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锦, 张 斌(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际遇分析

何思锦, 张 斌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阐述了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的内涵,分析了当前社会治理在运用大数据方面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机遇,指出了有效运用大数据以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路径。

大数据; 社会治理; 公众参与; 际遇

大数据给人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带来了深刻变革,加强对大数据的开发和运用对于更新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提升治理绩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1]。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思维以及决策方式。

一、 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的内涵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给社会治理方面更多千载难逢的机遇,大数据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人们也是越来越依赖这些数据信息,因此数据信息对人们的影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尤其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治理而言,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到来,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思想和硬件设施方面都还没有做足相应的准备,需要认清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并且积极应对。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内涵由原来的以政府为主体逐渐转变为由政府与群众等各社会阶层所构成的,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以及信息技术等各种非正式手段,公开透明地向群众“直播”包括协商、咨询和常规选举在内的民主治理模式,真正做到了公正与民主。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2]。”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发展为“社会治理”,适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期待,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3]。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进行了界定,更加强调治理格局中的多方参与协调。

由此可见,①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符合社会大众的需要,而不是政府“自作主张”。这就要求政府在做最终的决定之前必须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以确保社会治理的最终结果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②除了政府,每个非执政党,每个团体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社会治理不再是政府“只手遮天”,而是人民大众提出各自的意见与建议,政府负责统筹安排。③社会治理的主导者由政府变为人民群众,政府应该协调好各基层组织的关系,顾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定出最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同时又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决策。④社会治理离不开法律的保障,政府应该加强立法,确保社会治理活动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下进行,只有在法律的保护下,人民才是自由的,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国家富强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社会稳定,国家治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立足于社会、落实于社会的。因此,大数据时代下对社会治理具有极高的要求。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社会治理首先要有法律的保障,这就要求社会各界在社会治理的时候做到规范化、制度化、严格化,只有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所做的决策才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其次,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改以往政府“一手遮天”为政群协作。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就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政府应该善于听取社会各阶级尤其是人民群众的意见,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再次,社会治理要与时俱进,不同时期不同时代背景,人民的需求不同,社会治理理念也应该有所改善。在大数据时代来临之际,治理能力是关键,应该认清形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做出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安康、人民幸福的决策。

二、 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分析

社会治理分享大数据时代便利的同时也忍受着信息量巨大、真假难辨、信息不安全等一系列弊端,及其给社会治理实践带来相应的困难。

1. 大数据意识低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当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然而,要想实现以大数据分析为重要依据的社会治理模式,就必须要加强社会治理大数据意识的形成。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人民。要想服务好人民群众关键在于了解人民群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常以道德代替法律进行社会治理,这往往导致人们无法明确区分相应的界限,造成某些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缺乏明确有效的数据支持,出现“治理不足”的问题。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社会治理大数据的意识较低,“重管理、轻服务”,“重局部、轻全面”,“重政府、轻社会”[4],这些都是社会治理大数据意识缺乏的表现。如果不加以重视,缺乏社会治理大数据意识,继续以经验为原则而非“数据说话”来进行社会治理,那么将会导致治理低效,进而造成社会治理群众基础的削弱。

2. 数据利用率不高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数据量丰富,发展不均衡加之数据处理相关软硬件设施不齐,社会治理数据的利用率不高成为制约社会治理决策的因素之一。主要表现为相关人才的缺失,数据处理能力的缺乏,以及据此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不足。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对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除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技术型公司外,其他领域仍处于摸索探究阶段。目前,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缺乏对有效信息的筛选和过滤,如果每个部门在进行数据采集时,都要在数据库中进行筛选,这势必导致重复劳动以及效率低下。数据并非只能说明某一时点的状况,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主体部门大多只关注数据的时效性,而没有对此进行深度挖掘以预测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这也会导致数据的重复采集,浪费人力物力。

