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世 安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2017-04-08

李世安(1948-)，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一本关于明末贵州历史的珍贵史料集
——评《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

李 世 安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古代贵州曾被视为蛮荒之地。明代以前，历朝历代的中原王朝对贵州或实行羁縻政策，或册封土司直接管理，并未对贵州进行直接统治。更令人遗憾的是，正史和野史对明末以前贵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状况，均没有详细记载，在许多方面都是空白，致使研究贵州古代历史的史料极其匮乏。

2014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学者刘一鸣整理、点校的《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一书。该书首次提供了关于明末贵州历史发展的权威、可靠和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这一时期贵州历史资料匮乏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明末历史和明代贵州史的资料发掘工作取得了巨大突破。

该书有三大特点：第一，史料真实。这些疏草，是当时率军入黔平定贵州少数民族首领水西土司安彦邦叛乱的大臣朱燮元给朝廷的奏章集成，不仅反映了朱燮元率军平叛的全过程，还提供了朝廷给朱燮元关于平叛和重建贵州的各种指示。这些疏草和上谕，是研究平定安彦邦之乱的最权威的资料。第二，内容丰富。这些奏章不仅汇报了朱燮元入黔平叛的全过程，而且提供了大量关于古代贵州历史、地理和人文方面的全方位信息，是研究贵州古代史和明末贵州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第三，该书提供了明朝平定安彦邦叛乱后，治理贵州的政策和具体措施，对研究明代以后贵州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大价值。

贵州历史与水西历史密不可分，明代水西位于今贵州鸭池河(古称六广河)以西，除遵义、铜仁、黔东南之外的贵州大部分地区，均为水西土司管辖，其中包括省会贵阳。贵阳古称“倮”，彝族人所建；东晋设为“普乐县”；唐代称“矩州”；宋敕名贵州；元代改“矩州”为“顺元”，明初恢复宋名“贵州”。明代隆庆三年( 1569)，明廷设“贵州”行省，为区别起见，以贵州为黔省之名，而把作为省会的“贵州”改名为“贵阳”(因此城在贵山的南面，即在贵山之阳面，故尔得名)。贵阳曾为明水西金筑司旧地，故又被称为“筑”。水西的居民主要是从中国西北移民过去的少数民族彝族。三国时期，水西首领火济被诸葛亮封为罗甸国(即罗甸鬼国)国王。此后，罗甸国王统治水西千余年。

宋朝开宝七年(974)，水西土司普贵归顺宋朝，宋廷赐普贵姓“安”。由于普贵领“矩州”(即今贵阳)，而“矩”与“贵”同音，故宋廷之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贵州因之得名。

到元初，元军兵进贵州，水西首领归顺。至元十六年(1279)，元廷在贵州设八番罗甸宣慰司。至元十九年(1282)，元廷把贵阳命名为顺元府。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廷把顺元、八番两宣慰司合并，设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于顺元。后来又以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为界分为水东、水西。水西由安姓土司统治。水东由宋姓土司统治。

明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设贵州布政使，贵州正式成为省级行政单位。不过虽然明廷在贵州设省，委任了巡抚，并设卫所等军事机构，但仍设土司(土官)实际统治贵州各地。由于贵州地处边远地区，朝廷对贵州的控制松散，当地土司时有叛乱。

明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发动叛乱，其影响很快波及水西。奢崇明叛军连破41州县，包围成都。蜀王朱至澍命四川布政使朱燮元率军平叛。

朱燮元(1566-1638)，原名懋赏，字懋和，又号石芝，浙江绍兴人。明万历十三年(1585)中举，万历二十二年中进士，曾任大理寺右评事、左寺正、苏州知府、陕西巡按使。朱燮元具雄才大略，治事明断；大事亲力亲为，军书不假手幕僚；用人惟才是举；赏罚分明，无论亲疏；待少数民族以忠信，不妄杀无辜。

