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钟，赵云书

（长江师范学院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重庆 408100）

简论乌江流域民族体育文化与族群和谐的契合

杨永钟，赵云书

（长江师范学院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重庆 408100）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专家访谈等方法对乌江流域民族体育文化互动发展与民族族群和谐发展之间的契合关联进行了深入探析，离析出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发展与族群和谐发展间存在现实的交融关系；乌江民族体育文化自身展示出丰厚的人本理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情感交融、时空开放、文化包容等特质，这与民族族群和谐发展高度契合。

族群；体育文化；和谐；乌江

乌江流域，一个广集多民族的西部地域，在此孕育出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在这纷繁炫丽的民族文化体系中，民族体育文化是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支系，民族体育文化的互动发展对该流域的民族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探寻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发展与民族和谐发展的内在契合，对该地域的民族和谐，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全面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体育文化互动与族群和谐的现实交融

从历史性与历时性角度来看，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互动发展对族群和谐关系的促进表现在场域空间、方式载体、情感积淀、愉悦场景、平等享有等诸多方面，进而展示出族群与自然、族群与族群、族群与社会之间的价值所在。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互动发展与族群和谐之间是存在契合关联点的，“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族类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从没有间断过的进行着，发展着，我们现在还在这过程之中。”[1]“虽然民族交往互动可能会引发民族间的误解、矛盾或冲突，但却是促进民族关系融合与长效发展的必经之路。”乌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居住格局、语言交流、社会交往、观念意识等层面的互动发展，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族群之间的和谐关系发展，也正是这些维度的变化，成为判辩乌江流域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指标。”[2]本文拟从体育文化理念、人与自然、情感交融、文化兼收等方面探讨体育文化的互动与族群和谐之间存在的契合。

二、民族体育文化互动折射民族和谐的内核追求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人本理念

人本理念是族群和谐的根本与核心。人本理念，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尊重、互信和支持。人人平等是人本理念的核心内容。由于在长期的社会封闭状态下，土家族的集权制度不能体现出人人平等的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人人平等的理念才慢慢确立起来。但在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出现摆手舞就体现了公平这一特征。摆手舞起源于狩猎、农事、战争、宗教等因素，在狩猎过程中，祈求上天降临幸运，而在狩猎结束后由心而发的舞蹈则达到一个心情愉悦的情绪感染；农事中举行祈拜仪式则是为了达到良好的心里祝愿和愿望，特别是在每天的劳动结束后的聚篝火而舞，则是达到放松身体，消疲解乏，丰富精神需求；在祭祀活动中，“梯玛”的行为则是群体意愿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文化顺延和传承的载体。摆手舞时，大家重在参与，不分男女老幼，即使是经过专门改编的新摆手舞仍然沿袭人人平等的参与权。我们在实地考察时发现，不论原始村落还是风景小镇，不论人口聚集地还是分散的土家住户，土家人都可以随乐而舞，动作虽不规范，但参与者动作都很协调，进而从侧面证实跳摆手舞属于一种经常性行为，既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族群和谐、社会和谐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共生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另一方面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人类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思考与实践的探索[3]。

人类在远古时代从自然中获得生存资料，到依靠种植、渔猎手段获取更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再到依靠自然界促进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人类从自然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也是对大自然进行回馈的过程，特别是在工业化阶段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逐渐使人类认识到对自然的破坏实际上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善待地球，科学发展，就是要正确对待自然系统，特别是要珍惜我们的自然资源，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资源愈加紧缺的年代，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永恒的主题。人与自然之间的依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远古时代，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相当低下，人对自然的依附程度特别高，无论世界上哪个民族发展史中都曾经产生过各具特色的自然崇拜。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在加强，一些民族的自然崇拜观念发生了蜕变。但无论如何，人与自然是一对相依相存、不能割裂的关系，人与自然必须建立和谐的依附关系，违背自然的规律是会受到惩罚。中华文化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与远古人们的自然崇拜并不矛盾，正好折射出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每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总是借助于民俗的流传而长盛不衰地发展，这其间也包含着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传着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崇敬的基因，追随着人类要融入自然、亲近自然、爱护自然的价值诉求。因而，通过土家族、苗族两族体育文化的互动发展，使其相互参与的族群树立起对各自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最终都归流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情感认知上来，进而培育族群对自然的保护与利用。

