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 群

明朝后期江南出现了一位 “千古奇人”——徐霞客，50岁以前因其母健在，秉承古训作 “有方之游”。其间，除了闽游，其他皆是浏览某地的名山大川，相当于今天的景点旅游。在母亲仙逝后，徐霞客于丙子年 （1636年）开始为 “万里遐征计”，开启了他的远游、“广游”模式。就形式而言，这种 “广游”模式和当前国家倡导的全域旅游具有相似性。《徐霞客游记》精详而真实，主客因正面接触而相遇相知、悦纳与排斥。“游圣”徐霞客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思考及践履，是古人关于旅游社会价值的重要总结，为今天发展全域旅游提供了学习借鉴的素材。

一 全域旅游是对传统旅游场域的解构

全域旅游即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首先，在理念上，全域旅游是对传统旅游认知的一种新突破。全域旅游将旅游作为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手段，并实现社会资源共建共享，是以往旅游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部分。其次，细究全域旅游提出的背景可以发现，一方面，景点旅游已远远不能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旅游消费需求，以旅游体制改革突破发展瓶颈已箭在弦上。经过多年发展，景点旅游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如游客被限制在景区，妨碍了游客享受自由、自在、自主的旅游活动；主客分离的旅游方式已满足不了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亲密接触的需求，以及对 “他者”生活的近距离体验；“文化商品化”和 “舞台真实性”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困扰着游客，了解真相、追求原汁原味的原住民文化成为现代游客的新目标。另一方面，景点旅游人为分隔了景区，造成景区内外有别，差距越拉越大。对旅游目的地居民而言，不能共享旅游利益，却要承担旅游的诸多负面影响，乃至心生恨意，最终导致主客冲突。

从目前学界对全域旅游的解读来看， “域”指的是 “一定区域”。笔者认为，“域”不只是一个地理范围。如果借用布迪厄的 “场域”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全域”。“场域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是在某一个社会空间中，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出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1]据此， “旅游场域”就是旅游利益相关者运用各自掌握的资本，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构化空间。布迪厄还把社会生活区分成各种各样的场域，其中权力场域 “发挥着类似于 ‘元场域’（Metafield）的功能，在所有的场域中起着分化与斗争的组织原则的作用”。[2]所有场域均在权力场域中运行，并依据与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的接近程度而处于权力场域的不同位置，受权力场域掌控。全域旅游是国家旅游主管部门提出的新理念、新模式，也是国家权力作用于 “旅游场域”的具体表现。

全域旅游从两个层面解构了传统旅游场域。一是突破传统旅游场域的边界。景区内外的区隔被打破，构成新的旅游场域，营造出 “处处是景点，人人是旅游形象代言人”的现代旅游场域。二是化解矛盾，实现利益共享。 “只有强调利益原则贯穿于场域运作的始终，也只有强调这些利益原则同所谓 ‘无关利益的利益原则’之间进行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和复杂性，才能够揭示社会场域的真正运作逻辑……”[1]全域旅游改变了 “旅游场域”中各行动者的地位，居民从配角上升为主角，一跃成为场域中的重要力量。这种角色转换为居民带来了多重利好，他们可以享受优美的环境、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全方位的社会配套服务以及旅游收益等。游客则能获得更满意的旅游体验。在强调共享的同时，全域旅游也要求各行动者尽己所能，对全域旅游目的地尽到共建责任。

全域旅游能否取得实效，取决于硬件设施能否改善，但关键在于人的文明素质。如果人的文明素质提升了，主客和谐而利益均沾，全域旅游则能破解传统旅游之痛；如果人的文明素质仍然低下，主客因利益而纷争不断，全域旅游只不过是放大了的景点旅游，因其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势必对主客关系、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造成更大的损害。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全域旅游，需要汇聚各方智慧去提升国民的文明素质。我们既可以利用法律手段、舆论手段、行政手段等现代社会治理方式去提升国民素质，也可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以古人智慧浸染国民素质。