朱燮元受命后，不辞辛劳、百战疆场，终于击溃奢崇明叛军，解成都之危。收复重庆等数十座县城、迫使奢崇明逃往贵州水西。

水西土官安彦邦，心怀叵测，早有反意。在奢崇明叛乱开始后，即于1622年2月发动叛乱，攻占贵州毕节、四川东川(今云南会泽)、云南沾益(今云南宣威)等地，继而又攻陷贵州广大地区，兵围省会贵阳，占领湖南沅州(今湖南芷江)，并切断了滇、黔之间的交通要道，对明朝边疆地区的安全和国家统一构成巨大威胁。明廷命贵州巡抚领兵镇压，但叛军声势浩大，双方互有胜负，战局呈胶着状态，叛乱难于平息。

朱燮元在蜀平叛时，正值魏忠贤擅权。当时的督抚奏事，首先都要写上归功魏忠贤的字句，然后谈正事。但朱燮元上奏，却从不提魏忠贤之名，这使得魏忠贤对其极为不满。因此，朱燮元虽然在四川平叛有功，却未能得到朝廷封酬。朱燮元的一身正气，赢得朝野的尊敬。时人张岱在《石匮书·朱燮元列传》中赞曰：“宁失封侯而绝不归功帷幄，其孤忠大义，更不压倒时辈也哉！”

为平息叛乱，崇祯帝于1628年起用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桂、川、湖、广西军务兼贵州巡抚入黔平叛。朱燮元不负所托，入黔后一年即扫灭安彦邦叛乱，平复贵州。因平叛有功，朱燮元被加封为少保、太傅、少师、左柱国，成为崇祯帝所倚重镇守西南的重臣。

朱燮元在平叛中给朝廷上了大量奏章。这些奏章汇集成册，即为《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共12卷，131疏，内容丰富，包括贵州概况、平叛韬略、平叛经过和战后治黔方略、具体措施等各方面的奏章。可以说，是揭示当时贵州历史的系统史料，反映了平叛前后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基本状况。

关于贵州概况，朱燮元在第一卷“直陈黔省情形机宜疏”中写道：“自历黔境，乃知万山皆苗”，反映了贵州居民的构成。接着，他描绘了叛乱给贵州带来的灾难。他说，由于战乱，交通要道被阻隔，“省城归业者不满五百家，败址残阡、萧条满目，只有营哨各兵略为装点。”省城情况是这样，其他县城和地方，更是人烟稀少，满目萧条。

在平叛的策略上，朱燮元主张军事和政治手段同时并用。建议在“讨逆”的同时，应该“抚顺”。朱燮元强调，“逆则必剿”“顺则共抚”。如此，那么“一二年间或可灭此妖气”，可定贵州。朱燮元的这种思想既表现出对参加叛乱的少数民族人性化的关怀，又体现了其分化瓦解叛军的策略，“夫黔皆苗，安能杀尽？御以威信。总是良民。”崇祯皇帝非常赞同朱燮元的看法，下旨强调：“抚顺讨逆，孤贼党援。克奏肤功，一二年可灭。朕以卿言为左劵。”后来的平叛战争，基本上是按照朱燮元“剿”“抚”并重的方针进行。这种方针，瓦解了叛军，最大限度孤立了土司及其帮凶，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是朱燮元入黔后仅一年即平息叛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平叛中，朱燮元还提出了重建黔省的各种设想。这些设想，包括在新占领的贵州土地上设立州县、安抚土司、安顿难民、修新城筑道路等。朱燮元建议，在黔省新辟之地建卫所，久任世守，“留宿将弹压新疆”，安抚归顺的土司和更置土司，以杜争端；重划四川、贵州(包括与贵州交界之部分云南土地)疆界，以利于治理；清田亩，科赋税，定官制、军制，以达到正纲纪、安疆域等目的。朱燮元在“洪边议改州治疏”中说：“黔省连年百战，拓地上自盘江三岔，下至六广乌江”，“皆筑城宿兵设卫置所、而无州县”。强调新拓宽之地得而难守，不能马上治之，必须切实管理。建议在这些地方各“设知州一员、兼寄军民或直隶或蜀贵阳府”，“理赋税以实边、理辞讼以息事，兴学政以敷教”。

