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春生，孙雪华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明清时期黔江的外来移民
——以黔江墓志铭为中心

唐春生，孙雪华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明清时期，尤其在康乾阶段，政府鼓励大量外来人口移居巴蜀以发展当地经济。现存的黔江部分墓志铭对此有所反映。黔江外来移民以两湖地区和江西地区居多，大致可分为政策性移民、商业移民、军事移民及官宦移民等类型。这些外来移民通过经商、教育以及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途径在使自身得以发展的同时，不断融入到当地社会中，为当地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明清；黔江；墓志铭；移民

黔江区政协文史委2006年编辑印行的《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史料价值较高，可捕捉到黔江区较为丰富的人文历史信息，其中有一些墓志涉及到移民问题①参见曾超《黔江墓志所见移民姓族录考》《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1期等。，对研究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湖广填四川”起着较为重要的实物佐证作用。

一、黔江移民的地域构成

康熙至乾隆时期，清政府为了恢复四川地区的经济，通过采取开垦田土永准为业、入蜀民众准其入籍、官给牛种口粮、新垦田地分年起科等鼓励措施，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移居巴蜀[1]179-183。就《墓志铭专辑》来看，黔江区的移民，其来源地主要以两湖地区和江西地区居多。

（一）湖广移民

早在明末清初，即有湖广地区的外来者入居黔江。向上进，明末从湖南辰州移民于黔江王家湾[2]260；王文书、王文贤兄弟的祖先清初自湖北沔阳迁入黔江新华乡砂子咸[2]353。但占比较大的主要还是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移居黔江的移民较多。

湖北：黔江泡水人邓克昌的父亲于乾隆初从湖北公安迁至彭水，他本人又于咸丰年间迁至黔江丹兴泡水[2]167。宁多松由湖北移居黔江，卒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2]9，他应是乾隆年间移民过来的。李美恒系湖北施南府咸丰县人，当于道光以后迁至黔江[2]301。

湖南：迁徙至黔江的湖南人，以邻近的湖南常德地区为主。《墓志铭专辑》记载有：龙三贤乾隆年间由湖南常德迁居黔江[2]22；张绪的先祖于乾隆年间由湖南常德桃源迁至黔江五里乡[2]71；常德人董习成，移民于黔江后坝乡[2]262；湖南澧阳人田若锦于道光初入黔，并定居下来[2]96；刘成科原户籍为楚南澧州，后迁入黔江蒲花乡[2]87；丁胜荣自湖南常德入川，定居于黔江正阳乡凉水井[2]196。当然，也有来自今益阳地区和怀化地区的移民。比如，何母俞氏生于湖南长沙安化县（今属益阳）东坪乡，乾隆年间随家人迁居黔江[2]63，何定方的先祖何永恳在乾隆初由湖南益阳迁来黔江[2]396；上文提及的向上进来自于辰州，即今怀化地区沅陵县。

（二）江西移民

江西移民的历史较两湖地区悠久，可追溯至元末明初。江西人陈朝祥的先祖陈昂是陈友谅的后裔，在元末明初即迁居重庆金字门，子孙后迁涪州、彭水、酉阳、黔江[2]325。江西人孙乔，明初以功授重庆千户所，其后代孙旺袭职黔江，家族因而世代居于小江[2]328。龚缙，其祖上为江西吉安人，明洪武年间移居黔江官渡河之水寨[2]130。

至清代，早在前期即有江西移民过来者。白增采的远祖，明代隶籍江西，清初由赣迁蜀，历4传始迁黔[2]398。与两湖地区的人们一样，乾隆年间以后，江西人移居黔江的更多。例如，陈三桂夫妇于乾嘉时期由江西崇仁迁来酉阳州两河口（今黔江冯家坝）求“生理”[2]14；雷昭的高祖雷礼璠于乾隆年间由江西入蜀定居于黔江[2]56；戴星鳌的高祖初隶南昌，乾隆时期乔迁至黔江[2]29。此外，还有一些难详其具体年代的江西人迁到黔江的例子。如陶洪福的先祖由江西迁至黔江白鹤乡，子孙世居于此[2]188；雷迪棐的高祖雷礼璠从江西迁入巴蜀，定居在正阳乡雷家营[2]56；黔江白合乡的陶达兴，其始祖由江西浔阳迁来[2]334，等等。

（三）贵州移民

处士彭象南的先祖彭文祖，在父母病亡后“携妻挈子”，大约在雍正时期由贵州迁至黔江正阳乡坨田李家营[2]47、73。李国民的先祖是贵州人，“乔居蜀方”[2]30。民国年间的周明灿，其先祖由贵州石阡府迁居黔江[2]444。郭秀联祖籍隶贵州石阡府，祖上迁入黔邑[2]307。刘母昝氏由贵州南部因婚姻而移民黔江[2]30。