二 “霞客游”的伦理考量

徐霞客是中国古代较有成就的游者，他不仅遍游九州，而且留下了60多万字的日记。《徐霞客游记》文字质直，其内容 “多载米盐琐屑”，为今人留下了可供考据的详细材料。笔者试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个层面梳理徐霞客的旅游伦理学说。

（一）人与人：进退有度，主客和谐

为了解决向导、交通、食宿等现实问题，徐霞客曾借助很多人的帮助才完成他的旅程。其间，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既有知书达礼之人，也有乡野村夫；既有热情好客之人，也有冷眼相向之人；既有正直善良之辈，也有作奸犯科之人。这一系列的相遇相知，让徐霞客备尝人间冷暖，为我们留下了400年前一位旅人与东道主无间相处的多彩画卷。

在徐霞客眼里，儒家倡导的 “仁义礼智信”是形成融洽的主客关系的基础。在江西永新，“觅旅店俱不能容。予方彷徨路口，有儒服者过而问曰：‘君岂南都人耶？余亦将南往留都，岂可使贤者露处于我土地！’揖其族人主□其家”[3]。这反映了读书人对读书人的惺惺相惜，更重要的是，“儒服者”作为儒家思想的维护者，他不可能弃徐霞客于不顾。普通劳动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 “仁义礼智信”也是谙熟于心。徐霞客欲游广东真仙洞， “遇樵者，令其觅舟入真仙。二人慨然许之。……不意此二人独漫许之，余心不以为然。……晨起，余促参慧觅结桴者，未行而昨所期樵者群呼而至，谓予曰： ‘已入洞否？’余应以待舟”[3]。徐霞客对樵者的不以为然，附近居民的冷漠，更衬托出樵者的一诺千金。徐霞客还记录了待客有礼的老人：“……居停之老陈姓，甚贫而能重客，一见辄煨榾柮以燎湿衣。余浣污而炙之。虽食无盐，卧无草，甚乐也。”[3]陈姓老人家境贫寒，能提供的吃住条件非常简陋，但热情好客的主人，足以弥补客人的物质缺憾，让客人从精神上获得莫大满足。

融洽的主客关系是一种双向关系，它依靠双方的共同维护和真心付出。所以，徐霞客也秉承 “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对诚心待客的主人，他会根据主人的不同身份，回馈以合适的礼物。对读书人，他以文人雅士喜欢的书扇等相赠： “令僮觅炊店，不得。有吴姓者二人至，一为余炊，一为赠烛游洞，余以鱼公书扇答之。”[3]如果是村妇，则以日常用品、土特产或食物等酬谢： “出洞，日色已中，潘姥为炊黄粱以待。感其意而餐之，报之以杭伞一把。”[3]对寒风中拉纤的纤夫则赏钱买酒。偶尔，碰上酬钱不要的人，他就绕道而行，不忍再次打扰。

徐霞客的旅行并非一帆风顺，主客关系也曾因双方互不信任或风俗习惯不同而遭遇种种不和谐。

人在旅途，往往会面临许多不测，这让徐霞客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主客双方的信任关系因此很难建立，彼此不信任反过来又让主客双方平添不少烦恼。在云南曲靖东山，徐霞客 “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岭驰来，谓余曰：‘可亟还下山宿。前岭方有盗劫人，毋往也。……’余疑此人欲诳余还宿，故托为此言。……后问主人，果有贼，剥三人衣，而碎一人首。……予于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而自愧以私衷臆度之也”[3]。

中国地域辽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主客因风俗习惯不同，也容易造成摩擦。在贵州平坝，因挑夫偷钱跑了，徐霞客 “无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坝，不及三十里，索价甚贵，已而竟遁去不肯出，盖苗习素不送客。……余无可奈何，饭而束担，与顾仆共抬而前行”[3]。出于对苗民风俗习惯的尊重，徐霞客没有勉强苗人。当然，徐霞客也有自己的底线。如果触犯了原则，他会坚持己见，让主人妥协。在广东宣化平陆村， “村人不肯缚舆，欲以牛车代，相持久之，雨丝丝下；既而草草缚木于梯架，乃行，已昏黑矣”[3]。他曾多次因主人不纳客而强行要求主人开门接纳，如云南三家村，“……投宿不纳。盖是时新闻阿迷不顺，省中戒严，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为辞。余强主一家，久之，乃为篝火炊粥，启户就榻焉”[3]。一向谦恭有礼的徐霞客对不纳客的主人如此不客气，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维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二是保存体力，实现远游目标的需要。

