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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状况述论

2017-03-29金龙云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7年7期
关键词:外交关系委员会论文

金龙云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状况述论

金龙云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述论,试图梳理出其研究的重要特点和趋势,以供研究者参考;此外,以外交关系委员会为研究对象,着重阐释其研究的主要领域,并指出其不足。

外交关系委员会;思想库;外交;决策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国内有关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文献不多,所进行的学术论述也不多见,内容大都是概括性的介绍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发展经验或汲取国外论著精华,并未对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关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及学位论文亦很少。笔者试以时间为线索,将近30年来的相关研究文献分为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及博硕学位论文3个部分进行梳理、阐释,对国内外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的主要领域进行述析,并指出该研究需要改进和提高之处。

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国外研究外交关系委员会以美国学者居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一直致力于研究外交关系委员会与美国对外政策而倍受学界推崇的是美国学者劳伦斯·H·肖普(Laurence H. Shoup)和威廉·明特(William Minter),其于1973年出版著作《帝国智囊团》,通过对很少受人关注的意见书、备忘录以及私人信件的细致分析,对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介绍。该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外交关系委员会内情的挖掘不够深入,这跟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大量文件有相当长时间的保密期有关,但瑕不掩瑜[1]。

1980年,美国政治学者伦纳德·西尔克(Leonard Silk)与马克·西尔克(Mark Silk)的著作《美国权势集团》结合美国历史上的有关事件或政治生活中的一些著名代表人物的言行,用比较翔实的历史史料,对美国权势集团的性质、有代表性的权势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细陈述,通过对美国权势集团的分析,表明了权势集团的具体组织结构和使命各异。作者认为,美国的权势集团是一种集合实体,与美国的商界和政府一道,构成了美国经济社会中三种势力中的一种,即第三种势力,如外交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福特基金会等[2]。

有关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建立、发展和组织结构演变的研究著作较多,声望较高的有美国学者盖理·诺思(Gary North)的《权谋集团:一种神圣的视角》(Conspiracy: A Biblical View , Tyler, Tex : Dominion Press, 1996)、美国学者罗伯特·D·斯哥兹基(Robert D. Schulzinger)的《外交事务的智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史》(The Wise Men of Foreign Affairs: The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美国学人约翰·F·麦克马纳斯(John F. McManus)的《内幕人》(The Insiders, Belmont: Massachusetts,1983)、美国学者G·威廉·多姆霍夫(G.William Domhoff)的《当今谁统治美国?》(Who Rules America? New Jersy: Englewood Cliffs,1967)、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惠特尼·H·谢泼德森(Whitney H. Shepardson)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早期史》(Early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amford, C Shepardson, onn.: The Overbrook Press,1960)、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自行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15周年之档案》(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 Record of Fifteen Years,1937)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5周年之档案》(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1947)等。这些著作一般从宏观的视角对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立背景、发展历程、组织结构、研究项目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历史感较重、叙述性较强,但对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作用和功能分析得不够。1996年由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会员、著名政治学家彼特·格罗斯(Peter Grose)所著、由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的《继续咨询——1921至1996年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ntinuing the Inquiry :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921 to 1996, New Yor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6)一书是研究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部力作。作者以时间为线,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初始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图文并茂,介绍了外交关系委员会75年的成长经历,并重点叙述了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大研究项目,即战争与和平[3]。

此外,在国外学者有关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的学术论文中,影响较大的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英德杰特·帕默博士(Inderjeet Parmar)于1995年在《美国研究杂志》发表的文章《国家权力的施行:外交关系委员会个案研究》,对外交关系委员会与政府机构的互动进行了很好的阐述,将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个案研究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4]。美国学者伊丽莎白·雅各布(Elisabeth Jakab)发表在《读书论坛》上的文章《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功能和作用以及其数十年依然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原因进行了阐述,分析有理有据[5]。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会员兹格蒙尔特·纳戈尔斯基(Zygmunt Nagorski)在《国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外交关系委员会几十年来在美国政治、外交、经济等相关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展现的效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对消除误会、推进美国社会有关人员和团体的团结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6]。

根据PQDD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全文和文摘),截止2015年12月,国外研究美国思想库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12篇,其中美国高校11篇、加拿大高校1篇,涉及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亦有多篇。比较著名的有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阿连戴德·马菲尼喳姆(Alidad Mafinezam)的博士论文《因应咨询和改革:进步时代的思想库》(2003)、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威廉·梅纳德·明特(William Maynard Minter)的博士论文《外交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之个案研究》(1973);美国西北大学劳伦斯·亨利·肖普(Laurence Henry Shoup)的博士论文《塑造国家利益:外交关系委员会、国务院和战后世界的起源,1939-1943 》(1974)等①。这些博硕学位论文以外交关系委员会为研究主题,论述了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对外交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有充分的论述。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提高、充实了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认识。