3. 数据收集不足,处理能力弱导致决策失衡

大数据具有数据量大,速度快等特点,面对日积月累的各种数据信息,缺乏足够的经验与技术支持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迅猛到来使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人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也多种多样,除了以往的上访、写信、打电话、发邮件等一对一的形式外,网络论坛、微信群、留言板等的出现,将群众的意见以光速向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开放。而面对这一问题,政府相应的软硬件设施还不完善,相关的数据采集工作存在不足,不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群众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的可靠性。

目前,我国对于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主要靠经验的感性判断,或者是理论上的逻辑推理,缺乏数据支持和相应的系统分析,在当今变幻莫测的社会形势下,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治理出现偏差,有可能引起一部分人民群众的不满[5]。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的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不能有效的将信息分类,这必然会导致无法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缺乏具有相应数据分析能力的人才,人才的缺失也是导致上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4. 数据传递不畅,共享障碍多导致部门失调

社会治理要面向社会不同阶层,这就要求各相关治理部门之间要加强联系,确保信息的传递和共享不受外界阻碍,但是目前相关治理在大数据共享方面做得并不到位。首先,各部门缺乏数据共享理念,社会治理的相关数据综合利用率低下,导致人民群众办事难,往往要办成一件事需要走访多个部门,极大地降低了办事效率。其次,各部门缺乏共享机制的责任主体。再次,社会治理数据的共享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由于国家暂未出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关于社会治理机制的统一标准与规范,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共享也因此缺乏明确的操作规范。最后,财政预算的不合理分配也是阻碍社会治理大数据共享的主要原因。

5. 数据管理不善,法治不全导致治理失误

大数据时代下,我国社会治理数据量极大,这就将如何完善数据管理,健全大数据管理法制化推向前沿。如今,人们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数据,如果大量的数据信息管理不当,造成数据泄露,这都会成为大数据时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法律纠纷的导火索。目前,我国社会治理数据管理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信息的保密问题,这不仅仅是国家的信息安全问题,还包含着商业机密与个人隐私;当人们习惯于垃圾短信的骚扰时,却没有意识到个人信息已经被泄露,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如果社会治理数据的管理无法保证信息的私密性,这将极大地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安全,严重时有可能引起社会的动荡。第二是信息的合理公开问题,政府部门应该及时向群众公布相应的数据信息,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并且认真聆听群众的呼声,为今后社会治理做出更好的决策。第三是数据的有效监管问题,尤其是网络数据。由于网络具有传播快、范围广的特点,一旦有不实的负面消息在网络上传播,其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要加强数据的监管力度,争取将这些谣言扼杀在摇篮中,从源头上减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三、 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机遇

大数据时代带给社会治理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牢牢把握时代脉搏,正确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所带给人们的影响,才能够趋利避害,利用好大数据这把双刃剑[6]。

1. 促进社会治理体制从碎片化到网络化的转变

社会治理的碎片化主要表现在各政府部门各行其道,相互间缺乏沟通,职能存在交叉和重叠,各部门通常只注重本部门的数据信息,各自为政,信息不对称,导致社会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降低,群众有了问题却找不到相应的解决部门。社会治理网络化是指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与群众的合作,共享资源和信息,最终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过程。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转变难困境。

大数据时代,数据所具有的大量、多样、高速、价值大等特点促进了社会治理体制的网络化进程,各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协作,完善数据资源共享;根据共享得到的数据信息中提取本部门有用的资源,有效避免的多部门因职能交叉而做“无用功”;社会治理的各部门各司其职又资源共享,这将极大地降低各部门在数据采集、处理和应用中的成本,节约社会资源,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信息也将成为公共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政府部门间的数据信息资源共享以及合理公开迫在眉睫,这将有助于提高相关数据信息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社会治理的效率提高,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体制从碎片化向网络化的转变。

