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瑊按：现年96岁的戴祖贻先生是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的创办者许达昌先生的第一嫡傳弟子，1949年随师父去香港创业，又于1951年去日本经营东京培罗蒙分店，1970年独立经营东京培罗蒙店，现居日本。戴先生以精湛高超的手艺，热忱周到的服务，在日本服装界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也与许多世界名人政要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我从2008年起帮戴先生做口述历史，现选取戴先生在东京培罗蒙店结识的美日韩三位名流，并与之长期交往的珍贵回忆，以飨读者。小标为编者所加。

三星会长适合“美人肩”，酷爱粉色

三星集团的前身“三星商会”成立于1938年3月1日。“三”在韩国意为“大、多、强”，“星”则有清澈、明亮、深远、永放光芒之意。公司的创办者李秉喆当年白手起家，闯荡天下，创办三星SAMSUNG物产，他以“三星”命名自己的企业，寄寓着他对自己事业的期许和憧憬。

李秉喆会长的英文名字叫BC·LEE。我是在1952年前后认识他的，那时我的店也刚刚开张不久。当时他带着儿子，就是后来三星集团的继承人，到富国大厦来做衣服，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很有派头，我想他是不是与韩国皇族有关系的，因为姓李嘛。

李秉喆先生人长得十分帅气，有风度，有气派，但美中不足的是体形有点特别，肩膀有点耸，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缩脖子，如果穿上一般的西服，看起来是叉肩缩颈，不太好看。所以，为了掩饰他体态上的这个问题，就需要在衣服的肩部做些处理。

根据李会长的体形特点，我考虑再三，决定将他的衣服做成“斜肩”，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美人肩”，当然不能很斜，就是略微有一点点斜，这样看起来就非常流畅舒展。另外，我又将衣服肩部外边的襻顶放到里面，就是略靠近脖子的部位，这样看起来更加好看些。经过精心缝制的西装完成后，李会长穿着的效果非常好。此后，他就一直在我东京培罗蒙店里做西服，直至他去世为止。为此，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

李会长对培罗蒙的手艺非常满意，赞不绝口，他曾在香港定制过几套西服，都不是非常喜欢，于是就都带来让我帮他重新改进。

李会长每次到日本东京，一定会来培罗蒙看看。每次他来到店中，就自己推门进来，人未进门，话音已闻：“戴先生在吗？”当然，他每次到来之前，他公司的支店长都会预先打电话告知我，我就在店里等候着。李秉喆会长不抽烟不喝酒，通常就在店里喝杯可乐，问问生意情况，看看料子，有时问及价钱，我告诉他多少钱一套，他会笑着说：“哟，东京的东西又涨价了。”但李会长从来不会讨价还价，嫌价钱太高太贵。他的驾驶员曾对我说：“我们会长到东京，两件事是一定要做的，一是打高尔夫，还有就是一定要来培罗蒙。”我听了很高兴，非常感谢他的真诚和信任。李会长待人和善，随和客气，不过听公司里的人说，他在办公室里是很严肃的。李会长为人也很正派，我们的友谊保持了30多年，他还把自己的照片亲笔签名后赠送与我，我将其塑封裱糊后，高挂在店堂内。

1953年，三星公司开始做呢绒纺织生意，创办了毛织厂，称为第一毛织厂，用澳大利亚羊毛为原料，采用德国“SIDEL”机器生产，因为这家机器厂的老板也是我的客人，所以我比较了解一些情况。三星公司最初从事毛纺织业时，花色品种比较单一，后来他们呢绒产品的质量慢慢有了进步，但布匹的织边还是不太好，印在布匹边缘的字体模糊不清，比如，布匹边上所印“MADE IN K0REA”、“GOLDTEX”等字样都不是很清楚，给人粗糙低级的感觉。鉴于此，我把东京培罗蒙店里裁剪下来的英国呢绒边料作为样品，提供给他们参考借鉴，改进提高。因为我的布料都是从英国进口的高级套头料，非常精致考究，布匹边缘文字清楚整齐，一目了然。三星公司有人到东京，也一定会到培罗蒙来取经求教，看看新款新料，了解价格行情，并将相关物品拍了照片，还将培罗蒙裁余的一些衣料带回去作为样品。这些工作人员回到韩国后，事无巨细，一切情况都必须详细地向李会长禀报。

