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绚隆

一

明朝亡国分两个阶段，性质也略有不同。北都之亡，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之手；南都之亡，亡于清兵之手。清人入主中原，一开始在北方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故而一路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但在江东南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抗拒。不过抵抗者没有统一领导，且缺乏必要的训练，面对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武装入侵者，虽然英勇抗击，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民众的抵抗招来了征服者残酷的报复，对抵抗最激烈的扬州、江阴、嘉定等城市，攻克之后都下令屠城。这在历史亲历者的心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即使在清初文禁森严的背景下，也有不少文字流传了下来，比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韩菼的《江阴城守纪》、许重熙的《江阴城守后纪》、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纪略》和无名氏的《研堂见闻杂录》、《吴城日记》等，为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嘉定的正式抵抗是顺治二年（乙酉，公元1645年）七月初四日结束的。城破以后，守城的主要领导人前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均以身殉，从死者甚众，其中就有侯峒曾的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和黄淳耀的弟弟黄渊耀。这次守城的前后经过，《嘉定屠城纪略》记载甚详，而相关的正史对这些战事往往一笔带过，只记了一些主要人物的名字。

历来史家只重视对重大事件的著录和重要人物的介绍，平凡的生命在多数人笔下都被压缩成了数字，更多的时候甚至都进不了统计数字中。所以，当事人的个人记述对于补充历史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个意义上，侯峒曾胞弟的《侯岐曾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可以说接续了《嘉定屠城纪略》的书写，而其现场的真实感和内容的丰富性要远远高于后者。

顺治二年七月，嘉定守城战打响以后，侯峒曾率二子入城负责防务，岐曾则奉母及家人乡居避兵。城破以后，他曾带着家人至松江府避难月余。据侯玄汸《月蝉笔露》说：“乙酉之变，奔云间逾月而返。”事定以后，家人次第返回，分寄于诸翟各庄。侯岐曾亦从此隐身乡间，断绝寻常往来。经过数月的舐血疗伤，从顺治三年正月初一开始，他以日记的形式不间断地记录下了自己每天的经历。对于写日记的初衷，他在《自序》中有明确交代：“乙酉以前，予止有出书稿、诗文、杂撰，附入其中。乙酉以后，家遭覆荡，身陷囹圄。其间岁时阅历，都非耳目恒遘，为宜札记，以备后人稽考。且前此世务倥偬，日不暇给，今则坐卧斗室，翻幸流光多暇，犹得与笔墨作侣也。日纪断自丙戌始，称‘丙戌者，亦犹义熙以后，止纪甲子云耳。……执笔为新天子纪年，敬俟南都克复之后。”义熙为东晋安帝司马德隆年号。义熙以后，刘裕篡位，陶渊明誓不与其合作，其诗文纪年止书甲子，不用年号。侯岐曾借此明志，以遗民自誓。《日记》起自丙戌正月，终于丁亥（顺治四年，公元1646年）五月初十。次日他因藏匿陈子龙连染被逮，十四日被杀于松江。

这部《日记》除记录自己的日常起居、家人的应酬往来，以及与官府的交涉、密友的私会外，还保留了许多书信的底稿，使我们对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二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惊魂初定的侯岐曾，自觉地承担起了奉母抚孤的责任。正月二十八日是他的生日，这天他在《日记》中感慨：“痛念予同母六人，庶妹一人，昨岁犹存其三。忽遭邑难，吾兄吾妹同日沉渊，今孑然惟吾在耳。于吾君则为残黎，于吾亲则为遗种，敢不勉留仰事俯育之身，冀睹少康、光武之事。”侯震旸有女四人，分别嫁给了丁汝翰、须世征、张肇楫、金德开。明朝覆亡前，只有最小的女儿金氏尚在世，嘉定城破之前，她回到城里侯氏府中，后与长兄一同投水自尽。在二月二十二日给表弟杨廷枢的信中，侯岐曾向其表白心迹：“奉母母在，保孤孤全，此或忍死之身可为吾弟告者。”给王国瑞（字子彦，太仓人）信中亦云：“伍大夫流离脱祸，孔文举亦不轻徇兄。彼其苟全，良自有为。”四月初三给亲家顾咸正（字端木，号弦斋）的信中则直言：“至弟生趣已尽，止为侍母全孤，留此残生。”

