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柏，陈银忠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重庆 430031)

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比较研究

杨 柏，陈银忠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重庆 430031)

在全球产业结构经历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本文采集2005-2014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企业的投入和产出数据，以企业作为决策单元，运用CCR模型测算这些国家制造业的技术效率，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制造业效率均较低，中国制造业效率相对而言低于大部分东盟国家；采用BCC模型进一步对制造业效率进行分解，结果发现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制造业效率不足的主因。最后，从转变发展方式、加强双方合作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的相应对策。

制造业效率；中国；东盟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导致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应对竞争，世界各国开始对其产业结构进行深度调整，从而掀起了新一轮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热潮。中国作为目前全球制造业产值第一的国家，其制造业发展一直受高投入低产出、资源浪费和竞争力低下等问题的困扰，提高制造业效率对中国制造业顺利向中高端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东盟国家作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国，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较低，为增强国际竞争力，也迫切需要制造业发展提质增效。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增长方式加快向集约化方向发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是这些国家政府管理当局亟待解决的重要产业发展战略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

二、相关文献回顾

技术效率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转化效率。自Farrell(1957)首次在经济学文献中提出技术效率概念以后[1]，已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工业和农业等部门的生产效率。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一国(地区)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也是衡量一国(地区)国际竞争力及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重要指标。因此，关于制造业效率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等研究自然就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并取得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Lee等(1998)利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法对韩国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进行了测度[2]。Driffie等(2001)考察FDI对英国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3]。Kim等(2002)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分析了美国公共部门资本数量与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共部门资本数量在不同年份和不同地区的差异是导致制造业技术效率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4]。Raab等(2006)采用DEA方法测算了美国50个州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效率[5]。Margono等(2006)利用随机前沿方法对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发现行业和企业规模等是技术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6]。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劳动力、环境和资源等要素的约束日益突出，导致“中国制造”面临着与日俱增的转型升级压力。因此，关于如何提升中国制造业效率的研究逐渐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按照使用数据的类型梳理后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利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Jefferson等(2000)研究了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效率的变化情况，认为1980-1991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适度增长，但1992-1996年则持续下降[7]。姚洋等(2001)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因素进行检验，发现企业的所有制、规模和所在区域等因素对企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性的影响[8]。Jefferson等(2003)利用中国1994-1999年22000家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企业所有制与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比重越高，企业生产效率越低，进而认为中国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改革是成功的[9]。涂正革等(2005)运用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995-2002年企业数据，研究37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发现技术进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技术效率的滞后发展严重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0]。赵永亮等(2007)收集中国2001-2004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技术的成本函数，考察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率，实证检验技术效率的相对缺乏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非效率的主要因素[11]。李丹等(2008)比较了制造业行业中内、外资企业在1999-2005年的相对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12]。唐洋等(2014)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分别研究债务总体水平、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结构等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总体水平、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的提升会降低企业绩效[13]。丁一兵等(2015)运用DEA-Tobit两步法分别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结果表明美国当年的企业社会效率对企业效率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中国社会效率对企业效率的正面影响具有滞后性[14]。

另一类是采用行业加总数据。郑京海等(2002)运用DEA方法测度了机械、纺织、轻工业和重工业四个行业生产率在1980-1994年的动态变化特征，发现在此期间四个行业的生产率几乎都在增长，但纺织业出现四年的生产率下降[15]。原鹏飞(2005)对1996-2003年制造业生产效率研究后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16]。李春顶(2009)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认为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增长较为均衡，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贡献远大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17]。陈静等(2010)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方法测算了制造业28个行业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18]。石磊等(2011)采用DEA方法对2004-2008年上海市制造业35个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19]。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基于DEA视角并采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对制造业效率展开研究的文献还相对匮乏，基于国家层面对制造业效率进行对比研究的文献也比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是对制造业效率探讨的丰富，相关的分析结论也可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提供学理上的有力支撑。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ment Analysis，DEA)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等人在“相对效率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系统评价方法。由于事先不需要设定投入与产出的函数关系，因此该方法可有效避免函数设定偏误的问题。经典的DEA模型是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等提出来的[20]，也被称为CCR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变量为Xi=(xi1,…,xim)′，产出变量为Yi=(yi1,…,yis)′，且Xi>0、Yi>0，则决策单元0的技术效率TE0可表示为：

(1)

因此，式(1)可转化成如下的线性规划问题：

(2)

(二)数据说明

DEA方法是基于投入产出的视角对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因此，为便于采用DEA方法测度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我们需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变量。在此，借鉴已有的研究文献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决策单元，选择其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上市公司的产出变量。另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来说，固定资产、人工成本和原材料是其主要的投入要素，因而选取这三个投入要素作为公司的投入变量，数据的选取时间为2005-2014年。根据中国2011年执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的分类，我们将13-43大类划分为制造业。文中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BvD的亚太企业数据库。剔除相关数据不完整的上市公司后，共计得到有效的公司1506家。其中，中国204家，新加坡376家，印度尼西亚242家，泰国328家，马来西亚196家，菲律宾64家。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采用DEA方法进行效率评价时有两种估计方法：一种是投入主导型；另一种是产出主导型。在此，参考相关研究文献的做法，我们选择投入主导型的估计方法。