三星毛纺织厂的工作人员很虚心，也很会做生意。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他们特意给我送来了改进后的三星牌毛织品，让培罗蒙试验缝制。三星公司的人非常有心，他们特意挑选了不同质料、不同颜色、不同花色的衣料免费送我，总共十几套。按照他们的意见，我用这些呢料给我自己做成衣服，穿着一段时间后，再用水洗涤，看有无缩水或起毛的现象。经过如此这般的检测，三星公司的呢绒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当然，这些衣料不能拿给客人做，因为那时韩国的衣料在日本还不太有名，还未完全打开市场。

后来三星公司又开始涉足成衣业。1960年前后，第一毛织厂承接了日本平和企业全厂职员的西服订单。这是三星公司第一次尝试全程完成从原料到成衣的所有环节，因是初试身手，三星公司特意邀请我去他们的企业参观，并前往位于九老的工厂，为他们进行现场指导。当时遇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一个客人是举重运动员出身，体形呈“V”字形，九老厂里的5个裁剪师傅对他这套衣服该怎么裁，都感到束手无策，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我正好在场，就给他们打好纸样，按尺寸照裁，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那次在韩国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三星公司做事非常仔细，他们安排我住在五星级的高级宾馆里，还专门为我配备了一部汽车，回日本时，他们又惠赠不少韩国特产。

李会长对穿着是很讲究的，而且他特别喜欢粉红色，他的西装、衬衫，包括领带，一定会有粉红色镶嵌其中。所以三星企业生产的呢料中，必定会有几匹有粉色图案的面料，供李会长选用。

李会长除本人一直在培罗蒙做衣服外，还帮我介绍了许多大客户，如新日本制铁社长稻山嘉宽、神户制钢社长外岛健吉、水野田水泥社长斋藤及大和制罐社长山口久吉等。作为朋友，他非常照顾我的生意，有时甚至会把别人做衣服的钱也预先支付了，说是以此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李会长很喜欢中国料理，他是日本大仓酒店（OKURA HOTEL）“桃花林”的常客，他把我看作他的好朋友，经常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李会长到饭店来接我一同就餐时，通常会开一部很大的凯迪拉克，但饭店门口的路太窄，他的超大型的汽车开不进来，只好到远处绕一大圈，再兜转过来。

后来，李会长不幸罹患了癌症，当时韩国许多报纸都有登载。他也曾到东京的医院治疗过一个阶段，我的妻子特意为他精心烹饪了牛肉汁，给李会长进补。一段时间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因李会长大病后身体瘦弱许多，他的儿女们替他重新定制了一批新衣，包括西服、大衣、高尔夫裤子等，以使会长安心康健。

李会长病势加重，不幸于1987年11月19日去世，享年77岁。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即刻动身前去韩国参加祭奠。无奈正值假期，又是周末，无法马上办理护照及机票，幸好有三星集团的支店长的关系，蒙他关照，特别在大使馆办妥了护照，并当场在机场取得机票。抵达汉城（现在的首尔）后，三星公司派了专人来机场接我，并让我乘坐NO1234牌照的汽车，以贵宾之礼参加了李会长的丧礼。

出殡之日，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街道上专门有警察维持交通秩序，市内的鲜花都因此销售一空，与三星集团有关的许多大楼都摆设了祭台，供各处客人祭奠。李会长的坟茔是在一座山的中间，旁边有坟屋，房间很宽敞，甚至可以在里面办酒席，外围有树木花草，中央筑坑造墓，附近还有游乐园、游戏船等；通往墓地的道路兩旁插着旗帜，非常庄严、壮观。

李会长去世后，三星公司准备修建一个纪念馆，为此公司特别派人到东京培罗蒙来找我，请我讲述与李会长几十年交往的历史过程，以及我所知道的所有有关企业发展的历史。我讲述了一个多小时，三星公司的人认真地录了音，做了笔记。后来他们又写来信函，向我致以谢意。

美国大财要求严格，但从不还价

在我一生接待过的无数的顾客中，有一位特别的客人令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他就是美国著名富豪Mr.Roger Penske。Mr.Penske家里的豪宅、汽车不计其数，还有两架飞机。从第一次在培罗蒙定做西服，一直到我退休后的20多年里，他始终对培罗蒙情有独钟，一如既往地在培罗蒙定做西服，前后加起来，总共不少于300套，非常可观。

