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义

我老家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小山沟里，小时候家里很穷。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父亲对作业本的控制就非常严格，一学期只給32开的两个小本本，并立下规定，这本是交给老师看的，平时只能在院子里的空地上写字，他为此还给了我许多小竹棍；就连两个小本上如何写字，父亲都规定得细细的，一页要分成三十行，一行得写三十个字，正面写完还得从背面再写。对这些规定我没什么可说的，知道家里每年为几个小本本而发愁。父亲一字不识，但会数数，过几个晚上，父亲坐在炕头点着油灯，翻开我的作业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数，从左向右数到三十，再从上到下数到三十，最后还得一页页地数，看掉页了没有。每次数完，父亲总是拍着我的背直夸：

“我的娃，没费，没费。”

当我到小学三年级时，家里的负担又重了一筹，我的作业本增加到了三本。一件不愉快的事也就发生在这新增加的作文本上。一天晚上，我趴在炕头的煤油灯下写作文，正写着起劲时，旁边的父亲突然朝我大吼起来：“娃——你怎么学坏了，瞎眼了？”他那粗糙的手指已经按在作文本的两个空字处。我明白父亲的意思，立即分辩道：“老师说的，一段话的开头就要空两个字。”父亲不容置辩，他顺手拿起作文本往上一翻，正好翻到作文的最开头，两个字的作文题目竟占了一行！父亲被我的“浪费”激怒了，还没等我进一步解释，我的头梆梆两下，第三下打过来时，煤油灯翻了，屋里立刻漆黑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