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思璐

一、接纳变革，判断力与洞察力使专业的记者无可替代

笔者：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深刻改变着传统新闻业，在您看来移动网络是如何影响传统媒体的？

张志安：互联网时代对媒体而言带来的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真正实现了传播权利向受众的转移。

一方面，当下的新闻生产，不仅需要原创，也需要整合；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采访报道，也需要具有独特价值的选择、加工和创造。这是一种新闻生产的代替性模式，社会化的生产与原来专业化的生产相互协同，更加强调用户思维、草根参与和开放合作。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被迫发生着适应性的改变。

另一方面，以专业新闻从业者为中心的传统新闻生产模式，其垄断性的中心不复存在，新闻生态系统正由“新闻工作者中心”转向“受众中心”。尽管很多传统媒体的管理者并不十分愿意接受这种传播权利的转移，他们坚守着专业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文化的保守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新闻业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行动者：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的“小编”；大学新闻专业学生，他们做的社区新闻报道很多时候不比专业记者差；重大事件的目击者，第一时间提供鲜活的现场图片和信息；科技博客、商业博客等专栏作者，评论中不时有内幕信息爆料；爆料者、人肉搜索者，也在挖掘真相；摄影、摄像发烧友提供的原生态视频很受欢迎；抗争事件的传播者、社会运动的倡导者，尽管有“私利”，但可以持续提供重要事件的信息；企业自媒体的编辑、写手、软文改编者，也在提供行业报道和评论服务；社会组织的新媒体编辑等。当我们把他们作为新闻业的新行动者去看待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容易认知互联网给传统新闻业带来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媒介形式，还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

笔者：越来越多新行动者的出现，对专业的新闻从业者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新闻行业内，从业者的职业焦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志安：这其实是两种心态上的冲突。一种是“职业语境”，包括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注重专业化生产，强调传统媒体的权威，从业者们并不十分愿意接受传播权利的转移，这种对专业价值的坚守也体现出一定的文化保守性；另一种是“变革语境”，包括强调替代性生产模式，注重社会化生产，强调新媒体的影响和价值，突出产品、体验等用户需求，秉承草根、开放、去中心化的价值观。

总体上，“职业语境”仍然主导着新闻记者的自我认知、角色协调和职业行为模式。此外，“面对冲击—被动响应”的模式是当下很多传统媒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遵循的内在逻辑。在这种模式下，变革的动力来自外部而非内部；变革与反变革的冲突伴随着转型的全过程，并表现出一种来自职业文化层面的主动抗拒，也带来了职业焦虑。

笔者：您觉得在这个充满变革的转型时期，新闻从业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心态？

张志安：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是要对我们所处的复杂社会具有认知、判断和理解的能力，这个特别重要。尤其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闻从业者不但要具有采、写、编、评的技术，还要具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度认知、阐释和表达的能力。这是一个专业的媒体记者与草根及其他的内容生产者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是其最核心的竞争力。新媒体时代，信息的来源是多元的，但也是杂乱的和碎片化的，透过事件的表面，去建立一个对社会的认知系统和持续价值观的表达方式，这种判断力和洞察力使得专业的记者无可替代。

第二是对记者职业的热爱和激情。当整个行业和社会都面临转型，很多时候我们会距离事实很近，但距离真相很远。甚至有的时候，说出真相比发现真相更难。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记者既要面临逼仄的报道空间，同时又要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和转型。记者本身如果没有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对新闻行业的公共性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深度关联也没有把握，就很难建立起职业激情。对记者来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素质，那就是真正热爱它，把它当成是一种理想，而不仅仅只是当成饭碗。

二、道术相融，新闻教育应该从培养“好记者”转向培育“好公民”

笔者：面对未来媒体行业有可能出现的变化，您觉得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如何改变？

张志安：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行业呈现出这样的变革趋势，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舆论场”，逐步转变成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公共传播舆论场”。因此，新闻传播教育要在新的行业生态和社会需求背景下进行再定位。

新闻教育应该跳出为机构新闻业培养“好记者”的窠臼，转向为更加开放、协同、社会化的公共新闻业培养“好公民”，在培养具有较高媒介素养、专业精神的“好公民”的過程中，自然培育出专门从事新闻传播职业的“好记者”。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必纠结于专业对口率这个问题，不必在意学新闻的学生多少人毕业后去了新闻媒体，只要他们对公共新闻业有洞察、理解和认同，不管是在企业微信、政务微博还是自媒体、商业网站、公益组织工作，都是在扮演广义的“公共传播者”角色。

笔者：您觉得目前新闻教育改革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志安：目前，新闻教育改革遇到的困难主要包括观念、机制和资源三个方面。

从观念上看，不少新闻院校还是停留在为新闻媒体培养新闻职业人才的窠臼中，还在比较局限地强调如何打通理论和实践、如何强化新闻报道的技能训练。新闻教育要跳出为媒体培养人才的旧思路、拓展到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新模式，不过，这个观念目前还没有成为共识。