侯岐曾深知，这个家庭再也承受不起意外的打击了，所以行事格外小心。日常生活中，他几乎谢绝了一切应酬。关于这样做的原因，他在二月二十二日给杨廷枢的信中解释说：“吾家祸重如山，时时恐蹈危机。处境微异，敛迹略同，总非‘乱离两字足以概之。”

侯岐曾以仰事俯育为己任，想以戴发之身隐迹乡间。但其家为本邑望族，声名久著于外，且胞兄因殉城又为敌于新朝，所以清政权在地方的行政机构建立起来后，他们毫不意外地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他撑住其间，勉力应对，身心俱疲。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官方对侯峒曾守城案的处理。前朝忠臣，即新朝的罪人。籍没家产和追缴租税，是他不得不全力应对的问题，这关系着全家数十口人未来的生计。顺治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他给申绍芳写信说：“自冬春之交，叠奉抚院籍没两檄。”同日给杨廷枢的信中又说：“始而李督追租，既而土抚籍产，日异月新，朝更夕改。乃今皮穿骨尽，翻似习为固然。”

清政府入关之初，在北方进兵比较顺利，以致对江南的形势明显估计不足，在政策制定上表现出了较大的随意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攻占南京以后，由于对局势过于乐观，急切地推行剃发令，激起了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经过多次血腥的屠戮，才控制住了局面。另外，对于新收复的地区，如何处理参与过抵抗的人，朝廷似乎并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政策，颁布明确的法令——笔者为此查阅了相关文献，也请教过一些清史专家，都没有发现相关的政策文本。这无疑给基层政府处理此类問题提供了较大的伸缩空间，同时也给各层官吏借机敲诈大开了方便之门。

从前后文字看，在《日记》开始记录前，他们的行贿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对象当然并不只是巡抚和县令，还有吴淞总兵李成栋。正月十四日记云：“朱俊携文侯书至，知督府恶缘未了，吾母为之烦乱。”于是次日他不得不“促侄速至，商都督处善后事宜”。十六日即遣老仆管科和朱俊前往吴淞。同日给许自俊（字子位）去信，商及斥产（卖地）之事，并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督府一案，触之多变，引之愈长。芮（蚋）蜂有毒，何况虎豺，将来恐不止于劫财而已。”

不断的打点很快使资金出现了紧迫。从正月二十三日即不得不遣家人朱国俊向太仓告急，并于二十六日借得王国瑞三百两银子，二十八日即交付老仆管科拿去“献赇”。二十六日，他第一次卖掉了十七亩田地（《日记》云，此“当为斥产始事”），此后就不断有关于“斥产”的记载。在五月二十三日给内侄张懿实（字德符）的信中，他说“迩日寒家八口幸而苟存，只为此时尚有产可斥耳，然亦难言之”。除了籍没和追租兩项未定的支出外，新的征讨名目一直在不断增加。二月初三，“管科说军属诬告各家占荡，又添一费。又催输粮甚紧”。主动的行贿姑且不论，还有来自各方的敲诈和需索，完全是赤裸裸的。

巨额的罚没之数，让侯岐曾感到身入涸泽，愁苦难言，在给王国瑞的信中说：“自籍令一下，惟与藐孤痛哭相对，从此枯鱼之肆矣！”进退维谷之际，他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一面继续分头打点，一面托人说情，试图通过做官府的工作，使籍没之事有所转圜。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八月初八日，夏完淳决定出手相助，代其向李雯求情，飞笔写下了那篇情文并茂的《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李雯为松江府华亭县人，早岁入几社，与陈子龙等为至交，入清后任弘文院中书舍人，此时还乡葬父，正在华亭。夏完淳信中说清廷“其于死国，并许承家。一见金台之令，再有石城之移。岂意桀犬必诛，殷顽不赦。……乃执事者称奉密旨”。又说侯氏“两奉移文，俱遵免变。朝三暮四，昨是今非。昔何为而蠲末，今何道而苛严”，地方政府“胥吏之徒贿赂为政，朱提充囊”，以上都是有实指的。李雯接信后不仅“发书流涕，许必援手”，而且三天后即派其弟李霙和蔡谦（字服万）来到嘉定，看望了侯岐曾一家。这对侯氏一家多少算是个安慰。由于李雯的关说，十九日“知媚灶得力”，租事“已停征矣”。

