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冰 娥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西南大学 应用伦理研究所，重庆 400715)

李石岑的两层人格诠释及启示

魏 冰 娥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西南大学 应用伦理研究所，重庆 400715)

李石岑从哲学与教育两视角对人格进行了两层诠释：“表现生命”与“大意力之表征”。前者主张人格即是生命本质的真实表现，后者认定人格是大意力的现实表征，二者殊途同归于李氏生命本体里，从而共同倡导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创造、苦战激斗、彰显个性的人格观。它源于生活又追求精神、开放实在又自主平等、理论扎实又关切现实，对当代中国的人格理论与人格教育尤其是青年及儿童人格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李石岑；人格；表现生命；大意力

人格问题是一个跨学科、合知行的问题。因而，讲清人格问题既需要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以至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也需要对现实人格的敏锐洞察与深刻反思。李石岑(1892-1934)作为学贯中西的近现代思想家，既对中西哲学、人生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对近代国人人格实际开展了细致的考察。因而，他对人格的研究与考察既是其理论研究(跨学科)的自然结果，更是他改造(合知行)时人“粘液质”(李石岑的解释是：”吾国人素以粘液质为他国人所轻觑，既乏进取之勇气，复少创造之能力，乃徒以卑屈之儒性，进而为习惯上之顺民。”见李石岑：《李石岑哲学论著·李石岑论文集·尼采思想之批判》，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35页。)人格的实践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氏的人格研究是符合人格研究本旨的，尽管它难免带上当时的时代烙印。

然而，思想史从来都不只属于当时，它还启示及归于当下。李氏的人格研究以生命为本，合中西哲学与教育之精华，提倡一种兼具生活与精神、开放与自主、实在与平等、理论与现实的积极向上、勇于创造、苦战激斗、彰显个性的人格观。这显然对当代中国，尤其是当代青年及儿童的人格研究与教育仍然彰显着极大的价值与光芒，而这一价值与光芒的彰显是从李氏人格研究的起点——人格诠释来开启的。

一、人格诠释之一：“表现生命”

李石岑先生是生命哲学的拥护者，也是中国生命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过渡人物。从他的本体论，到人生哲学、教育哲学，再到对人的本质规定，无一不表达了这一致学旨趣。本体论中，以“生之冲动”为本体：“然则物质与意识，不过运动之比较的状词而已；促此运动之力，是谓‘生之冲动’，此生之冲动，即宇宙创造之原动力也。”[]11人生哲学中，以“生之无限”(增进与绵延)规定人生实质：“我们的人生……于是不能不图生之增进与生之绵延；换句话说，就是图生之无限。”[]95分析人的本质时，阐明“我以为我们赤裸裸的面目，只是盲目的生，换句话说，就是一种‘生的冲动’”[2]94。教育哲学中，视教育为“表现生命”：“人类之生命，可由教育之力表现之……此教育即表现论。”[1]134，135因此，基于上述问题之探究所形成的人格理论，也毫无疑问地以生命哲学为起点：“我的人格观，完全从生命表现出发。”[2]82也就是说，生命表现是李氏人格观的逻辑起点。李氏的人格诠释是在对生(命)、表现、生命表现等的规定中予以展开的。

生是什么？“生之第一义是动。……生之第二义就是变。……生之第三义就是顿起顿灭。……生之第四义是扩大。……生之第五义是交遍。合这五义，才是一生。但又须知道，这五个意思是一刹那间同时有的，并不是由动而变，由变而顿起顿灭，有先后次序的；也不是五个意思里面，有一二个意思可以缺少的，是一刹那间，五个意思同时俱有，这是解释一个‘生’字。”[2]57,59生意味着宇宙万物都是动的，尽管动的形式与方向有所不同，但都是受意志表现的动；动中生变；变中展现生灭且生灭同时；生灭呈现扩大；扩大生出交遍，从而使得宇宙呈现出生机盎然之景象。总之，“生是一个本然自然的东西，活沷沷的向上滋长，所谓生机畅达”[2]60，而“我们设计许多方法，令这个生机畅达，便叫做表现。”[2]60合起来看，“表现生命，就是我们的生是一个无尽藏的宝库，含有上面所述的五个意思，我们只要尽力把这个生表现出来，不叫他被别的东西遮去就完事。”[2]60表现生命即设法将蕴含变、动、顿起顿灭、扩大、交遍、无尽的“生”没有阻碍的实现出来。

