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医以阴阳平衡为基石，推及人自身的身心意和谐以及人与天地相参等，以求达到防病治病、恢复安康和幸福。中医疗治身心病，法律医治社会病。在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中，西为中用的概念法学等导致了法律规则形式化或僵硬化，使法律与社会生活日益脱节。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医哲学，对现代法律给予一种新的启示：法律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还应具有人际恢复的治疗意义，以及人与天地相参的诗意追寻。

关 键 词：中医哲学；现代法律；启示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7）03-0014-12

收稿日期：2016-10-12

作者简介：董青梅（1968—），女，陕西铜川人，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研究员，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治文化的传统资源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C023。

一、问题的提出

自清末以来，西法东渐促进了法律的现代化（还表现为法律的西方化、法律的普世化、法律的全球化等理论），而法律的本土化（也表现为新法律帝国主义、法律的民族化、后殖民主義等理论）都进行着不同时期的拒斥。在法学方法上，法学界呈现出了“法教义学”（还表现为形式主义、概念法学、分析法学、法条主义、规范法学、法本身的思考等理论）与“社科法学”（还表现为现实主义法学、法解释学、关于法律的思考等理论）的两大理论流派的交锋，尽管这些流派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着对话和争辩（尽管这些概念所要突出的问题重心并不完全一致，但仍具有一定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