不管如何，主客和谐仍是徐霞客旅行的主旋律，也是支撑徐霞客在外游历30多年的力量之源。

（二）人与自然：敬畏自然，天人合一

徐霞客深受儒、佛、道 “三教”影响，他以博学之才贯通 “三教”，在其游记中均有体现。儒、佛、道 “三教”虽有区别，但 “天人合一”理念使 “三教”得以殊途同归。在徐霞客看来，感受 “天人合一”必须身临其境，与自然界融通。他如此描述 “天人合一”的神秘感受：“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净，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也。”[3]此时，“天人合一”是 “忘我”。“忘我”只是 “天人合一”的初级形态，进入更高境界，就是 “无我”。 “夕阳已坠，皓魄继辉，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3]不论 “天人合一”以何种面目呈现，徐霞客想要表达的都是大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面对无私而伟大的大自然，人只能以一颗敬畏之心回报大自然的恩赐。

徐霞客的生态观还表现在资源保护方面。出于科学考察目的，徐霞客在野外收集了各种标本，但他取之有度，不忍破坏一丝一毫。如广东白崖堡南山下洞，他发现 “又有白乳莲花一簇，径大三尺，细瓣攒合，倒垂洞底，其根平贴上石，俱悬一线”（铲下很容易），但 “下无所承，恐坠下时伤损其瓣，不忍轻掷也”[3]。

长期的野外考察活动造就了徐霞客顺其自然的天性，不喜人力所为。但他并不一味地反对人为，通过长期的野外考察，他提出 “人化自然”的两种结果：画蛇添足或锦上添花。在云南南香甸的云岩寺， “余从来嫌洞中置阁，每掩洞胜，惟此点缀得宜，不惟无碍，而更觉灵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构也”[3]。他赞叹人造之物和自然相得益彰，竟造就了 “神构”之景。

徐霞客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他人破坏资源的行径大肆鞭挞。如云南宾川鸡足山华首门，倪按院 “大书 ‘石状奇绝’四字，横镌而朱丹之。其效颦耶？黥面耶？……山灵何罪而受此耶？”[3]徐霞客痛批了这位胸无诗书却又附庸风雅的地方官吏，警戒后人不可重蹈覆辙。

（三）人与社会：传承中原文脉，勇担社会责任

徐霞客出身诗书之家，有着强烈的文物保护观念，加上常年游历山水间，他尤其关注碑刻和摩崖石刻，时常采用拓印和抄录等办法沿途搜罗。他还独具慧眼，有着超前的文物挽救观念。一旦发现面临危境的文物，会往返数次，克服一切困难去抄录。如贵州普安碧云洞发现张涣、沈思充 《诗碑》，“石乃所镌诗碑，游人取以为台，以供饮馔。……镌碑欲垂久远，而为供饮之具，将磨漶不保矣。亟出纸笔录之”[3]。

旅途中，徐霞客一向以传承中原文脉为己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传播中原文化更是不遗余力。在传承和弘扬中原文化的同时，他能科学看待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差距，正确处理两者关系。一方面，他对中原文化始终很自信；另一方面，他也不轻视少数民族文化，而是本着一颗包容心，客观公正地评价少数民族文化，对其否定之中有肯定。如他评价云南土司木公的读书笔记 《淡墨》，“其所书洪武体虽甚整，而讹字极多，既舛落无序，而重叠颠倒者亦甚。余略为标正，且言是书宜分门编类，庶无错出之病”[3]。徐霞客把传播中原文化当作个人使命，对他人所托之事兢兢业业。初六、初七日连续两天， “连校类分标，分其门为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连宵篝灯，丙夜始寝”[3]。虽然辛苦，徐霞客也乐于向少数民族传播中原文化，从不推辞。“大把事……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进诸生，虽事笔砚，而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 余颔之。”[3]