据此，人格被解释为：“自我表现。我的言语行事，我的处世接物，均须处处不丧掉自我。我在故我之生命在，我之生命在故万有之生命在。……生命就是一个无尽藏，换句话说，自我就是一个无尽藏，只须把他的本来面目表现出来，便是人格。”[2]82人格即是自我通过其言行处事将自我之生命本质(原始的生之冲动)充分地表现出来，它与自我及自我生命同在。这样看来，表现生命是李氏人格规定的精神内核，各人有其自我与自我生命，进而表现自我之生命也各不相同，自然成其人格也不尽相同。

在人格高低的判定上，“堕落不堕落的标准，要以他能表现生命不能表现生命为断。”[2]62一个人的言行处事是表现其生命本质的，哪怕他每日抽烟喝酒也不能由此判定他的人格是堕落(低贱)的；反之，一个人即使行事高雅，但如果这些言行并非出于他真实的生命表现而只是伪装的话，那么他的人格也称不上高贵，甚至是堕落(低贱)的。简言之，人格高贵与否的标准在于人的言行是否表现其生命及表现生命的程度。由此，伦理视阈中的善恶标准，在李氏的人格判定里并非起着决定作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去其效用。伦理上的善恶实属一元同质：“善与恶不是走的两条路，是走的一条路；善恶是对待的名词，善里面有更善的，那善的便成为恶的了，恶里面有次恶的，那次恶的便变为善的了。我以为善和恶都是向善的方面走，走到至善的境界为止。”[2]60善、恶同归于善，二者都不过是表现生命之人格在其形成中的一个过程，最终必定都走向至善。一旦走向至善，自我之生命也就获得充分表现，人格也随之圆满。不可否认，善恶同一，易于走入相对主义的谜团，但以表现生命为质的人格诠释，却使得个体人格更加真实且归于实际，至少杜绝了道德虚假人格或是道德绑架人格的产生。

在人格的分类上，李氏认定不同人因其表现生命的内容、方式及程度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人格。“英雄的征服欲，学者的智识欲，小孩子的游戏冲动，诗人的感情激昂，也都不外是一种生命表现。”[2]12英雄表现征服欲，学者表现求知欲，孩童表现游戏欲，诗人表现激情欲，都是不同生命的不同表现。因此，有英雄人格、学者人格、孩童人格、诗人人格等各类人格。由此可见，在李氏这里，人格的多样性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合情只因它出于生命之欲；合理是因它表现了生命之欲；合法实因它以同一标准——表现生命来分类。不仅如此，肯定人格多样性实是对人格特性的尊重，它内在地鼓励着个体表现其所特有的生命本质，展现与众不同的人格特质。合起来看，肯定人格多样，坚守人格特性使得李氏的人格诠释十分的大气开放，甚至呈现出极强的现代特性。这样的人格观，如果安排得当，显然可以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力、社会尽其发展。从最保守意义上讲，它至少为人的全面展现、社会的充分发展提供前提保证。

在人格的形成中，李氏认为人格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生命的表现常常会有遇阻不畅的情形：“生命总想常常出现而总不免常常被别的东西遮蔽。”[2]61以小草生长来说，它不可能总是在土地肥沃、天高地阔、水源充沛之地顺势长出，它也有可能在贫瘠不毛、悬崖绝壁、水源干枯之地竭力生长。因此，“生机如果顺着势，不被别的东西遏抑，我们便帮助他走入顺境，名曰助长。生机如果被别的东西遏抑，我们便设法把遏抑的东西弄开，叫他能曲达旁通，名曰利导。”[2]60无论顺势还是逆势，我们都要设法帮助个体表现其生命，形成其人格。相比于顺势的快乐与笑，处于逆势的苦闷和哭更能为人格形成提供情感意志动力：“苦闷可以时时暗示我们去表现生命；……哭的力量常常比笑的力量更大，在哭里面比笑里面难得堕落，因为在哭的境遇里面，比较发见生命的时候多。”[2]62这样看来，李氏提倡的是乐观面对、积极奋斗，甚至奋斗不已的人格观。它意指苦难是激发生命表现最强烈的力量，只要生命不止，表现生命之奋斗便责无旁贷，所成之人格也坚毅无比。一句话，表现生命是李氏诠释、分类、判定、形成人格的精神内核。

