互融合的时代性反思。他不仅在理论的梳理和阐述中，澄清了中国现代性构建之理论和实践、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总体性辩证关系，更在中国现代性构建之实践探索的批判性回应中，雄辩地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所应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刘国胜．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

[4] 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赵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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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219(2017)05-0032-04

2017-01-05

刘 宇，男，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