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望华

（广东东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25）

空间视域下小说《加西亚家的女孩没有口音》中的家园追寻

李望华

（广东东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25）

《加西亚家的女孩没有口音》中家园空间是怎样失落的？重建是否可能？从空间理论看，空间是权力、意识形态的客体，是权力、意识形态产生的结果。权力对身体空间惩罚、对想象空间规训造成家园的失落；语言、意识形态阻止了在移民国的家园重建；而主人公重回故国，意欲找到家园，但也因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影响而以失败告终。权力、意识形态是家园追寻、家园重建和家园失落的直接原因。

空间理论；家园失落；家园重建；家园追寻；权力；意识形态

引言

美国多米尼加裔女作家朱莉亚·阿尔瓦蕾斯是典型的流散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登上美国文坛以来逐渐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瞩目。其第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加西亚家的女孩没有口音》（以下简称《加西亚》）于90年代出版，不久即获颁1991年度约瑟芬·迈尔斯奖，并被《纽约时报书评》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推荐给读者，称其宣告了西班牙语裔女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崛起，开创了美国西班牙语裔文学的新纪元。[1]

《加西亚》以倒叙的手法记叙了加西亚一家如何离开自己的家园，远走美国，并努力在移民国试图重建家园的故事。因为祖国多米尼加处在极权君主特鲁希略的统治下，父亲决定和其他亲戚一起通过刺杀独裁者来推翻其统治，不想却遭到美国的临时叫停，从此消息泄露，父母不得不马上带着四个姐妹踏上流亡美国的征途。在美国，他们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经历了在文化、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冲突。30年后，约兰达，四姐妹之一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国，并下定决心留在自己曾经离去的家园，但发现并不如意。

美国评论家主要从语言和身份等方面对该书展开分析。评论家威廉斯·路易斯从美国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出发，指出美国文化熔炉对属于少数族族裔文化的贬低和蔑视，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体身份分裂和族群分化。[2]评论家杰奎琳·斯托凡柯指出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历了“自我的碎片”现象，试图解读多重身份对个体的撕裂。[3]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则刚刚起步，仅有石平萍教授从国家记忆和个人记忆方面对该书中的章节《西班牙征服者的血脉》进行了讨论，指出个体如何经受了记忆清洗及对抗国家记忆并找回个人记忆的方法。[4]张瑛则从语言与文化身份的角度，解读语言如何影响着个体身份的获得。[5]

本文则从空间理论出发，以家园的重建和追寻为研究目标，探讨权力、意识形态等与家园失去、家园重建、家园追寻的关系。

一、空间视域中的家园

古典形而上学认为空间是绝对的、静止的、只作为事物发生的容器存在，可以借用欧几里得几何学来测量。其空间认识论以二元辩证法为基础，认为空间也可分为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自然空间和想象空间。后现代空间理论指出古典形而上学空间理论忽视了空间的社会属性，使空间变得背景化、空洞化、同质化。马克思曾指出，纯粹的自然空间已经消亡，只存在人化的自然。自从自然空间进入人类劳动实践的范畴以来，就不存在独立于劳动之外的所谓客观中立的空间，空间的社会属性逐步凸显出来。法国哲学家列斐弗尔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生产的产物，传统形而上学以二元辩证法看待空间存在不足，需要引入第三项来观察空间。他将空间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空间实践，侧重指物质空间；空间表征，侧重指想象空间。而表征空间的引入意在突出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存在，即空间是社会生产的结果。法国思想家福柯更进一步指出空间不是中立的，而是权力和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6]36-39

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辩证法中，家园的认识论是基于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分类进行的。家园泛指自己的家乡、故乡。自然地理学视野中的家园是个人的出生地、成长地。人文地理学视野中的家园则与个体的庇护相连，关注个体成长与家园提供的价值观。而哲学家则关注家园如何成为心灵的归属，并试图从家园与集体想象和无意识的关系来关照，如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曾论述家宅怎样进入集体无意识中：（家宅）不仅连续不断地给个体童年提供坚固的墙壁、芬芳的气味，而且还提供进行幻想的场地及加工幻想的原材料。从此，家宅永远在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个体则可以时时打开想象之门，领会家宅给人带来的安定平和，使个体“休息在自己往昔时光里”。[7]家园则是扩大了的家宅。家园因其为童年提供最初的庇护与想象而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化身为灵魂的栖息地。后现代空间视域下，列斐弗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指出家园既是物质空间、想象空间，又是社会空间。