从机制上看，现有的专业设置过于细分，而且还是以报纸、广播、网络等介质区分来设定专业，缺乏真正的形态融合和专业融合。为此，必须大胆改革现有的专业设置，凝练学科特色、注重基础训练，如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强调的那样——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教育，要重点培养学生的技术、表达和思想等三种能力。

从资源上看，多数新闻院校的教师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专业背景为主，而新媒体公共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多跨学科背景的师资，比如计算机、心理学、设计学等。此外，如何能让学生不出校园，也能跟新媒体实践的前沿平台进行资源对接，也需要新闻院校进行更多的资源整合。

三、跨学科培养，用人文理念引领新媒体教学

笔者：您在学院的教学方面做了怎样的调整，以适应当今传媒格局的变化？

张志安：我对实验教学特别重视，我们整合了原有的音频实验室、视频编辑室、电视演播室、纪实摄影实验室，形成了“内容采集平台”，并计划筹建VR报道实验室；新成立了大数据传播实验室，运用大数据方法来研究网络舆论和用户性格、网民画像等。然后，又与心理学系共建用户行为和心理实验室，希望教会学生综合运用社会调查、眼动仪、生理仪、大数据挖掘等多种方法来研究受众和用户体验。此外，还升级改造了媒体交互设计中心，重点利用实验教学培养学生进行交互设计、视觉表达的能力。

此外，我们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培养模式也与众不同。中山大学的专业硕士，注重精英教育和特色发展，只有两个方向：财经新闻和交互设计。财经新闻硕士，我们跟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学生主要学金融学知识和新闻传播实务知识，有机会听到汇丰商学院的高端课程；交互设计硕士，直接入住媒体交互设计中心，在读期间每个人都有苹果一体机、独立办公桌，在充满设计师文化的空间中边操作、边学习，边思考、边实践。

笔者：在您看来，目前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教学目标和理念是什么？

张志安：前任院长胡舒立曾提出一个理念——“于学界有建树之根，于业界有影响之力”。她希望我们能够通过研究中国新闻传播业的重大问题，树立人文精神和理念，培养对现实的关怀和对价值的追问。2013年学院10周年院庆，正式提出把“人文新媒体，融创传播学”确定为我们学院学科发展的方向。

我很认同这种理念，它让你知道你所有行动的方向是什么，整个研究与整个教学都往哪个方向去。上海、北京和广州这些一线城市都有很多大学，媒体也都很发达，大家在同样的地方去发展传播学，在形成特色的时候，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自己的理念。

具体而言，“人文新媒体”是说主要以新媒体作为我们的教学研究特色，但是，新媒体的实践和研究，背后都要有人文理念的支撑，应该用人文理念去架构和引领新媒体实务的教学、研究和服务。“融创传播学”是因为我们学院有很多跨学科背景的老师，除了新闻传播学以外，还有计算机、设计学、艺术学、心理学、营销学、人类学等背景的老师，我们希望这些学科能够交叉融合在一起，相互碰撞。

笔者：能否这样理解，跨学科的融合培养是学院在新闻传播教育上的突出特色？

张志安：的确，围绕“人文新媒体，融创传播学”，我们在着力打造一些跨学科的学术团队。主要以三个方向为主：第一是媒介融合和传媒数字化；第二是政治传播，集中在互联网和社会治理；第三就是大数据和视觉表达。

第一个团队侧重中国新闻业研究，主要做新闻融合和媒体转型研究。为此我们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合作，从2014年开始，每年推出《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希望能够持续不断地研究中国媒体业的转型与发展，用专业、品质和原创作为一个指标，去衡量和推动中国新闻业。

第二个团队侧重政治传播研究，具体内涵注重互联网和社会治理。因为我们本科有政务传播的专业方向，在研究生、博士生阶段，我们跟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合作做了政治传播的交叉硕士和博士点。以后的主要研究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公益机构的社会动员、大众媒介跟公共政策的互动等，这些都会纳入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

第三个团队主要是做大数据和传播变革的研究。主要由创意媒体系和公共传播系的老师组成，他们教数据新闻的课程，做数据挖掘、做网民情绪分析，成立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目前该实验室已经申请成为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四、打造学术共同体，以更开放的姿态尝试新的理念和技术

笔者：大数据方法的研究，融合傳播的教学理念，VR技术的运用，与老牌的新闻传播学院相比，中山大学传播学院在对新技术的接纳方面似乎表现出更积极开放的态度。

张志安：我觉得我们学院应该属于中国传播院校当中的后起之秀。中国的新闻学院可以粗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牌的新闻学院，各方面很齐全，综合实力很优秀，比如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第二类就是新兴的新闻传播学院，它依托于好的大学，有比较好的学科平台，正在发展壮大当中，已经引起了大家的瞩目，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第三类新闻学院，就是依托于好的综合性大学，一开始就有比较好的理念，以新媒体为特色。我觉得我们学校是第三类的代表院校之一。

