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富 瑞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2017-07-10

陈富瑞(1982-)，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与比较文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世纪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编号：17CWW002)，和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地理之思与伦理之维：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家园书写研究”(编号：2015BS082)的阶段性成果。

伦理身份的迷失与月兰之疯

陈 富 瑞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本文拟以《女勇士》中的一则故事“西宫门外”作为文本对象，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切入，沿着“月兰海外寻夫”的伦理主线，还原该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进而剖析月兰的“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以期探讨月兰之疯的成因。中美不同的伦理标准导致月兰在面临伦理选择时犹豫不定，陷入了伦理困境；合法妻子伦理身份的丧失，导致月兰在美国的自我迷失；再加上自身性格的软弱酿就了月兰终被丈夫抛弃的悲剧。最后，结合作家的创作理想，揭示月兰这一疯女人形象所蕴含的伦理意义和价值。

汤亭亭；《女勇士》；“西宫门外”；伦理身份；伦理困境

《女勇士》发表于1976年，包含“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羌笛野曲”五个小故事，既可连缀成篇，亦可独立成章。其中“西宫门外”以“月兰海外寻夫”为主线，讲述了中国妇人月兰在姐姐勇兰多方策划与推动下，远渡重洋到海外寻找丈夫，被重组家庭的美国丈夫拒之门外，最后死在了疯人院。对月兰之疯的成因曾有多篇论文分析，不懂英语是其中一重要原因。汤亭亭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语言对我们的神智正常非常重要，你要么有能力讲自己的故事，要么有能力编故事，要么疯掉。”[1]30在作家看来，语言能力非常重要，能否发声、能否讲出自己的故事这一主题贯穿《女勇士》始终；邓微、姜涛等也认同她的疯主要由语言引起的，并将语言界定为“完全区别于故乡的异地文化和语言环境”[2]144。笔者认为，不懂英语一定会影响月兰在美国的生活，但不是造成她疯的最本质原因。小说中的勇兰也几乎不懂英语，但依然可以靠开洗衣店在美国生活，并生活得很好；蔡琰不懂蛮语，与蛮人一起生活了12年，并有两个孩子，直到被赎回。小说中的五个主要人物——无名姑妈、花木兰、勇兰、月兰、蔡琰，只有月兰最后疯了。“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3]14，月兰的形象被作家赋予了特定的伦理意义和价值。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切入，沿着“月兰海外寻夫”的伦理主线，还原该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分析在特定伦理环境中月兰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以期剖析导致月兰之疯的伦理成因。

一、进与退的伦理选择

月兰与丈夫三十年未见，这些年她的丈夫只寄钱，从来没有写过信。勇兰得知他在美国生活得不错，又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便想办法让妹妹来美国，夺回丈夫，恢复完整的家庭。在这件事上，月兰面临着进与退的伦理选择，要不要去美国？要不要见丈夫？如何见丈夫？每一步都成了摆在月兰面前的难题。

要不要去美国？小说并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从月兰的表现可知，月兰的矛盾心理使她处于被动状态。在香港，月兰生活富足、优雅闲适，并且有丫环，三十年来丈夫给了她足够花的钱，供养女儿上学；到美国，一切都是不可知的。另一方面，月兰也想去美国，只是她自己从未表达过，“她想等他开这个口，但他却一直没开口。”[4]112如今，丈夫在美国又结婚了，月兰还在等那份永远也不会发出的邀请。这样的观念使得月兰永远不会主动夺回丈夫。在没有得到丈夫的邀请的情况下，舍弃香港的生活，这在月兰看来是不合适的。“要不要去美国”，月兰肯定也思考了很久，只是她无法做出最终决定，当勇兰策划这件事的时候，她并没有反对，相当于默认了。美国，是她既想去又怕去的地方，所以她一直处在矛盾中。