1.采用CCR模型估计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14年的技术效率，接着以各个国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均值来表示这些国家制造业的效率，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均较低。在考察期间，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效率最高(但也仅为0.112)，而马来西亚最低(为0.045)。除印度尼西亚外，泰国制造业效率位居第二，而中国制造业效率则仅略高于马来西亚并排名倒数第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通过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生产技术，部分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逐步增强(如装备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已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且产业结构也渐渐得到优化。但与东盟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业效率依然偏低，且近年来不仅未有实质性的提高，反而显现持续恶化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使制造业企业的生存空间逐步恶化，转型升级的压力日趋增大。但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生产成本上升的速度大于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时，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必然会下降。

从时间序列数据来看，2007年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均经历了一波下降的过程，但2010年后出现过短暂的恢复性提升阶段。其中，2013年中国、泰国和菲律宾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效率均已超过2007年的效率，但在2014年则出现大幅的下滑，表明这些国家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具有潜在的脆弱性，难以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具体的原因可能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全球经济的恢复发展远低于预期且充满变数，致使世界经济发展动荡加剧。为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世界各国开始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深度调整，以提升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德国和美国为首的欧美先进制造业国家开始加快抢占国际高端制造市场的步伐，在美国提出“再工业化”的产业发展规划后，德国也于2013年正式推出“工业4.0”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面对日益白热化的国际市场竞争，对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业来说，受制于较弱的国际竞争力，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必然对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冲击。近年来，这些国家制造业效率的持续下降应是国际产业结构深度变革带来的冲击的一个有力例证。

表1 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

2.采用BCC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表2为纯技术效率，表3为规模效率)。

从表2来看，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也比较低。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仍是最高的，但其发展并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0.238，但2014年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2013年的0.160降至2014年的0.066，下降幅度高达58.75%。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效率较低，但纯技术效率则在这些国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印度尼西亚)，且近年来均保持相对稳定。2014年，即使在其他国家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纯技术效率下降的幅度最小(仅下降了10.79%)。较低的纯技术效率表明：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迫切需要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由于前期过度强调需求侧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中国产能规模快速扩大，并在2012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产值国。但随着世界经济恢复发展远低于预期，外需的持续不景气使中国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为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发展，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发展，中国开始大力淘汰落后产能，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于2010年10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中国未来将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据统计，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率超过10%，并已逐渐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该研究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推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效应正逐渐凸显。除以上两个国家外，其他国家的纯技术效率也都很低，而马来西亚是最低的(在考察期间年均为0.071)，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为0.093)。

表2 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

从表3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的规模效率均较高且基本保持稳定(除2014年外)，表明这些国家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主要还是依靠规模的扩张来实现的。相较而言，泰国制造业的规模效率最高，在2012和2013年规模效率均超过0.90。印度尼西亚的规模效率在考察期间一半的年份均超过0.80。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效率是最低的，最大值是2013年的0.734(但仍未达到0.80)。虽然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能，但规模的低效率阻碍了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2014年的规模效率相较于2013年及以前年份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平均降幅高达66.87%)，表明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通过简单的规模扩大来提升制造业的效率已难以奏效了。另外，中国制造业规模效率的降幅是这些国家中最大的(达到74.39%)，除国际竞争加剧这个因素外，产能过剩是导致中国近年来制造业规模效率大幅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第一，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均较低；第二，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第三，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仍处于依靠简单的规模扩张来实现的阶段，2014年这些国家制造业效率的大幅下滑根源于规模效率的大幅下降所致。因此，在当前国际产业结构正经历深刻调整的背景下，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依靠简单的规模扩张来提升效率的路径已明显不符合当前制造业发展的形势，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的重点应转向纯技术效率的发展上。

表3 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的规模效率

五、结 语

基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本文利用CCR模型测算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均较低，中国制造业效率仅高于马来西亚，位居倒数第二；利用BCC模型进一步将制造业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也较低，反映这些国家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充分利用等亟需得到改进，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纯技术效率相对较高并位居第二(除印度尼西外)。由于规模效率相对较高，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规模推动型特征，但随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依靠规模扩张来提升效率的发展模式已不符合当前的产业发展形势。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为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效率、促进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我们可得到如下的几点管理启示。第一，应转变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加快集约化方向转变，即从依靠简单的规模扩张转向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在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同时，重视员工的素质、技能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增强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改进的能力，充分发挥新技术的效率。第二，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有利时机，利用各自在制造业领域内的优势互补，积极加强合作。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中国制造业取得快速发展，目前部分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已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装备制造业等)。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制造业产业集群已基本形成。其中，新加坡已形成电子、化工和生物科学、替代性能源、纳米技术等新型产业集群，马来西亚的槟城已形成了以半导体、硬盘驱动器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业集群，泰国已形成汽车产业集群并跃升东盟第一大汽车生产和出口国。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的契机，创新产业合作的机制和模式，加快推进制造业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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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化 木)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YANG Bai， CHEN Yinzhong

(Research Center of Country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30031，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pth adjustment in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5 to 2014, and taking the enterprise as a decision making unit, this paper uses the CCR model to estimate the efficiency of these countri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firstly,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both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is low, and it’s comparatively lower in China than in most of the ASEAN countries; secondly, using the BCC model to decompose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this paper further finds that the low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low efficienc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both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by transforming the growth pattern,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so on.

Efficienc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China；ASEAN

2016-04-2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XJY014)；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2015QNJJ11)

杨柏(1971-)，男，四川乐山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教授；陈银忠(1978-)，男，福建泉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副教授，通讯作者。

F403.8

A

1004-4892(2017)03-0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