由上述可知,国外关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尚待进一步拓展。不过,学者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依然为学界后来者有关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比较好的素材。

二、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国内有关美国思想库的学术专著一般都是从整体上对思想库进行研究,对单个思想库进行理论上的学术研究为数甚少,对作为美国思想库成员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所展开的研究尤为少见。一般说来,国内学者更多从整体上对美国思想库进行研究或介绍,附带介绍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有关情况。

中国军事科学院在1985年出版了张静怡的著作《世界著名思想库》[7]。该书只在中国内部特定范围和领域内发行,书中列举了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企业研究所、兰德公司、英国的费边社、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外交政策中心等众多著名的民间思想库。作者在书中特别阐述了著名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它是一个私人协会组织,与美国著名的思想库成员之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内学界有关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术论文研究的关注点一般在于分析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运行机制、功能、起源和历史演变,对外交思想库的研究侧重于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和所发挥的影响。

北京大学范士明博士的论文《美国思想库与对外政策》述析了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样的思想库在美国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和历史嬗变。笔者于2010年5月发表于《历史教学》上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于2012年1月发表于《东南亚纵横》上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2012年2月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上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3篇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国外交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根据中国知网和国家图书馆博硕学位论文全文检索可知,自2004年到2015年,国内有关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博硕学位论文一共是15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8篇,直接以外交关系委员会为题进行研究的有1篇②;硕士学位论文为7篇。

三、存在的不足与今后的研究重点

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论著阐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整体分析和阐述;二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与美国对华政策的互动;三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这些论文选题要么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为主线,要么在文中用较大篇幅论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可以说各有千秋,这种特征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需要研究同仁注意的是,要尽量避免美国思想库研究内容的重复性,应从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新的研究资料,挖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的新问题,得出新观点,产生新认识。

国内外学者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与中国外交有机结合的著作存在不足;二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长盛不衰的原因的阐释存在不足;三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著作和论文存在不足;四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档案研究存在不足。

纵观中国国内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东西方学界同仁对其作深入梳理、全面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是从整体上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总结。尤其在国内的学术界,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深入研究的确实很少,将其与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数量不多。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为题来分析研究其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就显得很有必要,兼具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除已列举的3篇博士学位论文之外,还有Maryanna Culleton Colwell, PhD,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the Political Role of Found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0; Frank Paul Mintz, PhD, “Liberty Lobby: Vanguard of a Disposessed Right. (Volumes I and II)”,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1983; Frank Spurgeon Morrow, Jr., PhD, “The U.S.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Mass Media”,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84; Liping Du, PhD, “Consensus Reshaped: Views of American Mass Public, Mass Communicato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Goals”, Syracuse University, 1991; Donald Edward Abelson, PhD, “Descending the Ivory Tower: 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76-1988”, Queen’s University (Canada), 1992; Andrew David Ruddock, PhD, “Enemies Old and New: Foreign Policy, the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Reagan/Bush er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1995; Regina Ursula Gramer, PhD, “Reconstructing Germany, 1938-1949: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artel Question”,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 New Brunswick,1997; David Michael Rankin, PhD, “Symbolic Barriers? United States Leaders, Public Opin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9; Nick Paretsky, PhD, “Policy-Planning Organizations and Capitalist Support for Industrial Policy, 1970-1984”,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2003; Alidad Mafinezam, PhD, “ For Inquiry and Reform: Think Tank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2003.

②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穆占劳的《美国思想库与美中关系研究》(2004年);外交学院狄会深的《美国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洪桥的《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外交》(200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张立刚的《思想库与美国外交政策》(2005年);复旦大学张春的《美国思想库对美国的“一个中国” 政策的影响》(2006年);暨南大学钟建平的《美国外交与安全智囊机构研究——兼评对我国的启示》(2007年);东北师范大学金龙云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1921-1991)》(2010年)。

[1]Laurence H. Shoup,William Minter. Imperial Brain Trus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7.

[2]Leonard Silk, Mark Silk.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M].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80.

[3]Peter Grose. Continuing the Inquir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921 to 1996[M].New Yor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6.

[4]Inderjeet Parmar.The Issue of State Powe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s a Case Study[J].Th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1995(1).

[5]Elisabeth Jakab.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Book Forum,1978(4).

[6]Zygmunt Nagorski.A Member of the CFR Talks Back[J].National Review,1977(48).

[7]张静怡.世界著名思想库[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

Commentsonthe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ofAmericaResearchStatus

JIN Long-y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32, China)

The paper tries to sort ou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America research for the researchers re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main field of study and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y with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Americ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ink tank; diplomacy; decision-making

2017-02-1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联合国、欧盟、美国涉藏活动档案文献整理与翻译(1949-2015)”(16JHQ036)。

金龙云(1978 -),男,副教授,博士,从事东北亚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史研究。

D871

A

2095-7602(2017)07-00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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