2. 促进社会治理方法从以有限个案为基础到“用数据说话”的转变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偏概全或者通过经验推测演绎的思维定式,显然,这已经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下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诚然,通过个别人的需求来预测整个社会的需求,将部分地区的社会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效用。但是个体间既具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就其长期发展来看,个别毕竟不能代表全部,个人的需求不能全权代表社会需求,一个地方的治理经验往往不一定适宜全国,社会治理中同样不能忘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社会治理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坚持每项决策“用数据说话”。随着技术的发展,数据的采集与分析能力将得到极大提高,各种相应的大数据技术也不断推陈出新,对社会治理的数据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其分析结果也越来越精准,相应的社会治理决策可信度也将越来越高。首先,应该加大培养政府部门的大数据意识,意识决定行为,有了这样的意识,政府部门在进行社会治理时才会高度重视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其次,应该在保证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同时逐步开放相关社会治理数据,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同时加强各政府部门的数据共享,提高办事效率。最后,在进行最终决策时应严格依据数据,真正做到用数据说话。

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国“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是像他们这样的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曲折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3. 促进社会治理模式从静态治理到动态治理的转变

社会的静态治理指基于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标所开展的社会治理实践活动;社会的动态治理则指政府为实现国家的长远利益而持续调整它的公共政策和项目,以及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做出一定形式改变的治理方式。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加强了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原本的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的静态社会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急需寻求一种既可以维护社会稳定又可以加速经济发展的动态社会治理模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这些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在大数据时代,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据来表示,社会关系也不例外,而且大数据时代下,数据更新速度极快,这一方面加快了时代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这些时时更新的数据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有利于政府部门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及时了解数据变动情况以及变动趋势,更好地为社会治理提出合理有效的决策。对于社会治理的承担者----各级政府部门而言,如何在大数据时代顺利完成社会治理模式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尤为关键。首先,对目前采集到的真实有效的数据进行合理预测。其次,针对不断更新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认真分析其变化原因及趋势,在之前已经做出预测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修改。最后,全面建设社会治理的预警系统、评估系统以及问题处理系统,健全社会治理动态模式,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由静态治理向动态治理的转变。

4. 促进社会治理方式从简单粗放到科学决策的转变,提高社会治理效率

目前我国对于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主要靠经验的感性判断,或者是理论上的逻辑推理,缺乏数据支持和相应的系统分析,如何协调各方面利益矛盾,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成为摆在社会治理面前的迫切问题,而社会治理方式的科学化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突破口。

大数据时代,数据是一切决策的支撑。首先,各职能部门应该具有从海量数据信息中提取有用资源的敏感度,将其中有效数据加以归类,在明确各职能单位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将归类的数据分配给相应的职能部门,供其据此加强自己的本职工作。其次,要密切关注数据上的微观变化,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相关数据的综合分析能力,通过数据的变化从中发现群众需求的变化,并针对群众的需求做出相应的政策决定;同时群众对于政策的满意度也会在数据中有所反映,这有助于决策部门及时准确地把握民情。最后,要协调相关机构设置,走专业化精细化道路,对数据实行网络化管理,以保障输出数据的精准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大数据为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社会治理的最新动态提供了数据支持,使承担社会治理的政府机关和民间组织能够准确地获知相关信息的变动趋势,使所做出的决策更加具有前瞻性,从而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

四、 大数据时代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路径展望

大数据时代下,必须探索出一条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道路,这就要求国家以及相应的政府部门及时转变社会治理观念,提高社会治理大数据意识,加强大数据时代相应的技术人才的培养,运用科学的手段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决策,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的发展。