（四）其他地区移民

在其他地区移民当中，既有华东地区来的，如黔江小江的孙德松，其祖上是安徽凤阳和州人[2]169；陈必荣，是江苏盱眙人，其父母从江苏经河南来到黔江青杠乡[2]57-58。也有来自西北地区的，例如，李士乙，原籍陕西，为巩昌望族，先世于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入蜀，住彭水甘棠堡，其高祖李子昆在雍正十年（1732年）又由彭水迁至黔江，并定居下来[2]105；杨正荣世系陕西，为弘农巨族，后迁入黔江[2]112。

这些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对其最终目的地的确定是有过调整与选择的，有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迁入黔江的。尚应祥，其先祖是江西人，乾隆年间自江西宁江府迁至重庆，再迁黔江，所谓“移居二三迁”[2]17。王母郭氏，其始祖自江西临江府迁于涪州，再由涪州迁于酉阳马喇湖，复迁至黔江正阳青岗园[2]102。李通，其祖李懋学为江西新淦县马桥人氏，进士出身，知湖广麻城县事。父母亡后，便辞官归田，客游于彭水，后安家于黔江梨子园[2]222。张仕纯先祖世居酉州，其父张念谟自龙桥迁居黔江正阳乡[2]296。

二、黔江移民的类型

人类的迁移，大抵可分为自愿的人口迁移与非自愿的人口迁移两大类。自愿的人口迁移是指人们的自由迁移，移民们着眼于谋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一般而言，这类移民迁徙的原因大抵是因战乱或饥荒，人们为了生存而由其本人决定迁徙，自由选择居住地。非自愿的移民，指违背迁移者自身利益而被迫迁移的人们，这类移民大抵由政府主导。要知道，中国人的观念是安土重迁，但来自于政府的压力，他们又是无可奈何的，像历史上由清政府主导的政策性移民——“湖广填四川”即属这种类型。基于这两大类移民的定义，我们可把黔江地区的移民具体细分为如下几种。

（一）政策性移民

这类移民大多“属于受到政府强制、半强制，或者以政策性利益诱惑迁移的民众”[3]9。上文所提及的来自于两湖地区的移民绝大多数即是在清政府的策动下定居于黔江的。再如湖南辰州人向上进，奉明永历朝之旨前往黔江雒阳里一带垦荒，他招集军民50余家，开荒15年，每岁纳粮2石[2]260，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商业移民

巴蜀地区的商品，如粮食、食盐及各种土特产，其价格优于两湖地区，易于吸引域外商人前来发展[1]190。前来黔江经商的商人，一类是周边地区的。龙三贤为湖南常德桃源商人，乾隆时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而徙居黔江，“制产成业，而家给丰饶”[2]22，获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徐守有（1850-1897年）系湖北咸丰县平阳里人氏，因做生意而迁于黔邑，在黔邑青杠乡梨子坡告终[2]295。另一类则是来自华东地区的商人。安徽人查光映在太平天国之乱时弃儒经商，于同治初年至黔江定居下来，主持“詹义成”商号业务，经销桐、烟[2]440。商人选择迁徙地，“逐利”的动机很明显。江西建昌人温曰忠也是因经商先入湖北咸丰，而后选择定居于在他看来经商环境更好的黔江[2]23。江西建昌府南城人罗福成与其子来巴蜀经商，最初寓居于彭水县甘棠堡。为使迁移经商的效益更大化，他们又调整了迁移目的地，罗福成和其子罗亨义于道光九年（1829年）又迁至黔江大木乡，晚年家道殷实。罗氏父子的溢出效应，使罗亨义的外甥也前来投靠他，定居于黔江[2]80。再如同样是江西人的李文庆，跟随父亲入重庆地区做生意，“获利日增，家积渐裕”，定居于黔江南海乡大路坝。又奉父命接来老家的弟弟，“朝夕经营……以至富有”“田连阡陌，富甲一乡”[2]125，家庭其他成员也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三）军事移民

执行军事任务的军队，驻扎于某地，一旦任务结束，军人的全部或部分就此在当地定居下来，这类移民可称为军事移民。在黔江的白石乡土寨村有一个回民村，他们的先祖焦君玉本为宁夏人，随明末农民军马守应部从川陕交界地转战各地，最终落业于黔江县城杨柳街[4]37。黔江一带，是少数民族集聚地区，为了控御、平定“蛮乱”，统治者动用武装力量，或前来平乱，或加以镇守，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些军人选择长期留驻于此，并繁衍生息。江西人龚启禄于明时因平定少数民族之乱而迁居黔江[2]309；孙德松的祖上是安徽凤阳和州人，也因征讨黔江一带少数民族之乱而世居于黔江小江[2]169。