我们通过对乌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保存完整的区域调查发现，这一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对优于其他区域，如贵州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所在地和彝族板底撮泰吉所在地，这些区域的自然环境优越主要是由于当地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尊重，在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中能适度从自然界索取资源而非过度，大自然又能自我完成修复，因而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给予人们一种环境优雅民风淳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印象，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生态自然”。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情感性

族群和谐本身就是一种族群与族群之间情感的融合。由不同的族群构成社会，族群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族群的社会化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容，而族群间的体育文化的互动是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族群社会化水平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化程度低的族群难以与其他族群和谐发展，形成的分歧、争斗、冲突等现象阻碍社会和谐的建构。

人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基本的社会交往。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时代，人们之间的交往相对较少，正因为如此，一旦有了人际交往的圈子确定下来，人们交往的时空跨度不会太大，处于交际圈的人们的交际会更加频繁。土家族和苗族通过体育文化的互动，男女老少一起参加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频繁互动接触就成就了两族群对对方体育文化的认同感，增进了两族民众的情感，促进了两族族群的团结。当今时代，从国内通过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及其他民族活动的效果和社会反响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这种作用仍然表现得比较抢眼。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多开设这样的文化互动活动，以此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消解现实生活中各种不愉快之事，同时也可消减缓释由于竞争而带来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冲突与对抗，促进两族群及其周围民众在竞争中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与道德的神圣，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从而为构建起和谐共生的环境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通过土苗两族的体育文化互动发展，大大增加了两族民众参与的活动范围、活动深度、活动广度，进而衍射到更加广阔范围的族群来参与这样的群体性活动，有效扩大了参与群众的社会交往面，这就使得参与活动的个体有效地采集到各种社会信息。参与有组织的体育文化互动活动，对个体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提高对规则的理解和认识，进而由个体间的累积促进族群群体的现代思想和现代意识行为的提高。

通过土家族苗族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互动发展，折射出“追求和谐、求同存异、多元共融、和而不同”的思想精髓，这种范式对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都会带来重要影响，同时也对乌江流域的整个社会乃至全社会朝着更好更快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体育互动本着挖掘、发展、继承、弘扬的宗旨，留守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根基，使两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实现深度的互动发展，充分实现两民族的文化认同。苗族土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通过几千年的洗礼，创造出典型的传统体育文化，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两族各自的传统体育文化，无论是从活动的形式还是从技术方法来看，都充分彰显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精髓特征[4]。

（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时空开放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录、演绎着一个民族的时空发展概貌。同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互动具有在时间、空间、场域上的便利性，活动组织上的经济性和行为上的生活性。

1.时间的开放性。时间的开放性是延续着从传统体育文化诞生开始直至今日连续的时间轴。土家族从祭祀、宗教、习俗、教化等功能演变过程中，一直延续着历史的时间序列，并和迁徙的空间、场域开放相互交融。土家族经历了“改土归流”的时代变革，形成了代表性的战前舞、农事舞、祭祀舞，在时间轴的不同空间、不同场域中流传，形成具有树状结构的发展轨迹。时间的开放性表现为同一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阶层中开展。农事摆手舞，是为了达成劳苦大众好收成的愿望；战争前后的摆手舞，是为战斗前的鼓励和战后胜利的欢庆；祭祀摆手对祖先的崇拜和敬仰，等等。摆手舞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一种健身活动，茶余饭后在广场进行，并迅速在群众中传播，从而完成在不同纬度空间、场域的交叉。

