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016年8月的12个月中，在这支2000多人的“打假队”及数千名志愿者的帮助下，阿里巴巴集团的各电商平台上共3.8亿个商品页面、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被关闭，而各地执法部门也关闭了675家假货生产、库存和销售点

做了7年公安的景航没想到脱下警服后还是这么累。过去半年，作为阿里巴巴集团（以下简称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的打假专员，他无数次往返杭州、镇江、天津三地，为其负责的一个涉嫌售卖假冒高档化妆品的案子奔波忙碌。

2017年2月底，天津警方根据景航提供的线索找到了网店的线下售假窝点，查封了现场，并将涉嫌售假的三人刑拘。至此，景航的工作告一段落。但回到杭州后，几乎没有休整，他又收拾行李出发了。

这就是景航的日常，也是2000多名和他一样的阿里巴巴打假队员的工作常态。

鲜为人知的是，在阿里巴巴这家被指责“知假售假”的国内最大电商公司，活跃着一支中国民间规模最为庞大的打假队。

在2015年9月～2016年8月的12个月里，阿里巴巴共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还协助各地执法部门关闭了675家假货生产、库存和销售点。

“阿里巴巴现在一年打掉的假货比线下各种打假活动30年打掉的总和还多。”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阿里巴巴表示这仍然不够，其承诺未来还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假。

2017年3月7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出“国家应该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的呼吁，得到了柳传志、雷军等业界人士的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让制假者不敢制假、让售假者不敢售假，从根本上解决假货问题。”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全国各地的神秘买家

“外界一直认为，阿里打假只是这几年的事，实际上我们早在2010年以前就已开始打假，2002年就开启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阿里巴巴集团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资深经理叶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彼时，随着网购的兴起，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上的网店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侵权问题也浮出水面。集团内部当时还没有像平台治理部这样的专业打假部门，所有涉及假货的知识产权案件均由法务部负责。

一些品牌商在发现侵权行为后通常都会通过邮件的方式告知阿里巴巴法务部，再由法务部跟进相关的调查工作，核实情况后对涉事商品作出处理。

叶炜坦承，由于缺少规范化的打假机制，阿里巴巴这一时期的打假工作多是被动地配合品牌方（或权利人）维权。

阿里巴巴的主动打假始于2010年底。

当时，一方面在国内，《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其中首次明确规定电商要对其平台上的侵权行为负责;另一方面，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屡屡对中国施压，作为国内最大电商平台，淘宝网自然首当其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此，阿里巴巴决心启动内部打假行动。

但让包括叶炜在内的打假团队犯难的是，“根本没人做过如此庞大体量的电商平台的打假，也没有任何前车之鉴可以参考， 只能一点点摸索。”

最初，阿里巴巴借由人工团队对淘宝上的网售商品进行排查，以找出侵权的假货、A货、高仿货。2011年，在此基础上，一种更为主动的打假模式——“抽检”正式推出。

为避免被网店主察觉，阿里巴巴招募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5000多名志愿者，由这些身份隐蔽的“神秘人”配合内部打假团队进行日常线上巡查和抽检。

志愿者们会以网购消费者的名义在一些疑似售假的店铺购买商品，然后将买回的商品一部分寄给品牌方，一部分寄给专业的第三方质检机构，由其对商品的真假作出鉴定，以此为依据对涉事网店作出处理。

如今，抽检已成为阿里巴巴打假的惯常方式之一，每年单此一项的花销就达上亿元。仅在2014年前11个月，阿里巴巴就开展了6万多批次抽检，涉及到食品、保健品、服装等28个行业。

2012年12月，美国将一年前被列入销售假冒和盗版产品“恶名市场”名单的淘宝网排除在年度名单之外，原因正是淘宝付出了巨大努力来清理网站上的非法商品。

奢侈品牌来站队

此后，阿里巴巴于2013年7月推出了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的打假规则，重拳整治售假网店，对出现两次售假行为以及利用多个账号重复恶意售假的网店直接关闭。