二、人格诠释之二：“大意力之表征”

表现生命作为李氏人格诠释的基本格调，更多的是对人格精神主旨的内在规定。这显然不能让力图改造近人人格以拯救近代中国的李氏满意。因此，他必须对人格的具体规定、构成要素、真正本质等等进行更加细腻而深入的诠释。

他首先借用詹姆士对人的三种分类，将人格分成生理人格、伦理人格、心理人格这三类构成。其中，生理人格是人因身体健康而具有；伦理人格是人受外在的伦理、法律及其它社会约束所形成；心理人格则是人“必须精神的活动以自我为中心，而由中心的自我，生意识的自觉与统一”[2]77。显然，相对而言，生理人格最易具备，因为多数人都是健康的；而伦理人格通过对外在规范的遵守也较易具备；只有心理人格，它需要自我意识统一且自觉于自身，因而是最难具备的。但较难具备的心理人格却是无限发展并代表真正人格的：“我们日夜所当向前努力的，便是这心理上完备的人格之探求；……我们要到这个时候，才有真正人格出现。……生理上的人格，既已到极限，便无发达的可能；伦理上的人格，亦以倾欹于外的生活的缘故，不能尽量发展；惟心理上的人格，则由意力充实的结果，可以发展至无穷极。”[2]78心理人格真正依于自我及自我意识，所以是无限发展的，也是最能表现自身之生命，也即自身的真实人格的；生理人格由于受生理年龄所限，必定有其止境；伦理人格则因为始终要求内在自我符合外在规定，因而自我不自由，自我之表现有限。简言之，心理人格是真正人格，其实质是自我通过精神生活所获得的意识的自觉与统一。这样看来，自我、精神生活、意识是李氏诠释心理(真正)人格的三个核心范畴。这其中，精神生活最为关键。

李氏的精神生活源于倭伊铿的“精神生活论”：“人类由野兽或野蛮人之自然生活努力到人间的精神生活，更由人间的精神生活努力到宇宙的精神生活，既经达到宇宙的精神生活，那便达于自由之绝顶。”[2]52显然，精神意在说明人类要摆脱纯粹依靠感觉的动物时代，追求属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旨在阐明人类也要脱离纯粹依靠思想、彻底放弃感觉的“所谓文明人”时代。前者是自然主义对人及其生活的期望，因为依赖感觉经验，所以充满生活气息，无视精神追求；后者是知识主义对人及其生活的期许，因为依靠思考理性，所以充满思想精神，无视生活实际。两派观点一重客观之生活，一重主观之精神，各有不足。因此，倭氏强调主客合一，认为人类应该过一种既真实(有客观生活)又自由(有主观精神)的“精神生活”。对此，李氏十分认同并将它运用于他的人格阐释中，主张人格的形成必经精神生活(即主客统一)之锤炼。简言之，精神生活是人格形成的前提与基础。

至于自我，他先是指出“人人都有一个自我，自我就是自己意识。[2]59”在此基础上，说明“心理上的人格，以自我为中心。……我所谓自我，即我之意志；一切精神作用，都由意志统一。意志作用的结果，既酝酿成一种特性”[2]78。人人都有自我，我就是自我，自我就是自我意志，意志统一一切精神并归结于特性，特性是我之人格的特有。这样看来，自我(我)、自我意志、意志、特性、人格贯连一体并环环相扣。自我(我)是人格形成的起点；人格是我及其意志的结晶；特性是自我及人格的表现。显然，这是李氏从外延及关系的角度诠释人格。