要不要见丈夫？这对于勇兰来说是毫无疑问的。首先，她让月兰到美国就是为了与丈夫团聚；其次，她为此筹划多年，甚至不惜牺牲外甥女的婚姻，让她嫁给了一个脾气暴躁的美籍华人，见月兰的丈夫是她做这件事的目的。而对月兰而言，是一件需要鼓足勇气才能做的事情。月兰抵达当晚，勇兰就迫不及待地要跟妹妹策划下一步的安排，月兰却并不热心：“我来了，你办成了，让我来美国了”，然后“她十分惬意地伸着懒腰，对能坐在这个厨房里感到心满意足”[4]112，月兰认为抵达美国已经完成了她的所有任务。当勇兰直接出击，问道：“‘你打算拿你丈夫怎么办？’勇兰问得突如其来，以便让月兰清醒一点。”月兰的回答出乎勇兰的期望，“不知道，有必要吗？”进而开始害怕，“我不该来这儿。”“我有点怕，我想回香港去”[4]112。这些本该刺激月兰尽早去寻找丈夫的问题，反倒让月兰退缩了，“我来而没有告诉他，你想他会生气吗？”[4]113她一再后退，甚至想回到曾经的安乐窝去。整个过程，勇兰都是积极的推动者，月兰犹如旁观者，缺乏寻找丈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如何与丈夫见面？中国传统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月兰身上凸显无疑。月兰认为自己应该安分守己，满足现状，“他什么都给我们了，我还需要什么？我和他面对面，又有什么好说的呢？”[4]113就是这样的隐忍观念，让她独自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从未向丈夫抱怨过。但勇兰不这么认为，如何安排这场见面，勇兰设想了无数个场景，文中描述了近十种方案，但每一种月兰都有无数个担心，时时表现出害怕的情绪：“噢，不，这个我可做不来，一点也不行，那太可怕了”[4]114；“噢，我可做不来那个”[4]117。勇兰的建议每次都被月兰以“做不来”给否定了。勇兰时刻不忘提醒月兰，她应该和丈夫住在一起，但月兰却一直在拖时间。“月兰希望夏天会在姐姐的喋喋不休当中度过，到了秋天，勇兰会觉得天气太凉不宜旅行了”[4]118。“‘今天不行，不过很快会去的。’月兰总是这样搪塞”[4]128。尽管勇兰已经把月兰推到了风口浪尖，但月兰还在寻找一切机会躲避，拒绝做出选择。即使在前去见丈夫的路上，月兰还在退缩：“我害怕。噢，回去吧。我不想见他了。”“不行，我可做不了这一切。”“往回开。噢，快把车调过来。我该回中国去。我根本就不该来这儿。我们回去。”[4]130“这太可怕了，我真害怕，我真害怕。”[4]131为数不多的对话中，这样的对白占了很大篇幅，可见其在文中占有的分量。这样的观念在月兰的脑海中逐渐被强化，以至于到了女儿家门口她就想下车，归根结底是因为内心深深的恐惧。对于勇兰的策划方案，月兰只有害怕。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懦弱与胆小，在见面之前先被自己打败了，“果然，她的声音越来越小，简直像在说悄悄话。她蜷缩在车座的角落里，浑身发抖，显得更瘦小了”[4]136。担心、害怕、未知的恐惧让月兰的身体蜷缩一团，拼命地挤压自己，想挤出这种恐惧，但无济于事。如何与丈夫见面，月兰也在心底盘算。在否定了各种方案之后，她只能待在原地，被动地听从安排。从一开始的策划到最后的见面，月兰始终处在被动地位，勇兰一步步地推动，直到月兰无路可退。

这是一场关于婚姻与家庭的伦理选择，作为主角的月兰，却始终处于被动、从属的位置。站在月兰的角度，她是他合法的妻子，黑格尔指出：“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5] 177，夺回丈夫，符合婚姻伦理，丈夫应该和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出发，月兰认为妻子不该给丈夫的生活添乱，“他没抛弃我，他给我寄了那么多钱。吃的，穿的，丫环，我应有尽有。他也供养了女儿，尽管她只是个女仔。他送她上大学，我不能给他添乱，一定不”[4]113。即使遭遇如此三十年的抛弃，月兰还用传统伦理束缚自己，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经济上的不独立导致月兰无法做出独立判断，当进有理，退亦有理时，究竟该如何选择，成了摆在月兰面前的难题。是主动争取，夺回妻子的伦理身份与伦理地位，保全婚姻；还是维持毫无意义的伦理现状，继续安稳而不完整的生活？这是摆在月兰面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正是伦理困境中的纠结与挣扎，导致了月兰在伦理选择现场的不堪一击，对方还未出场她就已溃败得一塌糊涂。