在借鉴兄弟院校的办学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会以更开放的态度去接纳、尝试新的理念和新的技术，然后快速地发展和壮大自己，让新闻传播教育能紧跟时代变革的趋势。我们没有考虑去复制哪个新闻或传播学院，我们特别希望成为我们自己。我们肯定不可能去做大而全的传播学院，我们只能做以学科融合为特色，以新媒体为自己方向的、一个比较富有特色的、精神气质非常明晰的、最接近学术共同体的传播学院。

笔者：您对新闻传播教育模式的灵感从何而来？

张志安：每一个尝试都有不同来源和借鉴。例如传播与社区发展结合在一起其实是借鉴了美国芝加哥学派早期的社会学渊源，也借鉴了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报道与纽约社区结合在一起的教学方式以及圣地亚哥大学的“守望者学院”项目；技术的实验教学跟我们现在整个文科教学的改革大势有关。

总体来讲，不论哪种形式，规律都是从教师的教学到学生的自学，再提升到学生间的互学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学。让学生在互动、参与、对话、实训的教学中真正有所收获，老师则可以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与既有的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和规则规范形成合力，最终在不断改革、自我更新中逐渐形成理想的教育模式。

笔者：您对未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教育发展有怎样的期待？

张志安：最大的期待是成为中国新媒体传播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以及新媒体学术研究的学术重镇，或者说成为令人尊崇、向往的学术共同体。一方面，在这里学习的学生，能够建立数据思维、视觉素养和专业精神，掌握前沿的新媒体传播技术和创新的公共传播观念，做到“超凡脱俗、持中守正、行稳致远”，实现中山大学现任校长罗俊提出的“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人才培养目标；另一方面，这里拥有一支具有竞争力、跨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进行的当代中国新闻业研究、大数据和公共传播研究能够做到国内领先和国际一流，学术研究上通过“入主流、立潮头、走出去”能够真正“出思想”。

五、源自热爱与信仰，能把兴趣和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幸运的事

笔者：认识您的人，对您的第一印象大都是忙碌、勤奋，人送外号“小超人”，您是如何做到对工作始终保持如此旺盛的精力？

张志安：出于对新闻行业的热爱和信仰吧，因为我热爱这个专业，自然就充满了激情。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做这么多的事情。同时做很多事情是难以平衡的，也容易令人感到疲惫。对我来说，我几乎是把六七小时的睡眠之外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精力来做事。

笔者：但是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您是如何分配时间的？

张志安：我觉得两点很重要。第一，你所做的事情不能是相互割裂的，它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只有这样才能有协同效应。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者是要打通的。比方说，当我去给媒体讲课，课讲得好，对方反响很强烈，他们就愿意到你这个学院来培训，也乐意安排我们的学生去实习，学院集聚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多；同时讲课过程中收集到的来自业界的案例和反馈对实务教学、积累鲜活案例特别有用。而当跟媒体有非常好的社会关系网时，就会更容易取得调查的人脉和资源，对做研究也很有帮助。

我深深地觉得，应该把业界和学界打通，让二者架起桥梁，让整个教学和研究能跟现实的变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管是整个媒体的教育培训也好，还是大学的培训也好，都让大家形成“believe in journalism”的理念，让大家相信新闻业，并且对这个行业有一份坚守和认知。我认为需要用一个核心理念去将这些区块都整合到一块儿。否则，如果每一块都是分开的话，每一块分别做的时候，你就很难用一个中心思想或者主题把他们统摄在一起。

第二，确实还需要高效率。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提高做事的效率，比如，备课对很多人来讲可能需要花很多精力，但对我来说，备课信手拈来。举个例子来说：因为不断地在观察业界，就很容易有新的东西可以来填充更新课件，这样一来，备课的效率就提高了。我出版过一套“揭开真相”的系列丛书，包括《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等，里面需要收集很多案例。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的时候，也请了很多人过来做讲座，又能够积累很多案例，这样一来，写书的效率也提高了。

另外，通过使用微博、微信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的互动、交流和协作，也可以很容易地为自己的教学研究积累素材。借助互联网，能够非常好地提高沟通和工作的效率。

笔者：您37岁担当重任，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未来还会有更大空间和更多挑战，那么您有哪些期许和规划？

张志安：我选了一个我下辈子都还会再选的职业——教师，也选择了最适合我的专业——新闻传播学。一个人，能够把兴趣和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幸运的事。现在，我最大的期待是看着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从小变大、由大变强、茁壮成长、充满活力，有高远的目光、坚定的意志、奋斗的激情，逐渐成为中国最具有新媒体特色的，尊重学生、尊重老师，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真正具有学术共同体气质和氛围的新闻传播学院。此外，也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当代中国新闻业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能夠真正研究行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在严谨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做出理论贡献、创新乃至“思想”上的引领。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