1.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变革

人们常说,敢想才能敢做,这并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说明思维观念对于行为活动的重要性。要想利用大数据时代做好社会治理,必须首先从思想上转变以往旧的社会治理观念,抛弃以往的治理经验,以全新的理念应对新时期的社会问题。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不再是以往纵向的、自上而下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管理模式,而应该是横向的、大众参与的、以预防为主并且可以合理规划未来的一种治理模式。显然后者是一种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同时,也会是一种受群众欢迎的社会治理模式,后者的优势在于其可靠的数据信息来源,科学的数据分析能力,庞大的数据共享体系以及雄厚的社会治理参与人数,这些都要比政府“只手遮天”更加有利于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并且更得人心,有利于社会稳定,人民团结。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理念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众参与理念的加强。所谓公众参与,即公众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情况。社会治理决策的制定离不开公众的有效参与,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加强公众参与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群众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开讨论,评价当前社会治理决策的优势与不足;相关政府部门也可以参与其中,认真聆听群众的意见,对于群众不满的决策加以解释或者尽快改进。如今,政府开放了大量公众平台,群众可以在里面畅所欲言,避免了以往上访时的尴尬与担忧。一项新的政策出台,会在平台上公告,同时配有专家的解读,公众可以在平台上自由的讨论并发表各自看法。这样的平台将人民群众与政府决策部门紧密联系起来,让公众真正感受到自己参与了社会治理决策之中。反过来,对政策制定的认识和理解加深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公众参与决策的热情。二是对公共决策理念的加深。公共决策不仅仅是公众对于社会治理决策的参与度,还包括政府部门决策时所依据的公众实证案例。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决策不再是依靠经验,而是要注重公民的实际需要,时刻关注相关案例,适应社会发展的决策离不开公众的支持,同样,也离不开相关数据信息的支撑。治理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人民团结的社会,这就要求相关决策部门能够想群众所想,真正做到为百姓谋福利。要想做到这点,必须时刻关注群众的根本利益,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放在心上,以数据信息驱动决策的科学性。三是提前预警理念的深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危机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潜藏的多处矛盾被触发而导致的。大数据时代,要想解决这一危机,必须做好数据监管。一方面加强数据输入系统的监管,有效遏制负面信息的流入,将社会不安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加强对数据输出的监测,在确保国家机密不被泄露的情况下,适当开放相关数据信息,以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做好数据监测,可以提早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减少社会危机的爆发,为社会稳定保驾护航。

2.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

在转变传统的社会治理理念的同时,政府职能部门应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特点和优势,改革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效率。

(1) 加强舆情搜集分析,严惩网络违法行为。舆情是人民群众对于各种社会现象与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是社会意识的 “风向标”,大数据为政府搜集信息并作出正确的判断提供了技术支持。网络的普及,微博、论坛以及留言板应运而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借助于此,可以更加方便的获取第一手的数据,利用这些不加修饰,反映大众真实想法的资源,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社会现状,进而作出更有针对性的决策。

静态的、间断式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发展要求,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往往是在问题发生后才能采取解决措施[7]。大数据时代,应该做到“先发制人”,采取动态的社会治理模式,在问题发生之前,就能够从舆情中发现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监管,从源头解决问题。

但是,虚拟的网络世界鱼龙混杂,其中难免混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这就依赖于对大数据的监管。在网络给我们带来巨大便捷的同时,也催生了许多以此为依托的违法犯罪行为,利用网络电信等手段进行诈骗就是其中罄竹难书的一项。前不久,南京邮电大学2016级新生徐玉玉,就因电信诈骗,被骗走了9900元的学费并因此郁结于心,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人们在痛心的同时,应该关注大数据的监管,在数据共享的同时确保个人信息不外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利用大数据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严惩不贷。

如今推行的网络实名制,为大数据的监管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网络诈骗提供了追本溯源的渠道。同时,各部门要完善相关立法,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和引导人们文明上网,并合法使用网络信息,对于个人的私人信息加强监管,不随意外泄,从根源上杜绝网络违法行为。