2.空间的开放性。空间的开放性指在同一时间节点的不同人群的参与，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不仅是指场域的开放，更是不针对特定的群体开放、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开放、不同身份职业的群体开放，等等，参与的体育文化活动的要求没有特殊规定，只要你有意愿倾向、参与。如在田间、茶余饭后、旅游观光时等都可以参与。空间的开放性还指向文化空间的横向开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民族文化为母体，在与其他类文化相交织的过程中形成了开放的领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场域的开放性。场域的开放性即不拘泥于某一固定活动场所。虽说像土家族摆手舞有固定的摆手堂，但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目标取向的使用，并且对参与人群无要求，只要你有达成敬仰崇拜祖先的意愿就可以参与。开放性具体体现于劳作田间、旅游即兴、茶余饭后等场域。

民俗文化总是依托一定的人群而存在，其民俗具体涵义的表达总是为族群所共有，不仅共同创造，而且共同传承、共同维护、共同享用。在同一个民俗文化圈中，人们在生活中所具有的民俗文化，表现出同一的文化指向、愿望、仪式和心理特征。因此，民俗文化是族群所共有的文化形式，它通过个体或群体的协作共同完成某一个民俗文化表达，达到个体的满足和群体的和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放性正是其表达的文化意义满足了社会、个体的需求，满足了人群的心理期望。随着时间、空间、场域的开放，一部分文化表达已经超越了原始的含义表达，与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因子相融合、变迁。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潜质

西南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多民族聚集区，文化多元，宗教复杂，是群众性事件的多发地带。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主要表现在民族关系融洽、宗教和睦相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治安良好，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和谐的状态。民族传统体育通过其特殊的消解机制促进社会心理的稳定及个体的社会化，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团结，特别是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助于矛盾的消解。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展较好的地区其社会矛盾钝化比较普遍。民族传统体育在调节社会阶层关系方面具有积极效用。其一，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不再是仅作为一种竞技活动，而是为丰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涵带有节日民俗、社会道德规制以及个人良好生活习惯养成等多方面文化因素；其二，通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载体的经济现象产生，开展较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附带地区旅游业、餐饮业等服务行业的兴盛，有助于缩小这一区域的贫富差距；其三，在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占据了人们用于生存生活之外的一部分时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用来学习交流或者谋划自己的未来发展，从而一定程度遏制了社会犯罪现象的出现[6]。

以土家族摆手舞为例，土家族的摆手舞在其产生的环境上紧紧依赖于山区劳作情境，摆手舞的屈膝、颤动、多侧身、顺拐、重心向下、一屈一颤等基本姿态特点直接来自土家族的山地理环境，“作揖”“叩头”“跪拜”等动作来源于宗教文化，在跳摆手舞过程中围成逆时针方向的圆又体现出的中国“圆”文化和道德约束的痕迹，茶余饭后跳摆手舞体现出土家族的精神追求，战前战后的摆手舞又体现出和战争文化紧密相连，种种表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仅是体现于体育运动本身，它又和社会其他文化紧密相连。因而，我们在考察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时决不能脱离其他社会文化来孤立的审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立存在。摆手舞在不同开展形式下，消解了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增强了族群的认同感，也达到对社会发展不利因素的吸收。

乌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发展由来已久，由此演绎出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体所彰显出的人本理念、人与自然的和谐、民族文化的情感性、民族文化时空开放性、民族文化兼融性等正好与民族族群间的和谐发展的要素和价值目标高度契合。切实把握好乌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与民族族群和谐发展的共同价值诉求，可对民族文化大繁荣、社会太平昌盛带来更加强劲的活力。

[1]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J].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1955（4）.

[2]李洁.从民族交往互动层面透视新疆南疆地区维汉民族关系问题[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98-102.

[3][4]赵云书.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4（12）：225-228.

[5]刘培星，张世威.乌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发展SWOT分析[J].体育科学研究，2014（5）：66.

[6]李然.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9：17-20.

[责任编辑：庆 来]

G03

A

1674-3652（2017）03-0039-04

2017-04-0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互动与族群和谐关系研究”（13XTY005）。

杨永钟，男，重庆万盛人，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赵云书，男，贵州遵义人。教授，主要从事体育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