对于自我的内涵，李氏在吸纳并剖析詹姆士自我范畴的基础上，认定自我就是主我，而“主我就是充分表现意志的东西，由意志的动向，发而为意识的诸状态，以成精神的客我。……所谓主我，便是真我”[2]136。主我既是自我，也是真我，在充分表现意志的同时，还成就精神的客我。客我有三个构成：“一、物质的客我。……二、社会的客我。……三、精神的客我。[2]134，135”物质的客我指身体、衣服、家族、家屋、财产等“我”所必须的东西；社会的客我指一种同类意识，比如“我”对某一道德、法律、社会意识、阶层观念等的认同；精神的客我是“我”之合意识的各状态，“我”之心的性能与倾向的全体。合起来看，主我是意志的动向，具有主动性、自主性，它是我之“能意识”；客我集物质与精神于一体，具有一定的被动性、约束性，它是我之“所意识”，二者都是意志的产物，而(心理)人格即是自我，尤其是主我意识之表达的结果。简言之，意志是自我的来源，意识是表达自我的凭借。

对于意识，李氏直接采纳“柏格森谓绵延即吾人意识之真理”[1]6，认定它以绵延为质。比如听闻邻家狗叫，你会联想朋友到访，继而思念故乡等一串以至无限的意识之增进与变化。绵延即真实的时间，与日常钟秒截然不同，它“息息变化，息息增长，无数可数，无量可量，既艰于说明，复难于理解，但可内观自证，由直觉而得也……然则绵延者，一溶和渗透之内质的变化之连续也。”[1]7简言之，绵延是由生之冲动所展现出来的生之无限。至于意志，李氏在比较叔本华生活意志和尼采权力意志的基础上，将其视为生生向上的活力量：“尼采的‘权力意志’怎么解释呢？他说：人是有潜伏力的，这力就是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一种活势力。……这力的功用有两种：一种是‘征服环境’，一种是‘创造环境’。”[2]129“意志里面实在含有一种潜在的性能，这种潜在性能，非经强度的锻炼不易发现。”[2]78意志力是一种潜在能力，它在人遭遇困境时能得到充分的验证。比如爬山遇虎，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极有可能在意志力的激发下，尽其所能的越河避虎，而这一行为在平安顺畅时，显然很难主动为之。由此，意志实是一种大意力，以生生向上为质，在人面临困境时，能发挥其最大潜能，引人刻苦奋进、征服创造。

大意力为什么有此潜能？李氏指出，因为大意力有四种美德：“一活动力，活动为创造必具的条件，我们要晓得世界的创造，都发端于这种活动力。二抵抗力，抵抗为促进意志坚强的主要原素，我们的环境，都是抵抗的试金石，我们的生活，都是抵抗的报告书。三统一力，统一是维系个性的一个关门，我们所以能取一条路向迸发，不奔入歧途，就全凭这种统一力。四征服力，由征服而后可以同化，由同化而后可以显示一种威权。……所谓人格，即此大意力之表征。”[2]79人在大意力上述四力的激发下，表现出体现自我的特性，成就人格。合起来看，(心理)人格还是意志的表现，这一表现是受大意力推动的主我(自我)通过精神生活，将生之冲动统一且自觉于意识所形成的特性。由此可见，李氏的人格说也可以说是意志说。意志是李氏诠释人格的另一逻辑起点，它将生之冲动、绵延、自我、意识、大意力、精神生活、人格、特性等自然、合理且圆润地会通于一体，也即人格之中。

与此同时，特性作为大意力表征的结果，早已成为李氏所释之人格的另一内在实质。“我以为人格之本质，即个性之实现，离了个性便无人格可说。……在战争方面，以拿破仑为最有人格，因为他确信己力之伟大，可以有支配世界之权能；在艺术方面，以瓦格讷(Wagner)为最有人格，因为他确信他有一种音乐的特性，可以调各声、音、创作，尽一切乐剧之能事；在宗教方面，以马丁路德为最有人格，因为他确信他有一种反抗的意志，可以推倒教会的威权。……人格完全以特性为基础，摆脱一切时间空间的拘束，而走入自由的里面，所以自由之实在，即人格之本质。……意志作用的结果，既酝酿成一种特性；由这种特性保持的久暂，即可定人格之高低；至高的人格，其特性至死不渝。”[2]80，83个性与特性是人格确立的本质与基础，拿破仑、瓦格讷、马丁路德之所以被称为大英雄人格、大艺术家人格、大宗教家人格都是因为他们分别在战争、音乐、宗教上充分展现且保持了各自所有的特性所致。因此，成就个性或特性即是成就人格，反之即是侵犯人格，人格的高低贵贱也由个体是否成就特性或特性保持的久暂来衡量。总之，人格离了特性，无以成就也无法分辨，二者绝不可分。