与Mr.Penske认识的过程，对我来说，至今仍记忆犹新。1987年8月5日的傍晚，Mr.Penske经过培罗蒙，看见店堂的橱窗里陈列着的成衣，又注意到店堂里悬挂的美国福特总统的大幅照片及介绍信，立刻被吸引住了。他信步走进店堂，说明要买几件打高尔夫球穿的羊毛衫，又问道，可不可以依照他的尺寸，做套西服。我热情地回答，当然可以。他又告诉我说，他4天后就要启程回美国，时间很紧，我说没有问题。于是我们商议，先定制一套，明天就可以试样。我马上把衣料落水，一边通知师傅连夜加班。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时间，Mr.Penske如约前来试样。试样的衣服十分合身得体，于是Mr.Penske当场敲定，再照样定制六套，总共七套衣服，待做完后，一并邮寄到美国；他还非常爽快地支付了所有的制衣费用。我尽快做好了一套，即刻寄送给Mr.Penske，他感觉很满意，从此，培罗蒙又多了一位忠实的顾客。

Mr.Penske是美国有名的财阀大亨，在全美富豪排名榜中，他名列第140位左右。Mr.Penske于1969年创办了同名公司，向通用公司（GM）提供柴油发动机。彭斯克汽车集团（Penske Auto Group）目前在美国及世界各地拥有300多家汽车经销点。美国各处的Penske黄色运货车，都是属于Mr. Penske的公司，而且他还是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的总代理，美国报刊上常常刊登他们公司的消息。

Mr.Penske身材很好，加上很有气派，所以衣服穿出来的样子非常挺拔，非常神气，别人看到他穿着如此得体合身的衣服，都问他是在哪里做的。有一次他高兴地对我说，他去东京银行办事，银行经理问他，他身上的西装是在哪里做的，他很高兴，以后又引荐银行经理到我们培罗蒙店里来做衣服。

Mr.Penske的衣服很多是在美国买的成衣，他上身挺拔匀称，但就是下半身臀部有点大，所以他买的现成的衣服，穿起来下半身总是显得很紧，一定要定制的衣服才比较舒服合体。我注意到他的这个特点，有意识地在裤子部分做了一些处理，他非常满意。

以后Mr.Penske每次来东京，经常会约我们在酒店见面，或者到我们店里，一做就是十多套衣服。他对我非常信任，从来都不问价钱，待一应事宜都办妥后，他总是笑着说：“MR. Tai，你又做了一笔大生意了。”他有一个癖好，认定的颜色一般不会轻易调换。有一次他在店里做了一打十二条裤子，定单上标注的是十二条裤子同一种颜色，缝纫师傅以为自己搞错了，再定睛一看，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确实如此。

Mr.Penske定做衣服时，选定衣料后，一般一种花色一定会做两套，一套双排扣，一套单排扣。礼服亦同样如此，单排扣、双排扣各做一套。做裤子时，每种做六条，三条有卷甲，三条没有卷甲，这样一来，四五种颜色的衣服、裤子总共是要20多件。因为他在美国各处都有公司，时常往来，各处都要放些衣服，免得多带行李。

Mr.Penske的穿着很考究，有一点不合身，他就要求修改，不能相差一丝一毫。我其实很喜欢讲究甚至挑剔的客人，因为这样说明他们都是懂行的，如果一个客人对你做的衣服没有什么要求，或者要求不高，说明他没有什么品位和眼光。

随着年龄的增加，Mr.Penske的体态增胖不少，因为公务繁忙，没有空闲时间来日本，有一次他发来传真，邀请我去美国为他量身定做，食宿和来回机票都由他负责。Mr.Penske预备好车子到机场迎接我，并安排我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个酒店。当晚他亲自驾车接我到他家，他用的是一部崭新的红色奔驰跑车，非常漂亮。因为是晚上，看不太清楚，我看到车子沿着两旁长长的林荫道，一直开进去，最后车子停在一幢高级洋房前面。

Mr.Penske家绝对是豪宅，每个房间都很大，连浴室都很大，浴缸是方形的，好像一个小池子，里面可以放一个桌子。服帽间四面都挂满了衣服，就像一个服装店，分西装部、上衣部、运动衣部、羊毛衫、衬衫部等各个部分，鞋子分为平常穿的、运动穿的，包括皮带、领带等，都是分门别类，摆放整齐，衣服如此之多，颜色又都差不多，很难区分，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为他特别定织了姓名号码带，将衣服按阿拉伯数字编排，依次排列，如89-01.R.P.，即是1989年1号，R.P.是他名字的缩写。这样即可一目了然，避免混淆出错。