（四）官宦移民

在黔江为官的军事民政官员，离任或退休时，有的并没有返乡，而是选择就此定居下来。舟白乡的曾共鸾，其十五世祖曾治礼本为江西临江人，曾“任石城知县”，洪武二年（1369年）定居黔江[2]381（按：隋时于黔江置石城县，此处的石城县即黔江县）。《祖婆王郭孺人墓序》称王姓人氏本籍为江西临江府人，明朝时即因先祖为重庆教谕，其后人迁至涪州、酉阳，最终定居黔江[2]102。镇守于此的武官，也有人选择定居黔江。江西人孙乔于明初以军功授重庆千户所，其后裔孙旺袭其职于黔江，便世代居于小江[2]328。宋远长的先祖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合19大姓，奉旨领兵12 000余人，从南京移驻“黔邑平蛮”，自此定居于黔江[2]445。明人钟正阳，其始祖钟天保由江南领兵入川有功，明洪武帝以武功令其承袭黔守御千户所，最终定居于黔江[2]79。明初武略将军孙旺，原籍江南（安徽）和州，其后人世袭黔江千户所，子孙遂繁衍至今[2]208。黔江南海乡的赵正堂原籍山西，明末始祖赵虎山“以游击宦黔，遂留家焉。”[2]391龚克义的祖上龚兰为江西黄州人，明嘉靖中为相，后为严嵩中伤，谪为千户所，居于黔江正阳乡水寨官渡河[2]293。

三、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途径

外来移民，尤其是举家迁徙而来的移民，如上文所说的江西人陈三桂夫妇、贵州镇远彭文祖入黔江，他们的迁移成本较之独自迁移者要高。那些自愿迁徙的移民，大多憧憬着更美好的生活。移民如果不能从居住地的选择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则得不偿失。更为严重的是，外来移民在资源的消费上与土著民有产生较大冲突的可能。《清朝文献通考》卷2《田赋考》载：“湖广入川之人，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甚怨湖南人。”民国《云阳县志》也称：“土著之民……其始颇仇客民，久乃相浃。”[5]卷13，158可见，如何与当地土著民相融共处，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移民如何使其迁移行为效能最大化，并化解新环境下所面临的风险，以便更好、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呢？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勇于迁徙的移民，经营人生的能力一般来说较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一代代的努力，积聚了财富，成为当地致富的能人。例如祖籍湖南的移民后代李珊“世家积富”[2]76；罗运开祖上原籍江西建昌，至他这一代，因“善理家政”而“仓箱坐拥”[2]269；出生于湖北咸丰的李美恒移居黔江南海乡，“田连阡陌，富甲一方。”[2]301经济上的成功，不仅易于立足，也易使当地人折服。如祖籍湖南澧州的刘成科，“不数年而善积丰饶”，因此赢得了当地人们的尊敬，“服翁之才”[2]87。移民的发家致富，不少人是靠经商成功的。祖籍江西的白芝兰，其远祖始迁居黔江，至他这一代，“浮海与端木氏之货殖，及长，遨游湘、鄂、武汉间，与富商接洽，习交易，获利甚丰。”[2]398黔江自明清以来，与外地通商的通道，除万县一途外，还有常德一路，货运大多以常德为终点[6]374。湖南常德一带的百姓移民于此，与这一商业贸易背景有关。上文提到的常德人董习成“贸易四方”，家境因此宽裕[2]263。黔江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吸引了其他周边地区的人前来经商。祖籍湖北的宁多松“择术勤懋迁，经营悉井井”[2]9；湖北咸丰人徐守有也因经商贸易，“富称殷实”[2]295；来自于贵州的彭文祖，“托迹鱼盐迈众商”“创业未遂”而亡故，至其子彭廷珍“作商西土”“家道渐丰”[2]73。这些人在其自身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商品流通，比如上文提到的查光映销售当地的土特产桐、烟，为桐农、烟农创造了收入。当然，他们也促进了外来商品在当地市场的销售，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为了使本家庭以及本家族能长盛不衰，家境殷实的移民首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重视对子弟教育的投入。江苏盱眙人陈必荣“虽不事诗书”，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长子“少年掇芹，足显家声。”[2]58江西人雷迪棐，“隶籍诸生”，1832年科试时，“名冠群英”[2]56。对那些因经商而致富的移民来说，子女的教育他们都舍得大的投入。钱穆说：“经商为富的人，虽富而不荣；耕读传家的，虽贫而尊。一旦显扬，远为富人所不及……因此一辈商人，只要家境粗给，也便急于改业，让他们的儿子远离市场，进学校，远道从师，学为儒雅。”[7]125祖籍江西的白芝兰常说：“凡士农工商，必以学为基础。吾少时，因经商愧学未卒业，汝曹幸勿再误。”白氏的想法不止是想转换身份，他更意识到教育可提高人们从事任何职业的能力，有着可观的预期回报。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识见无疑超出了一般人，并现身说法，劝诫子弟好学，所以“尤重家庭教育，每岁必延名师。”[2]398