合起来看，在李氏这层人格诠释中，意志(大意力)与特性(个性)是人格得以产生及确立的两个支点，它们直接决定着个体人格的向上性、自主性、多样性、类别及衡量标准。由此李氏倡导一种自主、开放、多元的人格观，而这也正符合人格的初衷。

三、两层人格诠释的实质与启示

显然，李氏的两层人格诠释，一主“表现生命”，一倡“大意力之表征”。从表面看，二者似乎没有关联。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便不难发现它们其实是合于一体的。这种合一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以生生为本。以人格之表现生命来说，表现得以发生的原因、表现内容——生的五层含义、表现过程中的种种及其解决、表现结果——个体言行等无一不受生之冲动本体所驱使。首先，在人格之大意力表征中，精神生活的实质、意志及意识的规定、大意力的潜能激发、自我主我的能动性、特性的表征等也都一一展现着生之冲动。第二，倡导积极向上的人格观。在人格挺立过程中，表现生命直面生命会有遮蔽的情形，因而要作好旁通曲达的准备，鼓励个体追求积极向上的人格；大意力表征阐明人格修炼非经大意力磨炼不可，鼓舞个体练就百折不挠的人格。因而，二者都认同苦难、逆境对人格挺立的必要性与有益性，提倡苦战激斗人格。第三，肯定人格的多样性。表现生命的人格诠释视个体生命之差异，表现生命方式之不同为正常，从而肯定各类人格的存在；大意力表征的人格诠释视特性为人格的本质，这无疑是对人格多样性的最大鼓励与肯定。第四，对完美人格的设定是一致的。表现生命达到充分状态，则人格完美，而这一状态即是生命自由；大意力表征达到极致，特性保持到最久，即可摆脱时空的一切束缚，人格自由圆满。总之，两种诠释从不同视角与规定，殊途同归地诠释了李氏认定的当时国民最需要的人格特质与内涵。

合起来看，李氏对人格所作的这两层诠释首先表现出很强的跨学科性，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以至社会学理论均有涉猎。因而，从理论上看，它符合人格研究的多学科理论需要，为人格及其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深入而严密的研究范本，有益于促进上述学科的人格研究及人格理论本身的研究与发展。此外，李氏的人格研究始终基于对近代国人性格的实践考察，由此突出人格研究合理论与实践于一的研究特质，这仍然是当代人格研究与教育所极其需要的研究旨趣。人格研究不是纸上空谈，而是以现实中的人格实践为基础，促成现实人格的养成与挺立。

其次，李氏的人格诠释还表现出相当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两层诠释所蕴含的积极进取人格内涵既警醒了当时的国人，更持续激励着现代的国人。国家强大与复兴，只能依靠国民努力奋斗，而国民努力奋斗显然有赖于国民人格之积极与进取。无论是危机时代的近代，还是和平年代的当代，国家的实力与发展依旧只能有赖国民人格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两层诠释透射出的勇敢、积极、乐观面对困境之人格观，对个体人格，尤其是当代青少年人格养成来说是极其需要的。当代中国虽已走出近代中国的物质贫乏，但困境本身是不分物质与精神的，它可以跨越时空，在不同时空有其不同的存在及表现方式。正因为我们不再物质贫乏，但与之相应的精神是否也同步走进小康甚至富裕，是需要正视的问题。显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二者之间的协调，更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所不可回避的某些弊病而面临着极大的精神困境，这在从小衣食无忧的青年一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代青年在展现个性与创造等积极人格的同时，也出现了不愿吃苦、害怕失败等消极人格。因此，李氏肯定苦难是对大意力的修炼、苦和困境对生命发见所展现的力量，是当代国人急需的人格养分。

