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学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2017-04-01张蔚

科教导刊 2016年35期

张蔚

摘要民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环，不容忽视。深受传统旧学根基熏陶与欧风美雨学术理念与方法洗礼下的民国学者，治学上视野开阔、角度新颖、方法独特、材料丰富，所作论著，大都具有开山之功，且后世奉为经典。本文着重探讨传统清代考据学对中国近代社会与民国学者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考据学中国近代社会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which can not be ignored. Baptism by the traditional old foundation of edification and academic ideas and method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Wester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scholars， academic vision， new angle and method unique， rich materials， which works mostly with the pioneer work， and later regarded as the classic.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ditional textual research in Qing Dynasty Chinese influence o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Qing Dynasty； Chinese Modern Society

1 清代考据学的概况

清代考据学导源于清初的顾炎武，前期出了以阎若璩、胡渭、姚际恒为代表的考据学大师，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则是清代考据学中的最繁盛和最典型的代表，出现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皖派”，后期还出现了以孙诒让、俞樾等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殿军人物，可见，考据学作为一种治学方法是影响了整个清代社会的。

关于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范畴，历来众说不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考据学一般指的只是考订历史然否和书籍的真伪。广义考据学像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划分：“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辩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学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①就是其中一种分法，现代学术界大多接受了广义考据学之分，认为考据学的工作范围一般应该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历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

关于考据学者的治学精神，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治学者普遍具有实事求是和敢于怀疑的精神。也就是说治学者在研究中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既不夸张也不缩小问题，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同时也不能盲从、轻信前人的结论，要在求是的基础上怀疑。钱大昕就提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②段玉裁先生也在《戴东原集序》中也特别强调治学的“莫不究乎其实”，③这就是治学的各个方面都要实事求是。陈垣先生则提出：“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④

（2）治學中重视证据，立论必证，反对空发议论的空疏学风。这要求治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必须由证据作支撑，没有证据，不轻易下结论。王鸣盛就认为治经与治史“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⑤钱大昕认为明代三百年，学者治学之失就在于“废训诂而谈名理，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⑥实际上就是对当时治学流于空疏的一种批判。

（3）治学中保留阙疑存异态度。“阙疑”即是对有怀疑的地方在没有足够的论断加以否定或肯定之时，暂时不下断语，留待以后或后人研究。“存异”是在几种不同的观点同时并存，无法断定谁是谁非之时，让几种看法并存，留待以后或后人查考。对于治学，陈启源提出：“存其信而阙其疑”⑦钱大昕也认为：“箴其阙而补其遗”，不可只按自己的想法，守着自己的残缺的想法。

关于考据学者的治学方法与特色：则有如下几点：

（1）治学中对于归纳法的普遍运用。清儒考据，按梁启超所说：“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⑧他所说的治学方法一共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就是要用心观察所研究事物的价值；第二步就是一但确定研究某个方面，与这个方面有关的材料都要搜索罗列起来，用来进行比较研究；第三步，经过材料的比较研究之后，得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第四步，一凡在研究中得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时，就要不断地找出更多的证据，正面证据要多找，反面证据就把它丢掉不用。古今一切学科的研究，都是按照这样的访求进行研究的，而清考据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

（2）治学中遵守 “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这是说考据学者在考证问题时必须以大量充分可靠的文献材料做依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仅仅单个的证据不能得出定论。顾炎武就提倡“疑义反复参考”⑨的观点，就是说治学中如果有让人觉得疑问的地方，要反复参考其它资料来解释直到疑问消除，解释适当；如果只是自己独立的见解，则必要从古今的学术资料中找证据，让自己的观点说得通畅适当才行。戴震却与他不同，他坚持觉得“据以孤证以信其通”与“出于空言以定其论”一样，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未至十分之见”。⑩

（3）治学中遵守“采书悉仍原文”、“注明出处”的书证规范。要求考据学者撰写文章或者著书时引用文献材料必须引用原文，不得随意删改，并注明文献材料出自的书名、卷数、篇名。王鸣盛就要求自己“所著述，不特注所出，并凿指第几卷某篇某条，且必目睹原书”豘晚清学者陈澧总结了引书的方法十条，归纳起来说也是要求引用文献材料，要查验原文、引用原文，不能随意的删减；必注明书名、卷数或篇名的意思。