(2) 提高数据利用率,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我国人口基数大,数据量丰富,要想提高数据利用率,首先,要从巨大的数据库中确定有用信息与无效信息,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巨大,如果不将无效信息加以过滤,这无疑增加了社会治理工作者的工作量。其次,要将筛选出来的有用信息分等级,管理学家科维提出了一个时间管理理论,即将工作根据重要与紧急程度分为紧急重要的工作、重要但不紧急的工作、紧急但不重要的工作和不紧急也不重要的工作,以此来分清工作重点,提高工作效率。在大数据时代,人们也可将有效的数据信息进行分类:及时重要的数据、及时但不重要的数据、重要但不及时的数据以及不重要也不及时的数据。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不重要和不及时并非无效数据,有些数据可能不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但作为历史数据又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将有效的数据信息分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社会治理工作者分清重点,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就是将确定的及时重要的数据认真分析,最终得出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

(3) 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积极引导公民合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社会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数据。一方面,制定者们可以主动利用大数据的各类工具搜集数据信息,更加准确地把握社会形势,使得政策的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制定者要积极接收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组织有想法的群众或集体参与政策讨论,提出来自基层的利益诉求,使得政策的制定更加“亲民”[8]。目前一项社会治理政策的出台通常会有 “听证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决策与民意诉求之间的关系。大数据时代,争取要将政策制定更加基层化,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深入群众,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如今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主要依靠的是以往已经成型的、结构化的数据展开研究,这样的数据较为陈旧且缺乏针对性。现代社会是一个较为复杂且多变的系统,其数据信息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搜集到的数据需要经过科学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这就少不了坚实的科学技术支持,因此如何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复杂的数据分析中,这是大数据社会治理中的一条新路径。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被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决策者,虽然在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作用明显,但不可否认仍存在许多问题[9]。一方面,来自人民群众的最真实的呼声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传达到权力上层,有的甚至在中途就被阻隔;这样就会使数据搜集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打折,导致政府决策缺乏科学依据,做出的决策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根本问题,最终恶性循环,群众基础受到动摇。另一方面,即使各部门掌握了真实有效的原始数据并且及时向上级反馈,但由于数据传递渠道不畅,这些宝贵的数据无法在各部门间共享,这样会导致决策者各自为政或者重复采集数据,劳民伤财。

因此,决策部门应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应用现有的科学技术,确保信息采集的客观性,存储的保密性,传递的流畅性,处理的即时性以及利用的高效性,从而促进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有效,确保决策的可持续性[10]。

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的是政府以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为主要决策依据,而大数据时代可以为决策提供正确、完整、有效的数据信息,一改往日决策缺乏可靠数据,仅凭借经验治理社会的管理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以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大、具有多样性、传递速度快、信息价值高等特点为依托的,实行一种高效率、低成本、顺民意的社会治理体制。

[ 1 ] 曾小锋,高旭,唐莲英. 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6(1):48-52.

[ 2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 求是杂志, 2013(22):3-18.

[ 3 ] 丁元竹.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N]. 南京日报, 2013-12-03(A0).

[ 4 ] 潘华.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对策[J]. 宏观经济管理, 2014(11):34-36.

[ 5 ] 刘佳.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困境与创新发展路径[J]. 学术探索, 2015(4):77-84.

[ 6 ] 潘华.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机遇[N]. 人民论坛网, 2014-08-23(B07).

[ 7 ] 魏艳.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策略[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5(22):179-180.

[ 8 ] 刘宝臣. 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及应对:基于社会冲突与合作行为的分析[J].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5(2):66-69.

[ 9 ] 郭昕,孟晔. 大数据的力量[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10] 潘华.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四大机遇[J]. 领导决策信息, 2014(34):14.

【责任编辑 曹一萍】

Social Governance Opportunity in Big Data Era

HeSijin,ZhangBi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s expounded. The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current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use of large data are analyzed. The path of effective use of big data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pointed out.

big data; social governance; public engagement; opportunity

2017-01-11

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5A229);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ACYC2016263)。

何思锦(1991-),女,江苏南京人,安徽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2095-5464(2017)03-03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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