二、伦理身份与伦理环境

无论用中国的伦理标准还是美国的伦理标准判断，丈夫背信弃义，抛弃中国妻子，在美国重新结婚，都是违背伦理的。背叛婚姻的是丈夫，而小说中最后受到惩罚的却是月兰，因为她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糟糕，最终走向死亡。而丈夫与年轻的妻子，完全没有因为月兰的到来与离去受到任何影响。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局？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3]14。回到月兰和丈夫见面时的伦理现场就会明白个中缘由。

不合法的伦理身份定位。勇兰设想了无数种见面方式，但最后的解决方案只有一种，那就是月兰作为大老婆，年轻的妻子作为小老婆，三人共处一室或者分居两室，共同拥有丈夫。勇兰对妹妹说：“一开始你就得跟丈夫挑明你想要的是什么”[4]117，希望以此获得主动权。勇兰还讲了两个故事来鼓励月兰，一是将月兰比作善良正直的东宫娘娘，去解救被阴谋篡位的西宫娘娘所困住的皇帝丈夫；二是以在新加坡的哥哥为例，讲述当初嫂子如何夺回丈夫，以此来鼓励月兰；无论怎样，勇兰只是希望妹夫可以接受两个妻子，而这在美国是违法的，连月兰都知道，“有两个妻子在这个国家是犯法的”[4]129。在美国，她们想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是完全行不通的。大、小老婆共处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月兰这一不合法的伦理身份的定位，首先就注定了月兰寻夫可能遭遇的失败。

被动的伦理现场。事实证明，这场30年后的见面，勇兰没有猜对开始，也没有猜对结局。她一个人到楼上观察环境，见到了年轻漂亮的护士，下楼时已明显底气不足。之后拼命打扮月兰，希望能增强“竞争力”。当妹夫以一个“年轻美国医生”的形象出现时，她们已经感受到了“威严”，当他问了句“怎么回事，老奶奶？”时，“老奶奶”的称呼再次导致伦理身份的错位，完全打破了姐妹俩对这场久别重逢的心理防线，让月兰处在尴尬境地。勇兰忍不住叫了起来：“老奶奶？这是你妻子。我是你姐姐。”[4]137而月兰已经开始啜泣，明白真相的丈夫问了第二句：“是你，你在这儿干什么？”[4]138这如同《雷雨》中周朴园遇见鲁侍萍时说的话，一个周朴园式的伪君子跃入眼前。一个经常寄钱回家的丈夫见到三十年未见的妻子时，表现的不是欣喜，而是用“粗鲁的美国式的眼神儿”“直视着月兰”威严的质问。这和周朴园对侍萍的关心与关切有何差别？对此，小说着墨不多，从医患关系的伦理环境，到妻子伦理身份的真相，热情关切的态度陡然一变，故事的走向已经明晰。

月兰来美国寻找丈夫，恢复妻子的伦理身份，丈夫的质问倒显得十分无理。除了哭泣，“月兰用一只手捂住脸，另一只手摆动着，示意什么也不干”[4]138。为了这场见面，勇兰策划了五年。费劲周折才把月兰从香港接到美国，难道她带着终生的行李背井离乡来到美国真的什么也不干吗？此时的月兰已经完全不知如何应对，害怕和担心早已将其整个身心占据。这场被勇兰猜想了无数次的相遇有了戏剧性的开始，相见的情形与对白，完全不在掌控之中，整个伦理现场，月兰处在完全被动的状态。本该理直气壮去质问丈夫的月兰，反倒成了被质问的对象，这与她妻子的合法的伦理身份相违背。

月兰自我伦理身份的不当定位，导致她缺乏寻找丈夫的决心与意志，整个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导致伦理现场遭遇强势质问。与此同时，二者所处的空间也使得她们处于被动位置。在狭小的车子内部，年轻的医生一来就坐到了前座上，勇兰和月兰在后面坐着，当他以野蛮人的方法直视月兰的时候，“前排座位对于两个女人来说如同不可逾越的障碍”[4]138，如果把此次见面比作一辆前行的车，那么医生在前排座位，拥有主动权，掌握前进的方向，而月兰和勇兰处在从属被动的位置，使得月兰失去了主动选择的权利，任由丈夫处置。

