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李向东

五、在中宣部工作的后两年到二次离职（1985——1992）

1.作协四大以后到1987年反自由化之前

李：我想，这段时间里您感受到的压力一定很大，您大概没有想到过，文艺界的事情这样复杂吧？

贺：不是“感受到”，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经过了在这之前的一连串想不到，面对压力，倒是我不难想到的了。境内境外一波又一波的谣言、流言、恶言倒也由它去了，使我难过和忧虑的倒是来自文艺界党内高层的“实言”和“大言”。例如张光年同志在作协四大刚一结束，就在作协的一次整党会议上公开指责中宣部，动员给中宣部提意见，说是不能让中宣部的人“呼啦呼啦一下子就过了关”，而是要按他在作协四大上传达和宣传的“中央精神”检查。实际上，在作协四大期间，他就对一位同志说过：“我们现在就是要反对他们，我们不能再要中宣部领导了。”

李：真是这样说的吗？不会又是文艺界的传言吧？

贺：这是1987年5月在中顾委召开的党的生活会上，与会同志当面对张光年同志提的意见，他并没否认，也没解释，已见于会议记录。事实上，中宣部在整党进入个人检查阶段时，确实听到了张光年同志动员给中宣部提出的意见。别的领导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个人倒确实联系着京西宾馆会议和作协四大进行了反思，但不是按张光年同志的口径，而是按京西宾馆会议结束到作协四大期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客观现实，反思我怎么就会一度接受了“以反‘左为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