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伟 宋明爽

“后发优势”视野下的中国式自主创新

□刘培伟 宋明爽

基于“后发优势/劣势”的争论，通过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分析，证明中国更倾向于“后发优势”理论。虽然国家近年来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在国家重视的尖端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对各创新主体的内生激励不足，致使其效果打了折扣。因此，亟待反思“后发优势”理论，重视“制度”对自主创新战略的基础性作用。

后发优势；后发劣势；自主创新；内生激励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两大经济学家杨小凯与林毅夫开始了一场关于“后发优势/劣势”之争。林毅夫认为，后发地位并不必然成为劣势，只要后发国家善于发现和利用比较优势，推出正确的发展战略，善用该地区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就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在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是说，后发国家因模仿而节省了创新成本，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反而成了其实现经济增长的优势。杨小凯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发国家就会将模仿而非创新作为灵丹妙药，迷信短期增长，从而采取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只要能够短时期见效的即可，从而导致发展的路径被锁定。而其结果就是，通过模仿而取得的短期经济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1]该争论可谓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所以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平衡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2]

本文通过国家战略和政策的文本分析证明中国更倾向于“后发优势”理论，走的是政府主导的技术模仿之路。虽然国家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但由于相对轻视了“对创新主体的内生激励”，致使该战略的效果打了折

扣。因此，亟待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充分反思，回归“创新”的经典理论，重视制度创新的基础性作用。

二、“创新”理论与中国式“自主创新”

1.经典“创新”理论及其主要流派

“创新”(innovation)一词，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该书中，他把创新界定为“执行新的组合”，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也即通过引进新的产品，引进新的技术，开辟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组织，最终实现新的市场价值。[3]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之后，分出了三个流派。新熊彼特学派坚持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主体，强调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与此不同，制度创新学派则看到了技术创新需要在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下才可能，也就是说，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该学派的理论依据是：因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社会制度，以提高个人收益时才会出现。国家创新系统学派在制度创新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了创新的环境因素，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和外部环境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国家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将所有可能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行为主体统合起来，保障创新发挥出最大效益。弗里曼通过对技术创新本质的分析，指出政策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国家创新系统对创新资源的集成能力、集聚效率和适应性效率 。[4]

不管是创新理论的开创者熊彼特，还是其后分化出的三个流派，都秉持了“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情”的理念。创新的动力源自于企业家对潜在利益的追逐，是其对现状的自觉变革过程，任何强制的行为只会产生服从和模仿。虽然这几个理论之间有分歧，但它们都是以激发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为原则。创新理论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势：对创新的内生条件的认识也越来越宏观和系统。

2.中国式“自主创新”

国外的学者认为创新原本就应该是自主的，因为发达国家在其优势领域的创新都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Independent Innovation)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与背景下的产物，更加强调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相对于别国的自主性。如“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指导方针所示：“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跨越，就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支撑发展，就是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引领未来，就是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5]

自上世纪60年代苏联撤走专家实践后，中国走上“自力更生”搞科技的道路，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邓小平时代。虽然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实施了“市场换技术”，然而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认识到关键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于是开始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1995年，中央做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部署。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到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科技实力和基础，具备相当的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6]

随着国际竞争中科技要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的日益突出，尤其是中国国情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后，依靠资本投入和廉价劳动力实现增长的路径难以持续，而且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发展模式亟需转型。也正是在此时，中央开始谋划将“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把原有的“创新”理论完善和具体化成为“自主创新”，强调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7]在随后的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明确指出“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明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是一条“既要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遵循科技规律，又要紧密结合国情和国家战略需求，选择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8]秉承此次会议的精神，党的十七大把科技进步与创新摆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9]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将自主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纵观习近平关于自主创新的系列讲话，可以发现其反复强调的几点：(1)基于核心科技的国家自主性：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为了国家自主，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为我所用，“要积极开展对外技术交流，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10](2)重视顶层设计。“我们要做好顶层设计，要以世界眼光搞顶层设计。要研究和找准世界科技发展的背景、发展的趋势，以及中国的现状、中国应走的路径，把需要与现实能力统筹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长远目标与近期工作结合，这样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11](3)始终重视比较优势的取得。“我们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既要重视不掉队问题，也要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同时，要研究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战略清醒，避免盲目性，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亦步亦趋。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12]“我们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到二〇五〇年都不可能赶上的核心技术领域，要研究“非对称”性赶超措施，在国际上，没有核心技术的优势就没有政治上的强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要下大功夫。军事上也是如此”。[13]