但侯岐曾知道，凭着已有的经验，停征并不等于免征。所以这期间，他还曾试图求助于钱谦益。钱谦益于本年六月以疾乞假，朝廷准其驰驿回籍。他与江宁巡抚土国宝有一定交往。十一月十一日，与钱谦益关系密切的张鸿磐从苏州回信，说钱谦益虽然“到处用情，但一呈不便手致。然其微意，亦谓守城殉节者籍，乃彼中划一之法。此呈虽进，未必肯批行耳”。

迁延至顺治四年正月，局势总算明确了，也证明从前的努力已尽付流水。二十五日，虽然已花费不赀，但苦苦等来的刑部咨文，不但要没收田房，还要“并查家伙”。三月初六，侯岐曾致书张懿实说：“昨见府票及县单，大骇。今晨见抚牌，益骇。觑破机关，只是一条门路，亦似不难相应。但今征币币穷，求金金尽，寒心销骨，乃在于此。”四月二十四日，他听说籍没之事，巡抚已经批回，但每亩地又横加一两银子，心下感叹道：“此四十两者，设令旦晚取盈，吾知削雪成银，必有异人授以异术矣。空手攒眉，亦有何补。独前此无限膏脂，断送鼠穴，曾不收分寸功，不由不裂眦填膺耳。”次日，侄玄瀞入城对付籍没之事，侯岐曾回顾一年多来的种种经历，感到“步步伤心”，不觉伏枕泪下。到五月初十，陈子龙被捕当日，侯岐曾长子玄汸还往城中，准备以籍没之数向县中报告，闻讯后才携玄瀞迅速外逃。

三

前面谈到，侯岐曾因身肩重任，于覆巢之下勉力支撑，故凡举事皆极为谨慎。他出身于以忠孝传家的仕宦之族，且身负国仇家难，在顺治元年七月初四以后忍辱负痛，一直期待着明朝光复的消息。这从他日记《自序》最后“执笔为新天子纪年，敬俟南都光复之后”，和更名“易之”时侄子所谓“‘易从日月，更是光复之兆”等语，可以看得很清楚。五月十六日，当他听说夏完淳居无定所，即与夏淑吉商议，邀其来同居槎头，并致书云：“然披览新诗，句句光明洞彻，此宫音也，岂谓于变徵得之，定为公子复国之兆。”所以，《日记》中凡有南明军队获胜和地方武装举事的消息，他都十分称快，但凡这类事件遇挫，则分外沮丧失望。

顺治三年二月初二，当他听说“南都有未剃发者数十人，密图内应，事露伏诛，遂有义兵四五千人围城，今已被敌歼尽”，不由得感叹：“可为痛哭者此也。”他虽然屏迹乡间，断绝一般应酬，但在与一二至交密通消息时，却不断打听所谓的“上流消息”。二月二十一日给杨廷枢的信中，就交代他“有远信，请以密传为期”。所谓“远信”，其实就是来自南明鲁王和唐王政权的信息。四月初二，他给刚从明朝延安推官任上辗转回乡的亲家顾咸正去信说：“兹特先驰一介叩首，百凡情话，都未暇及，惟欲一询西北情形。齐豫秦晋间，何处有反正之机？或口授大鸿，详悉见报，尤妙也。”大鸿为顾咸正长子，名天逵，娶侯岐曾次女。

然而征服者毫无人性的残酷杀戮，也让他不能不格外小心。所以，他于二月二十二日去信提醒杨廷枢说：“吾弟名告于斗，处处宜防物色。吾家祸重如山，时时恐蹈危机。”又说：“《泣血录》一帙在虞兄处，乞留意。此等语不敢浪传笔墨，一见即毁之。”二月二十一日，昆山丘民瞻跟他索要嘉定死难者名单，他写完即感叹：“然此等笔墨，此时实未便流传也。”并于回信中一再叮嘱：“承问，略具一纸，以俟史笔发挥，元稿仍望掷还。……况此何时？可浪传此等笔墨乎？”四月十九日，再给杨廷枢去信说：“寒暄都废，只欲讨大事消息。前札所言甚略，殊令愦愦。兹下里所闻，孤侄已有详报，不赘陈。草野所祝，惟勿以生机转滋杀运，而未敢为末劫生灵信也。”这里的“大事消息”，不言自明，但他也确实害怕为求“生机”（光复）而带来“杀运”。