人才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相对落后，关键是人才短缺。徐霞客意识到自己毕竟是匆匆过客，要让少数民族能长期 “窥中原文脉”，应该把人品和学问好的人才引荐给木公。“余谓：‘……有吴方生者，余同乡人，……其人天子不能杀，死生不能动，有文有武，学行俱备，此亦不可失者。’木公虑不能要致，余许以书为介，故有是请。”[3]徐霞客佩服的人都是德才兼备之人，所以推荐人才的标准往往把品德高尚列为首位。他认为只有品学兼备之人才堪当文化传承的重任，才会不辱使命。

三 徐霞客旅游伦理思想的 “古今通理”及价值再造

徐霞客的挚友陈函辉曾感慨： “予谓霞客不以游重，而千古游人，从此当以霞客重。”[4]陈函辉之所以夸赞徐霞客堪称千古游人的表率，是因为徐霞客身上表现出来的 “俭其德以游世”的旅游消费观、“游世以成人”的旅游修养论及 “以性灵游，以躯命游”的旅游价值观。“这种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 ‘价值对象性’又体现为与今相通的道、 理， 即所谓 ‘古今通理’。”[5]

“传统文化的这种 ‘价值对象性’，并不是直接拿来可用的 ‘现实价值’，传统文化的 ‘现实价值’不是被 ‘发现’的，而是需要创造的。”[5]所谓 “创造”，就是对 “霞客游”伦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思想精髓与当今现实融会贯通。

（一）“俭其德以游世”的旅游消费观对国民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养成理性消费的意义

“俭其德”本是古人通过约束个人品行，以求在游历中保全自身，免受风吹雨打，免遭飞禽走兽侵害。如今，旅游产业已实现全方位、全产业链发展，为游人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游客不需要像徐霞客那样风餐露宿，以血肉之躯出入危境。但旅游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游客仍面临如何处理好私欲和公利的关系。就旅游者而言，私欲和公利的范畴既表现为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也表现为主客关系，还表现为利益分配等。

目前，国民存在以下几种错误的旅游消费观。第一种是认为 “有钱就任性”，在游览过程中大肆挥霍，甚至肆意破坏旅游资源。第二种是贪图便宜，选择旅游产品时以价格低廉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也是 “零负团费”久治不愈的根源之一。第三种是旅游全要素消费过程中的畸形。在旅游要素的 “食、住、游、娱”等环节非常节俭，也无心欣赏良辰美景，把钱和精力都花在疯狂购物上。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马尔代夫时，要求中国游客 “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礁。少吃方便面，多吃当地海鲜”，倡导国民养成正确的旅游消费观。

故 “俭其德以游世”对国民养成理性消费仍有积极的意义，理性消费靠的是正确处理好私欲和公利的关系。人的私欲无止境，需要人用理性的力量去平衡私欲和公利在 “人心天平”上的权重。国民在享受旅游的同时，应顾及旅游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精心呵护，为他人及后人留下可供观赏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国民还要顾及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的利益，文明出行，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慷慨大方地享受当地的美景、美食，为旅游目的地发展出一份力。

（二）“游世以成人”的旅游修养论对提升国民素养、形成文明出游的意义

孔子以山水比德，庄子曾作 《逍遥游》，古人无不把 “游”和修身养性联系在一起。随着百姓游历的普及和兴盛，古人形成了丰富的 “游道”思想。“游道”思想包罗万象，它起初只是游术。后来，人们对 “游”的认知从器物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游道”开始探讨对自我的认识，即通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客观地认识自我，“游世”演变成一种成人方式。“游世”之所以是一种成人方式，是因为它表达了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其核心在于 “赞天地之化育”。人受天地孕育，是万物之灵，“游世”要求天下人勇于担当天地赋予的责任，成全万物，然后与天地并列为 “三”而为人。

徐霞客无意于走科考做官这条道路，对如何成人做了深入思考。他说： “尝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下无以研性命之深微，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惟此高深之间，可以目摭而足析。”[3]最后，他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了 “游世以成人”，从此走上了一条 “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3]的修身之路。