再次，分别将表现生命、个性视为人格的本质，由此抛弃简单且统一地以伦理道德、社会身份、阶层、职业等为本质的人格规定。这是一种相当务实、开明、平等又彰显个性的人格观。务实在于，个体人格来源于个体真实生命表现及其独有特性，它不是包裹在社会共同道德、或是物质(比如职业、阶层、身份等)外表下的务虚人格。务虚人格和真实人格相比，显然较易因为外在物质而导致虚假人格或是人格绑架产生。而真实人格对于个体来说，应该是快乐而高效的，因为无需勉强与虚伪；对于社会而言，是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所需之诚信价值观的基本保证，因为只有为人真实，才有诚信可言，陌生人间的交往才具备交往基础及长期交往保证。开明与平等在于，认可生命本质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也鼓励个性的差异性，所以各种人格都应被充分的尊重，也理应被平等的对待。换句话说，它允许我们拥有一个百花齐放的人格社会，只要你表现了你的生命本质，凸显了你的个性。因此，它凸显出个体人格的真正平等与开放。这不仅在近代中国十分难能可贵，而且对当代中国来说，如果安排得当，是可以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力、社会尽其发展的。从保守意义上讲，它至少为人的全面展现、社会的充分发展提供前提保证；而从长远来看，它是民族走向复兴的必经之路，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根本体现。

最后，由表现生命所折射出的善恶一体理念，对儿童人格教育来说很是弥足珍贵。这一理念倡导儿童的人格教育重在任其表现他们的生命本质，成人不可强迫儿童只表现所谓的高或善(优点)，而不展现其所谓的低或恶(缺点)。在儿童的成长中，缺点(坏事情)和优点(好事情)一样都是儿童表现其生命本质的外在体现，它们在儿童的人格养成中都是不可复制、应被珍视的重要体验，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因此，儿童的人格养成关键在于让儿童形成自己的意志或大意力，使其依其意志去生活去展现生命，自然发展，并形成自己的主见与判断。切记不可让所有儿童都平平和和，统一特点。与之对应，为儿童设置一个又一个的人格高理想，只会增加儿童的成长压力和痛苦，妨碍他们自然的表现生命。儿童的人格理想应该由儿童根据其生命本质来自然表现，自主地追求，而非外在强加。此外，表现生命说在方法上强调抽出式，使儿童在表现生命的过程中与成人相互为师，相互成就。突破注入式将成人视为儿童权威与榜样，命令或强制要求儿童按成人的意志来完成的做法，也是当前我国儿童人格教育急需扭转的理念与方法。

总之，李氏对人格所作的这两层诠释是充满活力又积极向上的，它深入浅出、博采众长又彰显特色，不仅在近代中国的人格理论与实践中注入一剂强心针，而且还在当代中国的人格理论与实践中持续地彰显着它的现代光芒。

[1] 李石岑.李石岑哲学论著·李石岑论文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2] 李石岑.李石岑哲学论著·李石岑讲演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责任编辑：朱丕智]

TwoExplanationsonPersonalityfromLiShichenandItsEnlightenment

Wei Binge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Applied Eth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400715, China)

Li Shichen made an explanation on personality with life manifestation and expression to great will as a philosopher, educator, and activist from modern China. The former regarded a real manifestation from life as personality, and the latter took realistic expression from great will for personality. Both of two are from the life ontology and advocated a personality theory on positive, creativity, fighting, and character. Which is opening, modern, pragmatic personality theory and meaningful to personality education in China.

Li Shichen; personality; life manifestation; great will

2017-04-15

魏冰娥(1976-)，女，湖北荆州人，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重庆市公民道德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应用伦理研究所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伦理思想史、教育哲学。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第60批科研基金项目“儒家人格养成研究”(2016M602642)，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李石岑教育哲学研究”(2015-JC-032)，重庆市教委思政课择优资助项目“儒家德育方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运用研究”(zkzy2014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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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0429(2017)04—0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