二、家园的失落

在《加西亚》中，四姐妹因为跟随父母仓皇逃亡美国，从而导致作为自然空间的家园的失去。一方面，这源于身体空间被权力操弄。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曾提出“作为原初时空的身体”的概念，指出身体是所有空间感知、空间意向的源头，空间必定是身体性的空间[8]，身体是一切空间的源头。致力于发现权力运行策略的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权力对空间的掌控，必然从对个体身体的掌控开始。在古典时期，君主会用刽子手直接在囚犯身上施加惩罚，施以血的教训。权力把身体纳入社会生产的流程，以产生对权力有益的结果。一旦反抗，权力则动用各种手段来惩罚身体。在特鲁希略的残暴统治下，多米尼加全国遍布秘密警察，对异己者进行残酷的肉体惩罚、消灭。1960年12月,美国《时代》杂志报导的多米尼加米拉贝尔三姐妹因发起了地下抵抗运动而被谋杀，只是作为政治异己被杀的冰山一角。在小说《加西亚》中，四姐妹跟随父母逃到美国，然而没逃出来的亲戚们则没有那么好运，时不时有舅父或姑父被杀害的消息传来。四姐妹体验到了因反对权力而招致对身体直接的威胁。在刺杀独裁者的消息走漏后，立即有荷枪实弹的秘密警察直接进入家里来打探行踪，稍有不从，随时会招来一枪毙命。父亲不得不躲到特意建造的卧室衣帽间小隔间去，连小便都不敢解，深怕尿声会招来秘密警察的注意。个体的身体空间被权力尽极大可能压缩、毁坏。另一方面，权力对物质空间的攫取加速了个体家园的失落。加西亚家住在独裁者的隔壁，等于处在权力直接的监控下。在这里，四姐妹的家园空间无法确立自己的界限——靠近独裁者的一边不能像普通家庭那样建立篱笆。独裁者可以和自己的晚辈在庭院自由散步，而住在隔壁的姐妹们则被限制进入与独裁者邻近的空间。属于加西亚家一个小屋因靠近独裁者家，就不能住人，只能任由之废弃，变成杂物间。福柯曾揭露权力运行策略：权力要求空间必须对自己全面敞开，而把自己的运作隐藏起来，籍此突出监控者的权力和被监控者受制于权力的事实。因此，权力对空间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逻辑，加速了个体的家园的失落。

同时，权力对想象空间的操控彻底摧毁了作为心灵归属的家园。四姐妹中最小的菲菲成年后甚至不记得离开多米尼加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她脑中一片空白。海地保姆预言：“她们（四姐妹）将会为记得的和不记得的事情烦恼。”确实，对家园的记忆都没有了，何谈对故乡的归属？根据列斐弗尔的空间体系，想象空间本来是个体根据个体感受赋予自然空间、物质空间意义的过程。但权力却要清洗个人记忆并赋予个人统一的想象空间。个体不被允许用权力相左的方式发声，不允许拥有未经权力同意的个人记忆。特鲁希略在多米尼加进行血腥的独裁统治，对政治异己进行残酷镇压，对邻国海地国民进行无情地杀戮。但一方面，独裁权力对传播真相的个体进行肉体消灭；另一方面，通过发布国家话语来掌控个人话语。特鲁希略独裁政权发行了官方自传，如《哥伦布最热爱的土地: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一个伟大领袖的传记》来强化国家的话语，通过宣传独裁者的热爱人民，建设国家等正面形象来压制个人表达，把个人对独裁的负面记忆人为清除，而代之以对独裁者的歌功颂德。此外，因生存需要，个体不得不通过内化国家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压制，养成自我审查方式，逼迫自己认同权力表达。当加西亚家逃到美国，一谈论故乡的独裁者，父母都直接要求子女闭嘴。而父亲一见到美国警察，都会紧张，怀疑是多米尼加派来追杀他的人。举家来美的原因被父母刻意掩盖，说成父亲来参加医生培训，而不是因政治追杀而逃亡。甚至年幼的菲菲因说漏嘴，透露自己的父亲有枪的情报，而被父母关在浴室里用皮鞭教训。最终，权力通过对个体“灵魂”的操控[9]，达到了对个体想象空间的掌控，导致个体记忆的清除，家园在想象空间的陷落。