由上可见，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创新”的认识是根据其所处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这非常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治理的特色：避免任何确定性模式，随情境变化积极主动地调整和界定行动目标，并采取所有可能的策略来实现。这一点使其不同于西方那种基于制度连贯性和程序稳定性，致力于营造一种被各方能够预期的稳定的环境的政策风格。[14]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国家”为单位考虑和分析问题，以增强中国国家实力，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为着眼点。毛泽东时代的“自力更生”是为了摆脱对外国的依附，当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后，就开始建构在国际局势中的主导权和优势。所以，即使在“自主创新”中，“自主”相较于“创新”更得到强调和重视，创新是为国家的自主(主动权)而服务，而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

第二，注重在“与别国的比较”中决定本国的战略任务。只要能占优势，无论何种策略都会采纳。从一开始依赖苏联援助，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以“市场换技术”，其秉承的理念都是“只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即可”。在技术模仿之路不再行得通，且内部危机越来越严重时，开始强调自主创新。

第三，相对制度建设来说，更重视形势分析和时机找寻。这非常类似于林毅夫说的政府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比较优势。

三、中国式“自主创新”的效果分析

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在“自主创新”的效果上充分地得到了显示：一方面，国家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传统，在国家重视的关键领域、核心科技方面，确实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5]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海洋科考、大口径射电望远镜、超级计算机、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移动通信、量子通信、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第四代核电高温气冷堆、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高铁、新能源汽车、特高压输变电技术、风能和光伏关键部件和设计制造技术、“数控一代”应用示范工程等战略性重点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突破性成果。

另一方面，微观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得以创新的制度环境尚不够充分。在此我们以权威的全国工商联和人民日报的调查数据来证明。2006年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研显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不仅在一般的行业准入、信贷、税收政策等方面仍然处于不平等地位，而且在国家的科技资金投入、科技成果评价和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也处于不平等地位。这大大地压抑了民营和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明显降低了国家科技投入的效率与效益。[16]2011年工商联的调查显示：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还不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融资问题，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用地成本导致企业的经营性成本不断上升。[17]

虽然自2014年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政府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推出了许多措施，民营企业承认其自主创新因为环境的改善而相对以前有了不少发展，但与其自身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与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贡献不成正比。今天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反映影响其创业和创新的主要因素仍然集中在：融资难、税负重和制度成本高。2017年，《人民日报》记者对全国121家企业的创新情况的调查显示：接近69%的企业家都说我们企业的各项成本太高了，至许多企业家普遍说：“开厂不如炒房”，大家都说，一年辛辛苦苦雇千把号人，到年底赚得钱还不如买套房子赚得多。有企业家感慨，开一间厂子，审批难、贷款难、拿地难、招人难、赢利难、回款难，处处为难，真不如炒房子省事儿、来钱快。“我们会执著于实业，但炒房赚钱快真的打击大家的积极性。”一些企业家表示，企业固守原有产业，并不是不想突破，而是担心贸然行动会“死得更快”。“一眼望去能赚钱的领域，等你跑过去时可能早就挤满人、没得赚了。”[18]

四、重视制度对创新主体的内生激励作用

最近十几年来，不论是国家还是区域地方政府，对创新资金的投入越来越多，创新主体也从单一的政府转为企业、科研院所，以至到最近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研发投入的漏损严重，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19]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创新总是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为什么中国科技产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是综合创新能力却不高，自主创新的质量不高？如何使政府自主创新战略执行到位，落到实处？

通过前面对西方“创新”理论的梳理，我们知道创新的本质就是通过提高企业接触知识的能力、改善管理能力来提高企业的创新机会，从而拓展创新的机会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入并没有使创新活动产生较好效果的原因，就是创新制度不能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动力。正如北京大学张静教授精辟指出的：“制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规定'，而是对社会各种行为正当性的确定体系：它应实际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它包含着一系列人们熟悉、效法乃至认同的基本原则。有一些制度只是反映单方面意愿的‘规定’，它没有惩罚，或可有可无，或虽有惩罚‘规定’但因实施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这样的‘制度’起不到社会规则的作用。[20]有研究指出：只要尚有密集使用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空间，就没有动力关注投资更大、风险更高的自主创新。[21]