一年后的9月19日，美国纽交所上市后，阿里巴巴在打假上的力度更是有增无减。公开资料显示：从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阿里巴巴在消费者保障及打假方面的投入超过了10亿元。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加大打假的力度，增加打假的投入，从来不敢松懈。”郑俊芳告诉本刊记者，为了更高效打假，阿里巴巴还对内部资源进行了多轮整合。

在平台治理部成立前，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反欺诈、账户安全在内的工作均由2005年就已组建的集团安全部负责，这个一直被外界称为“神盾局”的机构利用大数据构建了强大的实时风险防御能力。

但随着阿里巴巴打假的逐步深入，这一机构已不能完全满足需求。2015年12月，阿里巴巴将原有相对分散的几个部门合并成了平臺治理部，由郑俊芳坐镇，而知识产权保护（打假）是其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平台治理部更像是一个统一对外的接口，其他各部门发现假货问题时，知道直接来找我们沟通协调就行了，让我们能够更集中力量打假，这是平台治理部存在的意义。”郑俊芳说。

组建平台治理部的同时，马云还从大洋彼岸的美国请来了“外援”——苹果公司前法律顾问马修·巴西尔担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兼全球知识产权执法主管，牵头打假。

之后，马云更是在2016年的“3·15”前夕现身阿里巴巴打假团队誓师现场，高调宣称将把打假阿里队打造成打假国家队，向外界展示其打假决心。

这一过程中，阿里巴巴也与对其指责颇多的品牌方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成功将后者拉入到其打假行动中来。

2016年7月，阿里巴巴发布全球首个电商与品牌商协同打假的“权利人共建平台”，通过其大数据模型实时向品牌商（权利人）提供疑似侵权链接，让后者能随时随地一键投诉，尽快识别侵权行为。

半年后，由阿里巴巴倡议的全球首个“大数据打假联盟”也在杭州成立，首期成员就包括LV、施华洛世奇、赫基集团、资生堂、华为、苏泊尔等约20个国内外知名品牌。

给公安送线索

此时的阿里巴巴也早已开始转变思路，摒弃以往单一的线上打假，将打假战场延伸到线下，积极与政府执法部门合作，建立长效的打假联动机制，形成了线上、线下相配合的电商打假新模式。

“平台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就是关店，但这帮人往往换个马甲又出现了，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与公安、工商部门的联合打假让他们知道，在淘宝上卖假货不只下架商品、关闭店铺那么简单，还可能要坐牢 。”叶炜说。

过去几年，阿里巴巴与国家质检总局在杭州设立了“互联网电子商务产品质量风险监测中心”;跟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也都建立了顺畅的打假维权联动机制。

此外，阿里巴巴还于2015年12月与国家认监委共同推出了“云桥”数据共享机制，对认证商品实施全流程精准管控，成为国内首家直接接入国家认证信息数据库的电商平台。

这其中当属与公安部门的合作最为亮眼。公安部启用了阿里经济案件协作平台，双方建立起了高效快速的案件信息报送通道。

除了不定期向公安部门提供主动发现的假货线索外，阿里巴巴还会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截至目前，阿里巴巴已累计向全国13个省的公安机关移送过涉假线索。

仅2015年4～9月，阿里巴巴就向执法机关推送717条售假团伙线索，获各地执法部门立案的有330条;协助警方捣毁制假、仓储、售假窝点6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15人。

而在“2016年云剑行动”中，浙江警方更是依托阿里巴巴推送的涉假线索在一年内破获了总案值达14.3亿元的假货案件。

为了更好地配合执法部门，阿里巴巴在2015年额外新增200名员工组成“打假特战队”，还特意从各地的公检法系统招募了一批打假队员。

“他们长期在打假一线工作，不仅熟悉法律，还懂得如何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更了解他们需要什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打假队员清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其所在的线下打假团队中，一半队员来自公检法系统。

10亿商品中捞假货

“线上打假的难点在于商品数量庞大，单淘宝上就有数以十亿计的商品，要从如此海量的商品中找出假货，难度可想而知。”清海说，阿里巴巴最终选择了自己最为拿手的大数据作为切口。