三、家园的重建

家园重建不仅指作为物质空间的家宅的确立，而且必须始于个体在空间表征中被接纳。空间表征即社会空间，它不可见，但它可被个体感知，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是权力、意识形态等的场域[10]36-39。对加西亚一家来说，父辈旧有的文化观念成为被空间表征接纳的障碍。约兰达按照美国的思维写了一份演讲稿，宣扬个体进步、个体对老师的超越，惹得父亲大发雷霆，并撕毁了演讲稿。因为他不能接受学生“打败”老师的说法，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对威权的尊重，无法理解个性的解放。三女儿索菲亚按照美国的方式自由恋爱，不想自己收到的情书被父亲搜查出来，受到审查和公开批判。索菲亚只好离家私奔。成年后，她试图与父亲和解。她按照美国的习惯安排了一个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蒙住父亲的眼，让他通过女性亲吻面颊来判断是谁，不想因触及父亲的伦理底线而悻悻作罢。父辈旧有的文化观念导致女儿们融入新移民地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加西亚家的四姐妹为了获得空间表征的接纳都做出了努力，其中的关键是获得语言共同体接纳。[11]47拉康曾指出，人出生之前就已存在一个语言的世界，因此个体的成长就是逐步意识到这个话语世界并向其臣服的过程。而新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度，接触新的文化，就像一个婴儿降生于新的语言世界。但因为移民个体已经拥有了旧的文化体系，新的语言必然与旧有的语言系统发生冲突。个体成为两种语言、两种意识形态争夺的场域。新的移民地语言必然为保证语言的纯洁性，与旧的语言产生冲突。如，菲菲在学习英语时，“总有一个西班语词会突然间滑进我的英语中，犹如有人插队”，而老师会像“边境巡查员”，“她总有办法把‘这些非法移民遣送回去’。”住在楼下的老太太叫嚷着要把他们赶出美国，因为她们这些“西班牙佬不讲英语”。而四姐妹们则通过在家里表演斗牛来对抗宛如魔鬼的老太太，以此来实现对新移民地语言暴力的反抗。显然，这种对抗只是一时的自我安慰，对她们身份的获得是没有益处的，她们只能在困难中继续学习语言。约兰达直到读大学时都没搞懂英语诗歌中诸如6和9等数字特定的性意蕴，她接受不了大学男友口中描述两性时直白而粗俗的动词“Fuck”，认为它破坏了两性之间的浪漫。因此自己一直不能与男友有实际的身体接触。自然她无法获得以男友为代表的美国本地人给予的身份认同。

在移民国，保持纯正的多米尼加身份不可能，完全美国化也无法完成，四姐妹只能获得杂合的文化身份，这给个体带来无情的撕裂感。约兰达这个名字在西班牙语中的昵称是“悠”，在英语发音被误念为“乔”，连续念两遍的“悠悠”就成了小孩子的摇摇乐玩具。而买个性钥匙链时，只有“乔伊”可选。丈夫因不懂西班牙语，只能称呼她为“乔”，而约兰达的内心深处，希望自己被称为“悠”。因此约兰达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两种同时在场的文化标签和文化身份。婚后约兰达仍然要在西班牙语里获取身份认同，如她认为自己的名字“悠”与西班牙语里的天空cielo押韵，而美国丈夫因不懂西班牙语而无法理解，认为与英语里天空sky的发音不押韵。两种身份之间的冲突导致她的脑袋—心—心灵无法统一，她无法忍受日复一日的身份撕裂，最终以离婚收场，自己建立家园失败。发展到后来约兰达连用英语说自己的名字都会皮肤过敏，只能去心理医院接受治疗。最后她找自己的心理医生做伴侣，把自己置于他的时时监控中以保持稳定身份认同。她的妹妹菲菲为了把自己的移民身份消除，拼命地减肥导致身形病态消瘦。她还没日没夜疯狂地阅读美国文化经典，希望获得完全的美国文化身份。到最后自己产生幻觉，觉得自己会变成猴子，因为她仍然觉得自己没进入美国主流文化。杂合文化身份给个体带来的撕裂和冲突使主人公在美国建立家园的梦想破碎了。