就当前的自主创新政策而言，从制定、执行到监督、评估，基本都是各级政府在主导，与自主创新的各微观主体难以发生内在的实质性关联，所以很容易使这些本意是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异化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各微观主体很难对政策做出有效的预期与反应：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没有必要对这些政策做出灵敏反应，而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则无力使政策相应地变为内生安排。比如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银行贷款仍然是企业自主创新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微观经济主体难以通过股票、债券、风投来获得自主创新融资。这样，支持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就成为一种外生制度安排，这当然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22]

就管理体制层面，无论是创新战略的制定，还是科技资金的投入与分配，都是政府自上而下决定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一般是看方向、立计划、定项目、找对象、下任务、分资金、搞研发、后评估。通俗点讲就是，“先相马，再养马，后赛马”。[23]由于是部门主导、机构分资金、单位争项目、有钱就办事，所以不可避免设租寻租，重开发轻应用，财政投入效率低下。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彼此并不是在市场上的竞争，而是以中央部委的指标棒为竞争参照。在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下，许多“自主”“自发”的创新必然被压制。不仅如此，这种制度还诱导各创新主体(企业)将精力全部放在向政府索取政策和资金，而非根据市场需要自由组合市场要素，自主创新。地方政府也不会结合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制度创新，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研究、重复建设，从而形成虽然创新投入很多但不见成效，甚至投入越多、浪费越严重的现象。这充分验证了杨小凯关于大一统的制度下所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差得多的论断。

综上所述，我们不但要看到中国在自主创新上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要正视和重视潜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从特定时期和重点领域上部署创新工作，更要将创新工作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一高度，从长远认识创新；不仅要在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上引领，更要重视社会每个主体所迸发的创新力。这都需要我们首先更新对创新的理解：从狭隘的技术创新(特别是政府指定的尖端领域)视角，投向更宽广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视角，回归“创新”的本质：激励各微观主体为获取利润而对市场要素的自主、自由地重组。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硬化各级政府权力约束，迫使其创新管理和组织制度，完善要素市场和要素定价机制，让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家都有意愿、有能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创新扩散，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切实将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落到实处。

[1] 杨小凯.后发劣势[J].新财经，2004(8),

[2] 21世纪经济报道[N].2004-7-12.

[3]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3-74.

[4] 弗里曼.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88.

[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 /politics.people.com.cn,2012-11-9.

[6]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5 -56.

[7]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http://news.xinhua.com,2005-10-11.

[8] 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http: / /politics.people.com.cn,2006-01-09.

[9]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 /politics.people.com.cn,2007-10-15.

[10] 习近平. 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8/c1001-28156352.html,2013-3-4.

[11] 习近平. 听取科技部汇报时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8/c1001-28156352.html,2013-8-21.

[12] 习近平.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8/c1001-28156352.html,2014-8-18.

[13] 习近平. 听取科技部汇报时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8/c1001-28156352.html,2013-8-21.

[14]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

[15] 邱海平.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辉煌成就和经验.http://theory.gmw.cn/2017-09/22/content_26284648.htm,2017-9-22.

[16] 黄孟复.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调查[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16.

[17] 搜狐财经，http://business.sohu.com/20110721/n314049873.shtml，2012-11-23.

[18] 杨佳,王栋. 人民日报调查企业创新情况：这6项政策不改不行.http://news.haiwainet.cn/n/2017/0424/c3541083-30877964.html，2017-04-24.

[19] 刘军民.科研经费乱与治[N].上海经济评论.2013 -10-22.

[20]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6.

[21] 高帆.什么粘住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翅膀[J].当代经济科学,2008,(2).

[22] 张红.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5).

[23] 黄孟复.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调查[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16.

F124.3

A

1008-8091(2016)04-0138-05

2016-10-2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自主、激励与创新：基于山东省自主创新的分析》(10CJGZ3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不确定性及其应对》(12YJC630123)。

刘培伟(1977- )，山东农业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硕士导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创新，国家治理过程；宋明爽(1960- )，山东农业大学行政管理系教授，硕士导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