朱燮元的这些建议，得到崇祯帝的赞赏，下旨在贵州予以施行。这些建议的施行，奠定了贵州近代的城市格局和交通布局，把明代政治体制推广到贵州，开启了贵州历史发展的新时代，形成了近代贵州的社会雏形，给贵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于如何治理贵州，朱燮元在《勘明水西分土授官疏》中说：“凡宣慰公地俱归朝廷、其各目私土悉以世守，责以催办粮马、供应邮驿。”明确指出朝廷要直接管理所设的“宣慰司公地”，虽然允许土司制度存在，但要给他们规定为朝廷办事的领域和应尽的义务。这些建议为朝廷采纳，从而使得明朝对贵州的管理得到加强。

为了政治稳定，朱燮元在《勘明水西分土授官疏》中主张论功行赏、安抚没有参加叛乱和无罪的土司，以稳定政局。他上奏说：“卧这头目安世、具呈献土，一片忠诚”，“应授土知州世袭”。朱燮元认为参加叛乱的沾益土知州安效良，虽“杀乌撒一卫，攻沾益破交水，直反滇省，作逆颇重”，但其子安边没有参加，并无大罪，“因奉公而竟受从逆之罪，情尚可原”。不过，朱燮元认为应该调动安边的职务，以防不测。因此他上奏说，安边不宜为沾益土知州，“应改授乌撒知府(土官)”。

贵州和四川边界长期交错，难于管理。为了长治久安，朱燮元建议重划贵州与四川的边界。在卷之五“地方灾忌书”、“洪边议改州治书”等奏章中，朱燮元都谈到这个问题，并明确要求重新勘定黔蜀界址。在奏章中，他论述了重新划定黔、蜀边界的重要性，即不仅对治理蜀省好处，而且更有利黔省的巩固。他说，有关土地，“是黔还黔、是蜀还蜀、则公道昭而人心自服也”。在“分界酌议黔蜀两便疏”中，朱燮元提出应”尊祖制、清分界”、以期“黔蜀两便、以昭法守事”。

朱燮元特别要求就黔省东北与蜀壤界相错的问题进行整顿。在“题清水蔺地界疏”中，他说，奢崇明所辖之地本在四川，而安邦彦管辖之地在贵州，两地相邻，有土地争端，不利于官府管理，需要重新划界。在查明蜀省二界疏中，朱燮元提出如何具体划界的一些建议，如关于遵义沙溪地区，应划归贵州等。通过这些举措，就可“化夷为汉”，长治久安。

叛乱结束后，为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朱燮元在卷之四“汇报剿洗两江”中提出，需要修复残卫，修城通路，发展生产、安顿难民。在“勘明水西分土授官疏”中，朱燮元讲述了从秦汉到明代开发贵州的过程，强调了崇祯二年开发贵州，“割其水外各地六百里建设三十六城”所取得的成绩。

在“西土分设酌议善后疏”中，朱燮元提出要“议版筑”即修建城池、“议学”(兴学校、建孔庙等)、“议驿递”“议驻守”等方面。朱燮元的奏章，无所不包，甚至涉及汇报贵州发生的灾异情况，包括火灾和疫病等。

当时明廷在贵州有屯田和科田之分。屯田，即军垦之田，向不征税；而科田为民田，需要科税。平叛之后，朱燮元建议对贵州名存实亡的科田进行清查，以获得赋税。在“议清通省新旧田赋以佐军需疏”中，他认为贵州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南通云南，西通四川”。虽然明初朝廷建立了18卫，“及后渐次经略剪除叛逆、灭一土司打一屯寨，即建立府治或设州县，逐步扩大了贵州的版图。但长期以来，全省科田之粮最轻。既无册籍可稽，亦无垢亩数可考“，必须进行清查。