可以看出，侯岐曾对明朝的光复始终怀着强烈的期待心理，但又并不敢采取实际的行动。顺治三年以后，侯氏与抵抗力量仅有的一次联系，就是玄瀞曾上表鲁王，为父陈情。在此事件中，侯岐曾最多只是个赞助者，并未挂名。他唯付诸实践的，是在通海案发后，陈子龙亡命的过程中，不顾个人安危，冒死相助，并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四

历史剧变不可避免地会给亲历者身心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大难初平的侯岐曾，在乱后苟活的日子里，除了面对亲人丧亡的伤痛、官府盘剥的折磨和对光复消息久盼不至的失望与忧惧外，局势变化对家庭亲情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冲击，也常常让他内心难以平静。

嘉定城破以后，他们一夜之间成了新政权治下的罪犯家属。身份的巨大落差，让他一时难以适应，惟以谢绝往来为自处之策。顺治三年正月初五他在日记中写道：“予自遭家国奇变，判年于兹，勿复问人间世矣。”即是这种境况的写照。但形势变化后侯岐曾对周围人态度的敏感，在《日记》中还是有所流露。顺治三年二月初八，他写道：“有龚贤者，感予旧恩，馈鱼酒甚侈。风雨周旋，谁谓慕义不出于匹夫耶！”小人物的一番举动，似乎给了他难得的温暖。而到十一日晚，他正在饮酒，忽然听到外面鼓吹沸天，经打听才知道有人家庆祝新秀才进学，其老母龚氏闻讯“为之累欷”。他特别加注：“城中俗谣云：‘白马紫金牛，骑出万人羞。”对这些积极投靠新政权的人，表达了不满。但不满改变不了世界，该发生的还得发生。到八月初五，他更是愤懑地写道：“今之高门鼎贵、甘心从事者，惟知妻子田庐是守，且俨然自称保家之主矣。嗟乎，安知彼祖宗不含忸于地下哉！”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定，人们不仅对新政权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对昔日的忠义之家的态度也有些微妙了起来。四月十四日，有人为帮助侯氏缓解诛求压力，拉庠友一起拜谒了县令杨之赋。但对当日来看他的人，侯岐曾并没有全见，因为他感到大家有了“异同之嫌”。

总之，死者已矣，活着的人仍然要面对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周围的社会，也发生在侯氏宗族内部。顺治三年二月初三，他给祖叔侯兑旸去信商量取租事，说：“目前此局，据李批止征本名，据土檄仍连通族。诸宗老昔嫌过急，今又嫌过弛。侄与遗孤惟力肩公费，分文不以相累。倘因公费不及，翻作袖手之觀，万一遂至决裂，侄不敢复受埋怨也。”从信中所言看，侯氏之难多少还连累了本族的其他家庭。而随着籍没之令的颁布，宗族成员又对一些产业的归属提出了疑问，这不免让身处逆境的侯岐曾倍感伤情。三月十八日，他有书致“三老相公”（似当为侯鼎旸、侯艮旸、侯兑旸）说：“所谕汪店房，相传几十载，闻为子久叔（按，名益旸）舍来，不意叔翁处更有一段渊源也。侄辈从来视财利如粪土，况现经籍没，视产业益如飘风。今此房叔翁既频动此念，侄辈自应婉转从命。但不言于华盛之时，而言于丧亡之后，实万万难堪。吾伯兄忠节三百年所希有，仍望吾宗各以孝弟廉让风励后贤，不欲明德宗老有此举动也。”

外部的变化尚可听之任之，家庭内部的问题则是无法回避的。首先是儿媳中出现了三个寡妇，这些苦命的年轻女子都面临着人生何去何从的问题。第一个做出选择的是侯岐曾的二儿媳夏淑吉，她于顺治三年三月初十剃发出家，时已守寡抚孤八载。不久，两个侄媳姚妫媮（玄演妻）、龚宛琼（玄洁妻）亦受其影响，相率礼忏，并于四月十四同时披剃。十五日，侯岐曾“从泾南至陈园，见两头陀，宛如梦中薢茩，却不敢复道悲感矣”。