四、家园的追寻

小说开篇是成年后约兰达重回多米尼加，暗地里希望自己能留在故乡而不用回美国。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流散移民从移民国出离，重回自己的故乡，但此时故乡已不是他们的家园，因为从离开故国起，他们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重回故国只是自我流放的开始。[12]因此小说开篇的回归不是家园寻根的结束，而只是开始。

回归故国的约兰达有着双重的意识。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提出了双重意识的概念，她认为美国黑人是黑人和美国人之间身份冲突的场域，黑人已经接受自己是美国人，而且还透过这个身份来审视自己的黑人身份，躲不开非洲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同一黑人身体中存在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两种矛盾的理想。”[13]相类似地，在《加西亚》中约兰达体会到了自己身上多米尼加人和美国人的身份冲突。

回到多米尼加的她已经不知道在多米尼加文化中antojos（自己喜欢的食物）的含义，不知道一个地道的多国人喜欢的当地美食是什么，反而根据美国人的口味去寻找番石榴，这在多国是最不起眼的水果。流散作家萨义德曾提出对位阅读理论，强调一种通过被殖民者视角进行的反读，目的是揭示帝国主义政治……以及文学怎样使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了作家和读者大众的集体意识。[14]借助对位阅读，可以看到约兰达对番石榴的追求表示她已经被美国意识形态改造，她正试着透过美国文化来审视多米尼加文化。同时，约兰达还想用美国意识形态来抵抗故乡家园的意识形态。当她独自开车去摘番石榴途中，车子抛锚了。她束手无策时，出现了两个农夫。多米尼加的传统意识形态不允许女性独自行动。当独自一人的约兰达看到孔武有力的农夫时，她吓得“好像舌头变成了一块被塞进嘴里的破布”。此时她感受到多米尼加意识形态对自己的审查。多米尼加意识形态尊男抑女，女性只是男性的点缀，男性把持着权力，占主要地位。而美国则倡导男女平等。为了避免自己被贬低，约兰达没有使用多米尼加语，而是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处境和意图，她有意识地用美国人的身份来保护自己。在车修好后，她继续用美元来表示感谢并用英语来告别。此时，她已经选择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属于故国家园的意识形态被她抛弃了。因此，故国作为被俯视审察的他者，被贬低了，已不再是家园，不能成为回归的目标。

结语

从空间理论看，无论是作为物质空间、想象空间还是作为社会空间的家园都是权力、意识形态的客体，是权力、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果。权力对身体空间惩罚、对想象空间规训造成家园的失落；与移民地语言、意识形态的冲突阻止了在移民国的家园重建；而主人公重回故国，意欲找到家园，但自己却以他者身份来俯视、审察、贬低故国的意识形态，并最终抛弃了自己的家园。小说从约兰达离开美国重回多米尼加开篇，以四姐妹刚到达美国开始学习英语结束，用倒叙的手法刻画了主人公失去家园—家园重建失败—踏上永无止境家园追寻之路的历程。作者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也许这就是流散移民的命运。

［1］Martinez,Elizabeth Coonrod.Julia Alvarez:Pro-genitor of a Movement［J］.J Americas,2007，(Mar./Apr.):6-13.

［2］Barak,Julie.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A Second Coming into Language in Julia Alvarez's How the Garcí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J］.MELUS,1998，(23):159–176.

［3］Stefanko,Jacqueline.New Ways of Telling:Latinas'Narratives of Exile and Return［J］.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1996，(17):50–69.

［4］石平萍.论《西班牙征服者的血脉》中的记忆政治［J］.外国文学,2009，(1):3-10.

［5］张瑛.《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中语言与文化身份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5，(4):19-26.

［6］［10］［11］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6-39.

［7］巴什拉,加斯东.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46-147.

［8］庞蒂,梅洛.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5.

［9］Foucault,Michel.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the Birth of the Prison［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145.

［12］Hall，Stuart．Thinking the Diaspora:Home-thoughts from Abroad［J］．Small Axe,1999，(6):1-18．

［13］Gilroy,Paul.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M］.Identity and Difference,ed.,K.Woodward,Sage Publica⁃tion,1993:126.

［14］Said,Edwar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Vintage Books,1993: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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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469（2017）-03-0036-05

2017-03-15

李望华（1975-），男，湖南临湘人，广东东软学院国际学院英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