由于科田名存实亡，朝廷为了增加税收，要把贵州的屯田改为民田，以科赋税。朱燮元认为这不妥当。屯田作用重大，驻贵州卫所的军官和士兵，都依靠屯田，一旦改科，军心必乱。为了贵州的稳定和“万世治安”，不宜改科。他说：“盖缘设立黔省之初，止置卫所而无郡县、止有屯堡而无村落，及后来渐次允拓添设府州县治。所谓民者皆苗也，苗各隶属于土官，土官性嗜仇杀，消长靡常，局面屡变。”在经过十年战乱之后，“官恋冠长、军恋田土，设法整顿尤可粗成纲纪，若议改军田为民田，则粮额反轻而卫所之制尽失，事属未便。”[1]从这段话中， 不仅可以看到屯田和科田问题，而且有利了解贵州当时的社会状况。

为官清正的朱燮元在平叛和治理贵州的过程中，始终把整顿官僚队伍，反对贪赃枉法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例如，在“题参大帅不职疏”中，他纠参了参加入黔平叛，但渎职腐败的四川总兵官候良柱，历数了他的罪状，要求查审其罪恶，明正国典，以正纲纪、以安疆域。又如，为了肃清贵州吏治，在“回奏苏院被讦落网疏”中，他参奏了奉旨巡按黔省，但却贪赃枉法的御史苏琰。

在朱燮元的奏章中，关于兴学校、传礼教、育人才的内容颇多。在“议建新学疏”中，他指出：“贵州草昧初开，新城环设，非兴起庠序，教以诗书礼义不可。”为了鼓励读书，他建议要增加贵州参加科举考试中榜的人数。他说：“云南乡试中额四十八名，黔省独缩其十，颇似不均。”建议增加名额。

在“回议建新学疏”中，朱燮元阐述了建新学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他说：“诸葛亮之定南中，不留兵不置镶，惟取纲纪粗定、夷汉初安而已。今乃能设卫建学其经略岂不度越前人远甚？”

朱燮元的奏章，还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化。例如在“囤积器物疏”中，把囤积的器物造册上报，其中少数民族的各种金银制品、丝织品，还有六面铜鼓。这些器物，对研究贵州古代文化史，特别研究贵州的铜鼓文化，非常有价值。

崇祯帝对朱燮元非常信任，对他的建议，非常赞赏，一一恩准。朱燮元年老多病，曾数次请辞，但崇祯都不允，一再挽留，并给他加官进爵。这些在《少师朱燮元督黔疏草》中均有大量记载。崇祯帝对朱燮元的有些奏章，做了批示。这些批示，对研究贵州平叛和重建贵州，特别是对研究崇祯皇帝的思想和明末政治很有帮助。

作为封建官员，朱燮元的奏章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思想。例如在“酌议更换土司疏”中，他写道“夷岁犬羊，处分宜当”。但在封建时代，这些想法是不可避免的，对朱燮元不应苛责。

《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是全面反映明末贵州历史发展的一部珍贵史料集，但迄今为止，还在尘封之中。在明史《朱燮元传》《绍兴市志》《绍兴县志》和《安昌县志》等著作中，虽都提及朱燮元著有《朱燮元疏草》十二卷，但却没有具体收录这本疏草。目前问世的所有权威古籍，包括《续修四库全书》等著作，也都没有收录《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为了挖掘明末贵州史料，刘一鸣付出了巨大努力，经长期探寻，终于发现此书，并用重金购得，整理点校，使这本珍贵的史料得以面世。刘一鸣是我大学时的同窗，数十年如一日潜心治学、令人钦佩。《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的出版，是刘一鸣学术生涯中的亮点，也是我国明末史料、特别是明末贵州史料发掘取得的辉煌成就，必将推动贵州古代史的研究。

[1] 朱燮元.题黔省田赋重不便改可疏[G]//少师朱襄毅公督黔疏草，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