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类型弹性
——重审香港新浪潮电影之新(1978-1984)
2017-03-29付晓
未来传播 2017年1期
付 晓
现代性与类型弹性
——重审香港新浪潮电影之新(1978-1984)
付 晓
对“香港新浪潮电影之新”这个议题,香港及海外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但皆失之偏颇。笔者提出从“现代性”与“类型弹性”的角度重审香港新浪潮电影之新。从“现代性”的角度,新浪潮主流类型电影有弑父之权、宿命挣扎、无根流离等价值论创新;从“类型弹性”的角度,新浪潮边缘类型电影有技法移植、叙事重构、类型超越等方法论创新。两者构成了香港新浪潮电影改造本土类型传统的新价值和新方法。
现代性;类型弹性;弑父;宿命;重构
何谓“香港新浪潮电影”(1978—1984)之新?对此,香港及海外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现代化”加“本土化”。如罗卡所言:“大量引用西方现代电影观念和技巧,运用于本地题材之中”[1];其二,“作者性”加“类型性”。如已故的评论家吴昊所言:“众导演能在类型成规之中钻出新意……甚而他们在拍摄不同片种时仍表现出贯彻始终的个人风格与独特视野(所谓‘作者’——Auteur是也)”[2],美国学者波德威尔的表述更简洁:“在既定类型中加入个人特色”[3]。照笔者看来,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就前者而言,早在1966年,传统粤语片的改良者龙刚就在其导演处女作《播音王子》中尝试过类似的手法,用当时还在《中国学生周报》任职的青年罗卡的话来说,就是:“大胆采用现代电影观点来处理本地题材”[4],这与前述他对新浪潮电影之新的评论几乎如出一辙,无异于自我否定了新浪潮的创新。就后者来说,更是老调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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