2 清代考据学对近代社会的治学影响

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力先生就十分赞赏清代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他认为“从清代起才有真正的科学研究，江[永]、戴[震]等人逐渐养成了缜密的思维和丝毫不苟的精神，无形中也养成了一套科学方法。”豙这一方法不仅影响整个清代，对近代各学术领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近代颇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大多都受到了清代考据学方法的影响。

像章太炎曾师从清代考据的殿军人物俞樾，在杭州诂经精舍埋头“稽古之学”（1890-1897年），“出入八年，甚相得也。”豛章太炎又名章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生，又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州、全榭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豜“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豝

清代考据学在近代史学的运用上极为明显，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著名学者。他们被称之为近代晚期驰骋史坛的三大巨子。在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中，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实证史学的结合。”豞王国维曾指出：“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博而旨约”，豟这个方法就是指的清代考据学的方法。其实乾嘉考史学家钱大昕就提出用碑刻史料与历史文献相互比勘解释来考证元史问题，并获得一定的创获，可称之为“二重证据法”的萌芽，而王国维所创造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埋在地底下的东西和留在纸质上遗留的文字相互来进行印证；将外面以前书籍的内容和我们国家以前的书籍相互来进行印证；将国外研究的观点与我国以前就有资料来进行了相互的印证。）可谓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正是这一方法的运用，才使得他在敦煌文献，汉唐史、汉魏碑刻、古文字、蒙古史、商周史、戏曲史、古器物、西北史地等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顾颉刚也曾经说过：“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豠他认为自己以前觉得清代的经学材料不完整，很支离，很简短，后来才知道这些简单的材料才是真真正正地从许多繁乱的材料中得到的有价值的东西，没有繁乱的材料作基础，就没有有这些简单可用的结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推崇乾嘉学派的广博务实、鄙弃今文学派之简约空疏的治学态度。郭沫若对于乾嘉考据学的态度也是表示极为肯定的，他说道：“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豣他认为想要研究古人或古代历史，而不从事考据研究，或者利用清代学者的成果，不是好的方法途径，考据是没有罪过的，只进行纯考据而没有进行表达观点或者批判现实，是当时时代环境造成的。

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上，学者闻一多进行唐诗研究时对清代考据方法继承很多，这点从郭沫若先生在《闻一多全集序》中的话语可以看出：“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一多是把这种精神彻底地实践了。”豤闻一多先生在学术研究时为了证明一种假说，他会不厌其烦地查找众多书籍去寻找证据，为了读懂一种书籍，他会为读懂书籍而作多方面的准备，这正是朴学特别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啊！而胡适先生自己治学中也是一样，他说：“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因为我又不幸有点考据癖，故我常常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豥关于清代考据学者，他评价道：“‘亭林、‘百诗之风造成三百年的朴学。”豦这几百年间最有成就的人有钱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严可均，他们都可以被称为科学的学者，我们自然应该对这些大师表示崇高的敬意。自然他自己在古典文学治学上也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传统，其《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等享誉学术界。

除了清代考据学外，民国时期重要的治学方法还有西方实证主义，两者虽然有相通之处，但用于研究的领域不同，前者用于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而后者主要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融合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成为民国学术方法的一大特征。民国学人在治学上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两种学术方法的影响，但具体到个人，情况则有所不同。如鲁迅先生，传承清儒考据学的方法就更多一些，更多地用传统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古典小说，对于西方的理论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借鉴，并非是从根本上输入西方观念。

注释

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華书局，1985：22-23.

豎（清）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四部丛刊初编集部[M].上海：上海书店，1989：11.

豏（清）戴震.戴震文集[M].赵玉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1.

豐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76.

豑（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M].北京：中国书店，1987：2.

豒（清）钱大昕.与晦之论尔雅书.潜研堂文集（卷三三）.四部丛刊初编集部[M].上海：上海书店，1989：12-13.

豓（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叙例[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25.

豔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56.

豖（清）顾炎武.《日知录》原序，日知录集释（上）（外七种）[M].（清）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4.

豗（清）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东原文集（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1.

豘（清）王鸣盛.十国春秋.十七史商榷（下册卷九八）[M].北京：中国书店，1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