审视今人的旅游观，在某些人眼里，旅游变成一种自我放纵，变成离开惯常生活工作环境、失去约束的放任 “游戏”。旅游不文明行为不仅破坏了主客关系，而且损害了国家形象，让中国游客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延缓了中国从旅游大国走向旅游强国的进程。

有鉴于此，“游世以成人”的旅游修养论对提升国民素养、形成文明出游仍有深远的意义。如今，旅游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利用旅游提升国民素养成为可能。国家应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中，将旅游文明教育融入其中。对旅游不文明行为，可以利用 “旅游黑名单制”进行惩戒，并纳入统一的个人信用平台管理，从教育和法治两个方面加快国人旅游素养建设。

（三）“以性灵游，以躯命游”的旅游价值观对拓展旅游功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

徐霞客无险不历，根本不介意自己的生命安危；他恣意山水，不顾世俗眼光，改变了人们关于 “游”纯属玩物丧志的传统观念。在他眼里， “游”是 “求知”“求至性”“求圆满”，从而大大深化了对 “游”的认知。

自近代旅游诞生，人们还在不断思考旅游是什么，旅游除了低层次的感官享受功能外，它还有更深层次的价值吗？它是不是人达到精神自由的一种方式？它是不是人重返自然、恢复自然之子身份的一种途径？实践证明，旅游活动既实现了人的精神自由，也是人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人而言，人对自由的向往与生俱来，现实生活中，人们受制于各种各样的身份，带着多重面具生活。旅游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机会，我们在旅游过程中能放飞心灵，将身心安放在他处，去获得暂时解脱，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本是自然之子，依靠自然获得赖以生存的生产及生活资料。但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开始向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资源，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旅游能让我们亲近自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根本目的，通过旅游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旅游业成为提升人民群众品质生活的幸福产业。”提出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表明今人对旅游认识的进一步深入。虽然中国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国已把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阶段的奋斗目标。 “通过旅游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是旅游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标志，今后，旅游将在 “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 结语

徐霞客的 “广游”和全域旅游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徐霞客旅游伦理思想蕴含的 “古今通理”于今人仍有积极意义，我们应深入挖掘、古为今用。

全域旅游不仅强调保护旅游者权利，而且强调旅游者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要履行对旅游目的地 “共建”的义务。“共建共享”就是利用人们拥有的双重身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共同建设旅游目的地，共享旅游目的地的建设成果。

当人们开始一次旅游，就启动了一个身份转换进程；当旅游活动结束，这种身份转换进程也就戛然而止。具体而言，我们在旅游中，是以双重身份活动的。首先，我们是旅游者；其次，我们具有各自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另一个身份。旅游中的身份转换从来都不是彻底的，旅途中，我们的思维能力、感受方式、行为习惯、生活偏好、关注点等无一不受限于我们原有的身份。如看到有人受伤，正在旅游的医生马上就恢复职业身份，立即对病人进行施救等。

一个人的身份往往决定了其价值取向，纯粹的旅游者身份使人置身事外，不会顾及旅游目的地的共建。全域旅游所提倡的 “共建共享”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为旅游者恢复日常身份、融入当地、奉献自我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旅游者以双重身份完善自身：一是大力发展公益旅游、环保旅游、生态旅游、志愿旅游等，让旅游者通过这些新型的旅游方式来实现自身价值，造福于旅游目的地居民及生态环境；二是创造更多主客相处的机会，为主客自觉提升自身素质、悦人悦己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三是扩大旅游场域，将景点景区向一定的区域延伸，构建多层次的旅游资源和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丰富人们的旅游体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

注 释

[1]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第139、157页。

[2]〔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156页。

[3]徐弘祖撰，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58、383、705、98、106、 727 ～ 728、 644、 526、 755、 109、 103、 551、 992、 829、 673 ～ 674、 875、 877、 882、 879、 1147、1168页。

[4]陈函辉： 《徐霞客墓志铭》，载徐弘祖撰，褚绍唐、吴应寿整理 《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197页。

[5]朱贻庭：《“源原之辨”与 “古今通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新探》， 《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