中美不同的伦理环境。月兰寻夫失败还在于中美具有不同的伦理环境，多重判断标准并存使得月兰陷入伦理困境。其一，丈夫与妻子的相处方式。在解放前的中国，女性作为丈夫的贤内助，不需要外出工作，像月兰一样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所以勇兰用中国夫妻的伦理标准为月兰找到了优势，“他让她当护士，像仆人似的，因此你还有你当妻子的余地”[4]135。但在美国，妻子要与丈夫一起工作，共同支撑家庭。勇兰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她又说“可在另一方面，最能干活的人才是真搭档”[4]135。中美文化同时发酵，让她既保留着中国的观念，也接受了西方的观念，不同的伦理环境中，不同价值判断的转换让月兰无所适从，处于尴尬之境。同时，妹夫也提到了他会在家里招待美国朋友，而这些是月兰无法承担的，简言之，作为美国妻子的伦理身份月兰无法胜任。其二，“以自我为中心”与“以他人为中心”的出发点。上文提到，月兰作为中国传统女性，始终是以他人为中心即以丈夫为中心思考问题，所以才会等丈夫发出的邀请，对三十年来丈夫对自己和女儿的照顾表示感激，甚至担心抵美之后会给丈夫的生活添乱，担心丈夫会不高兴等等，这是一种自我牺牲式的伟大。但这种牺牲，并不能得到美国伦理标准的认同。美国医生是以美国的伦理标准即以自我为中心来审视这场见面，除了质问之外，还罗列了一堆月兰不适合美国、不适合与他共同生活的理由。“你不该来这儿。你来这儿是个错误。你无法适应，你驾驭不了这的生活。我一切都重新开始了。”“看看她吧，她根本就不适合作美国式的家庭主妇。”[4]140不仅对月兰说，对勇兰也这样说，一个又一个的否定对月兰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等于彻底宣告了她寻夫的失败。不同伦理标准的碰撞，使得伦理的天平向医生倾斜，月兰未能回到丈夫的身边，反倒被推得更远。

三、生与死的伦理价值

见面之后，月兰在美国生存的所有前景都被现实击碎，紧绷的神经也无处安放，精神处于崩溃边缘。她完全不适应美国的生活，如果月兰不能坚强起来，不做出适应美国的改变，那么即使与丈夫团圆，她也不可能生活幸福，终有一天会疯掉。“在小说出版后，曾经有一位精神病学家打电话给我，说月兰很像他曾经见到过的一个病例。”[7]当然，作家塑造这一形象，不是为医学提供案例，而是对现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造就了月兰，作家赋予了这一人物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女勇士》中花木兰、勇兰和蔡琰无疑是坚强、勇敢、充满智慧的女勇士形象。虽然无名姑妈最后自杀了，但她是一坚强且有主见的女子，所以才会隐瞒怀孕的事实，生产完后勇敢地抱着孩子投井了。唯有月兰是弱者形象，这与其他几个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凸显出作家的创作倾向——女性要勇敢、要坚强，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生存。勇兰把妹妹送到疯人院后，生活看似恢复正常了。但其实阴影还在，这不仅影响了勇兰，还影响了她的孩子们。“勇兰的女儿们都咬牙切齿，决不能让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忠。她所有的孩子都拿定了主意，主修自然科学或数学。”[4]145这种未雨绸缪的生活与工作安排是月兰之疯之死带给周围人的警示。女性只有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坚强，才能站稳脚跟。事实却并不让人满意，汤亭亭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她的担忧：“在排练《女勇士》时，有无数人愿意演月兰或其他失败的女性，但很难找到能饰演勇兰的演员。……周边的情形让我非常难过。为什么这些女演员都不愿饰演强大的女性呢？”[7]48-49这种现状也说明身边很多女性还尚未觉醒，还具有和月兰等人一样的弱女性气质，缺乏像勇兰那样强大的女性气场，也凸显出月兰人物的意义与价值——让更多的读者透过月兰的悲剧认清现实，能够自我觉醒，从而才能摆脱依附与被动的社会现状。