第二，凝聚族人的力量。移民经过一代代的繁衍，人口规模日见其大，为凝聚族人的力量，常常借助修族谱、祭祀祖先、接济族人、教育族中年轻子弟这些手段。宗族事务的开展，当然得由有经济实力的人来担当。如丁胜荣乐善好施，“戚友困厄，贫富疮疔皆应之无诺。”[2]196龚克开“老尤急宗祠，置江左场四五楹，岁租二十金，供春秋祀。余储为后代读书、应试需。”[2]208孙玑“年出租谷，准备清明祭费。余储为后嗣游泮需，兼修宗祠。”[2]328在这类人群中，定居黔江丹兴的陶洪福家族最为典型。陶洪福“于贫亲友及鳏寡无靠者，尤加意矜恤，岁负者常数百金。不能偿者，焚其券。”[2]188他的行为，为其子孙树立了榜样，起到了示范作用。其子陶永旭“修谱建祠；溯同源者九族。其他置祭田，崇祀典，创义地，施棺材”[2]195，其长孙陶思文也“培修宗祠，置祭田数百亩，春秋匪懈，享祀不忒。”[2]231这些人凭借殷实的财富，通过牵头开展这些宗族活动，事实上成为族长。

在处理好本宗族事务的同时，家境殷实的移民还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

其一，捐资兴学。有经济实力的移民不仅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当地的教育也是有贡献的。移民后裔孙旺之子孙，不仅自家“科第蝉联，书香不断”，还“创文庙，兴学校”[2]169；再如陶思文捐资建文庙[2]231，其弟陶思舜也出资兴建文昌宫[2]236；丁胜荣“暗舍重赀，倡义学”[2]196。也有人充任乡村教师，例如李士乙的父亲李怀芳“友教一方”[2]105；移民后裔孙克开“小就村师，善诱循循”[2]208；江西新淦县人李懋学移居彭水、黔江后，“设馆教读”[2]222。

其二，修桥筑路。那些经济上成功的移民，为方便人们的出行，捐资以改善乡村交通建设。移民后裔、籍贯江西的罗运开兴义渡，修桥补路[2]269；原籍江西的谈景盛富裕后也修桥筑路，“捐资成美”[2]311；刘成科不惜钱财，“修上下桥梁[2]87-88；陶思文、董习成也修桥补路[2]231、263。

其三，济贫赈荒。富裕了的移民，平素就乐于助人。刘成科“周乡邻空乏人”[2]87-88；邓克昌“随时周给”亲邻贫苦；白芝兰“岁收租谷，恒周恤穷乏，不惜升斗”；董习成“常贾谷以周邻”[2]263。一遇饥荒，邓克昌 “尤所不吝”[2]167；董习成 “无不发仓廪以济人”[2]263；陶思文、白芝兰平粜售粮[2]231、298，在平抑物价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四，领袖乡里。有威望的移民，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当地人甚至来自于官府的尊重。像杨正荣“睦戚和乡，以迄排难解纷，绰绰然有古人风，里党咸重之”[2]112；董习成“凡遇兴词，无不助银钱以息讼”，因此“乡人感之，县志褒之，谓为善人”[2]263；邓克昌“遇公事，则竭力赞襄。”[2]167如果说上述这些人是非正式的村庄领袖，那么由政府委托他们来处理村民事务的则可称正式的村庄领袖。在这方面，陶永旭父子又堪称典型：陶永旭“负老成重望。前后邑宰，悉以公事委之。以故内支门户，外训乡闾，一身苦不暇给。”其父将村务交陶思舜“代为摒挡”“往往乡曲之争，势成鹬蚌”，因其“一言而解”[2]235-236。陶永旭的另一儿子陶思文，也积极参与处理乡村纠纷，“曲直分明，不取非分之财。”[2]231

总之，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移民，自强不息，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移居地的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建设，在村庄共同体的建设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勤劳、智慧、正直、善良，为他们赢得了时誉声望。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他们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移居地已真正成了他们的“家乡”。

[1]王纲.清代四川史[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2]重庆黔江区政协文史委.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M].内部资料，2006.

[3]李禹阶.绪论[M]//重庆移民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王绍明，李官禄.我县白石乡土寨村有个回民组[M]//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黔江文史资料（第9辑），内部资料，1996.

[5]重庆市云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民国]云阳县志[M].内部资料，2002.

[6]郭兆麟.黔江古道源流考[M]//重庆黔江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黔江政协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2006.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责任编辑：丹 兴]

K877.42

A

1674-3652（2017）03-0030-05

2017-02-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研究”（16xmz014）。

唐春生，男，湖南武冈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