所谓“大数据打假”，就是利用智能识别、数据抓取与交叉分析、智能追踪等技术手段，通过一个涵盖多重考量因素和线上规则的实时大数据模型将假货从庞大的在线商品中筛选出来。

从2013年起，阿里巴巴就逐步建立起了全球最专业的图片侵权假货识别系统，通过检测图片中的局部Logo，来识别图片中商品的品牌，进而判断该商品是否为假货，识别能力超过国外同类图片侦测软件Google goggles。

但这只是依靠单一因素的初级大数据打假形式。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更为丰富的数据模型。”清海告诉本刊记者。

为此，其所在的团队开始着重研究售假卖家和正规卖家的行为轨迹，找到两者的差异，进而建立一个面向全平台卖家的评价模型。

这个在庞大的商品信息、物流信息、支付信息基础上搭建的评价模型包含了100多项对卖家的考量因素，如登陆IP、商品文字、图片描述、交易信息、消费者评价、权利人投诉等，甚至一些社交媒体数据也会被纳入其中。

借助速度可达每秒1亿次的评价模型，清海所在的团队能实时对全网的十亿在线商品进行筛查，对淘宝数百万卖家进行评分，以识别出具有售假风险的高危用户和售假团伙。

起初，该体系帮助阿里巴巴揪出了不少潜伏已久的售假卖家，但在运营九个月后，这个被称作“大而全”的万能评价模型就暴露出了问题。

“篩选出的部分信息最终被证实是虚假的，也就是店铺并未涉假，尽管这种信息在所有推送信息中占比不足1%，但仍然说明原先的万能评价体系存在缺陷，覆盖率很高，准确性有问题。”清海说。

团队不久便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阿里巴巴平台上存在上百个类目的商品，每个行业的售假特征并不相同，统一的评价体系导致了误判。

之后，大数据模型建设团队对该体系进行了升级，将原本统一的评价模型拆分成针对不同行业的多维评价模型，比如保健品行业、奢侈品行业等。

“除保留一些固定的通用评价因素外，我们还根据每个行业的不同特征加入了特定的考量因素。”清海说，相较1.0版本，2.0版本的评价体系虽然覆盖范围小，但被证明准确率更高。

得益于大数据打假的应用，阿里巴巴目前已实现了“线上追踪”、“线下定位”、“权利人共建”“24小时全年无休”的四维打假模式。

售假者越来越狡猾

即便如此，对叶炜、清海这些身处一线的打假队员来说，压力依然很大，“售假者的招数比我们多，并且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所以我们只能拼命追，找到他们的新花样，想出破解之道。”

清海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些售卖假冒奢侈品的网店，网店主将LV写成“绿牌”，“用绿牌这个谐音词来代替LV，以此来规避后台系统的审查和识别。”

为了杜绝此类现象，阿里巴巴将卖家的认证程序从“实名认证”变成了“实人认证”，网店主在申请时除上传身份信息外，还需用指定手势拍照，甚至要手持当地报纸拍照，人脸识别，以确保申请者即本人。

“我们接下来会将大数据评价模型升级到3.0、4.0版本，在单一行业模型下进一步细分产品，比如保健品下再分减肥药、医疗器械等，让打假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有针对性，让售假者无处可藏。”清海说。

在阿拉木斯看来，阿里巴巴是目前国内电商平台中打假做得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尤其是其推出的“中国质造”项目，帮助企业转型，“将打假和帮扶结合起来，让制假售假者断了重操旧业的想法。”

“外界一直对阿里过于苛责。”阿拉木斯认为，假货确实不只是线上的问题，线下也有，且根源还在线下，因为这些产品都是在线下造出来的。

他同时认为，当前打假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制假售假者的刑罚太轻，“相比获得的利益，违法所付出的代价太小，导致违法者敢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身试法。”

2016年，执法机关从阿里巴巴接收了1184条安置在5万元以上的涉假线索，但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

“如果不能严厉刑罚，打假就会像个筛子，让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郑俊芳说，只有像治理酒驾那样打假才能真正“治本”，有效打假。

（以上人物部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