男性，无论是在“西宫门外”这一故事，还是《女勇士》整本小说，都处在失语状态。关于“月兰寻夫”这件事的策划，勇兰的丈夫也只简短地发表过两次观点：一次是月兰抵达当晚，他拒绝参与讨论，“噢，不，我可不想听”，然后就“回卧室躺在床上看书去了”[4]111；一次是当他们要出发寻夫时，勇兰的丈夫说，“你们别去搅扰那个可怜的人”，“别让他为女人的事烦恼了”[4]129。这两次，一次是直接拒绝，一次是委婉反对，勇兰丈夫的态度与月兰如出一辙，这是他站在男性角度思考的结果，也预示了月兰寻夫的结局。月兰的丈夫也只是在见面时候有几句简短的对白，但他掌控了伦理现场，最后月兰失败了。作家一方面让男性在小说中失语，一方面又书写了在与女性相处时，男性的优势地位。无论是在伦理现场的谈判还是家庭生活的中心，男性都能掌控局面。男性失语的安排更能凸显男性之强女性之弱，在女性处于弱势的婚姻中，失语之下的男性依然处于强势地位，在现有的夫权体制和伦理语境下，女性更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一旦遭遇不测，伦理身份的失去是必然之势。

表面上看，是勇兰把月兰一步步带向了悲剧深渊，如果月兰一直待在国内也许不会疯，依然过着都市老太太的闲适生活；但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勇兰是在维护月兰合法的伦理身份，帮她夺回丈夫。月兰始终面临进与退的伦理选择，并使其陷入被动之中；中美伦理环境的改变，月兰与勇兰都未能及时意识到，双重伦理标准的判断使得她陷入了新的困境之中，错误伦理身份的定位注定了寻夫之路的失败；多重打击之后，月兰完全丧失了作为妻子的伦理身份，导致自我迷失，“疯”是其必然结局。在访谈中，汤亭亭如实说：“这些人不知道该如何战斗，或者已经过时了。她们生活在一个自身能力无法发挥的时代。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已经被我杀死。”[8]48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倾向可见一斑。可以说，月兰是一个具有典型女性气质的女子，比如生活的闲适与首饰的佩戴等，这些勇兰也自愧不如，但这样的女性不适合现代的美国社会，这类人物最终也只能走向灭亡。月兰的结局不仅为勇兰及其儿女的生活敲响了警钟，让她们重新审视自己，并自觉做出改变；同时也让更多的读者意识到，在现有体制下，女性要想获得独立和解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首先就是要像勇兰那样自立自强，练就强大的自我。这也是月兰悲剧结局的伦理价值之所在。

[1] See Arturo Isalas with Marilyn Yalom.“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inConversationswithMaxineHongKingston. Eds.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Jackson: Mississippi UP, 1998.

[2] 邓微，姜涛.浅谈汤亭亭《女勇士》中的疯狂女性形象[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1).

[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4] 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6] See Arturo Isalas with Marilyn Yalom.“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inConversationswithMaxineHongKingston. Eds.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Jackson: Mississippi UP, 1998.

[7] See Arturo Isalas with Marilyn Yalom.“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inConversationswithMaxineHongKingston. Eds.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Jackson: Mississippi UP, 1998.

[8] See Jody Hoy.“To Be Able to See the Tao”. inConversationsWithMaxineHongKingston. Eds.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Jackson: Mississippi UP, 1998.

TheLossofEthicalIdentityandtheMadnessofMoonOrchid

Chen Furu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400047, China)

With the heroin, Moon Orchid, being a deserted wife who goes mad in the end, “At the Western Palace” is a short story in The Woman Warrior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Along with the ethical line of Moon Orchid’s seeking for husband overseas,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ethical scene of this event in Ame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fter analyzing Moon Orchid’s ethical cho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Moon Orchid’s madness.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re are three causes for her madness. Firstly, the different ethical standard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have led her hesitated in ethical choice, which makes her fall into the ethical dilemma. Secondly, the loss of ethical identity as legal wife has caused the loss of herself. Thirdly, the weakness of her character results in her husband’s desertion. In the end, with Maxine’s creation idea, the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 Moon Orchid image shaped by Maxine.

Maxine Hong Kingston；TheWomanWarrior; “At the Western Palace”；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dilemma

I06

A

1673—0429(2017)05—0015—05

[责任编辑：左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