眼看着官府诛求不断，祖业即将荡尽，侯岐曾逐渐放弃了两兄弟不分产的立场。六月二十三日，他“痛愤诛求理极，从前臣力已竭，从后将何协助？即杯铛数十器，亦为诛求之用，耗荡过半矣。今则涓滴万不足填江河，惟分授子侄及朅孙，庶几犹存先世遗泽也。因毕呼至恭庄，如书画等一二长物，务使倾筐倒箧乃已。”这可以看作分产的开始。

九月初五，他正式与侄玄瀞析产。当日“板舆奉母而东”，为析产做准备。“至则悬襄烈遗像一哭。为祖宗梳风沐雨所贻，一旦身丁覆败，以有分析之举。而襄烈与余，真所谓儿无恒父，至今不忍言分，又不忍不言分，此所为摧肝欲绝也”。十月二十九日，在商议为玄瀞求婚盛氏时，他“趁男女齐集，遂为三分之举”，田产每户平均“止及贰佰”亩，这令他深感“悲痛之甚！惭惶之甚！”经过不停的斥产和献赇，祖宗所遗至此已所剩无多了。他不禁自问：“除籍数外，予与智含各得七百五十，又细分之，能有几何？”十一月初七，“智含同再生（姚妫媮法号）、妙指（龚宛琼法号）来，亦为三分之举。再生、妙指各授贰佰亩”。

《侯岐曾日记》记录的日常生活当然不止于以上这些内容，但在易代之际对当事人造成较大冲击的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其所提到的另外一些细节，虽然有的只是一带而过，却为正史的书写提供了补充，留下了佐证。比如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给侯兑旸的信中说：“自城来者云，彼近设清发道，以五等定罪。”提到剃发令下达后的具体执行情况。三月初一的日记还特别记下了五等定罪的标准：“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又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这可以说是关于清初剃发的重要史料。

另外，八月初一的日记写道：“褚元携人参一缄来，乃青溪令称奉旨求鬻于绅氓。吾家分得半觔，应输值十五金有零。此亦一新闻也。”第二天又记道：“城信来，亦言鬻参事，吾家父子几派四觔。今图领一免三，又有数金杂费，而三十二金正价，不待言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清兵下江南以后，为了筹集军费和粮饷，除从新征服的地区征取赋税外，还强行推销东北的特产人参，来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人参本来是女真与汉族之间传统的贸易项目，在明代就已持续多年。入清以后，满洲贵族凭借军事力量再次把贸易范围扩大到了江南。据江南总督洪承畴顺治三年十二月给朝廷的揭帖说，他于“顺治二年九月内奉圣谕发人参到江宁易卖”。但最初的定价过高，遂上奏朝廷，将价钱减至每斤三十二两。即使如此，“向来各章京等每日在于江宁开设市肆，晓谕发卖，并无士民人等承买。各章京甚为告苦”。洪承畴亦觉“苦无调停之术”。他向朝廷报告说：“职等屡次公议，欲分发各府州县，使各印官转卖，恐至摊派科敛，大滋扰害，甚非皇上爱恤民生至意。”关于清廷在江南鬻参之事，王宏志在其《洪承畴》传里已有论述，但《侯岐曾日记》从当事人的角度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而且还揭穿了洪承畴所谓皇上“爱恤民生”，不准“摊派科敛”的谎言。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地方望族的侯氏，在清兵南下的时候，若不能主动归顺，其遭打击是必然的，只是侯岐曾作为当事人，还看不破这一层意思。陈子龙在为宋琬之父宋应亨写的《莱阳宋公殉节记》中曾说过：“士大夫居乡堂，无城社之责，然天下郡县一旦有事，非借巨室之力，有司者谁与共守？”已经讲明了这个道理。清政府当然明白，世家大族在地方上，如果肯合作的话，对官府的统治常能起到补充和调剂的作用。若不肯合作，则是主要的反对力量。在明政权瓦解以后，江南的几次抵抗都是由这类有影响力的家族首领发起的。所以在入侵者看来，要想彻底征服江南，必须拿这些有过抵抗行为的世家大族开刀，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使其完全丧失对地方事务的影响力。夏完淳文章中提到，籍没侯产，执事者称奉有密旨，绝不会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