此次美国之行，我带回来修改的衣物，就装了足足三个大箱子。而且Mr.Penske又定做了14套西服，他还让我直飞洛杉矶，为他儿子做了7套西装。这次一共21套西服的大生意，使我非常欣喜，满载而归，我当然执意不肯再收他给我提供的来回双程机票。

经过几十年的交往，我与Mr.Penske的交情也非同一般，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我退休后，他还一直让我为他制作西服。

“棒球大王”待人和气，坚拒入籍日本

日本“棒球大王”王贞治的原籍是中国浙江省青田县。他的父亲王仕福，是1920年代移居日本的华侨，后来在日本开了一家面馆，母亲王登美是日本人。

BASEBALL，中国叫“棒球”，日本名称“野球”。棒球在美国很风行，在日本也是如此。王贞治的大哥就是一个棒球迷，在王贞治年幼的時候，他经常跟着他哥哥骑自行车去看棒球。王贞治年纪小，不能进入棒球场，只能站在球场边观看。他从小耳濡目染，天长日久，对棒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棒球结下不解之缘。

王贞治高中的时候，进入早稻田实业高校就读，并加入棒球校队，以后经常以主力投手的身份登场；所属的校队也两度打入全国高中棒球大赛。1959年～1980年间，王贞治效力于日本职棒读卖巨人队（Yomiuri Giants）。1964年，王贞治创下单季共击出55支全垒打的日本职业棒球新纪录，至今尚无人超越。

王贞治以“稻草人式打击法”（也有人称为“金鸡独立式打击法”）闻名，是世界赫赫有名的“棒球大王”。1979年12月，日本电视台特意为他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记录了他成长的全部历程，曾在全日本播放。

王贞治本人待人非常诚恳，没有一丝倨傲之气，而且非常谦虚，对任何人都很客气。自从他打破纪录后，日本男女老少很多人都喜欢他，许多社会团体、学生组织都集体请求他签名，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因此不得不花很长时间来签名。在王贞治的“粉丝”看来，他的签名非常珍贵，很多人以能够得到他的签名而备感荣幸，他家的电话也不得不常常改换，因为日夜都有人打电话来采访庆祝。

我与王贞治，一个裁缝，一个球王，两人从事不同的行业，非亲非故，但却保持着诚挚亲密的友谊。说起我们的结识的过程，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也很喜欢体育运动，对棒球这项运动格外钟爱。我知道王贞治是中国人，而且同是浙江老乡。日本政府几次动员他加入日本国籍，都被他推辞了，因此，我对他倍加尊重。

因为是运动员的原因，王贞治体形比较特殊，手臂粗大，两腿壮实。他每次定制衣服，一做就是四五套，裤子更多。平时闲居在家，他上身穿运动衣。我根据他的特殊体态，为他剪裁了既合体，又不失典雅、庄重的服饰。我多次为王贞治定制西装，彼此建立了感情。

1977年9月3日，在东京的一场比赛中，王贞治击出球员生涯的第756支全垒打，打破了世界纪录；两天后，他又荣获首届日本国民荣誉赏，由当时的首相福田赳夫亲自颁发。

王贞治打出756号球的时候，正巧我在中国饭店吃饭，因为我是他的粉丝，时时关注着王贞治的比赛动态，但凡有王贞治的比赛，我一定设法亲自到场观战。当时我就估算他在这几天内必定会打出好成绩，我当然早就准备了贺卡，只是没有在上面写上具体的时间。当我通过电视直播，看到王贞治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我即刻在贺卡上填写了日期，连同预先准备好的礼物，一并亲自送到他的府上，以示祝贺。只是没想到，到了他家附近，看到已有许多人聚集在他家的门口，还有很多记者，我根本挤不进去，好不容易挤到门边，守门的人还不准我进去。我急中生智，说明是球王的裁缝，是来送衣服的，才能得便进入，所以我对他的祝贺是最早的，他对我很是感谢，非常高兴。

为纪念创造佳绩，王贞治准备召开专门庆祝宴会。因为各界参加庆典的人数很多，必须要借一个非常大的会场。王贞治的后援会长托我向帝国饭店商借会场，同时帝国饭店的专务知道王贞治也是培罗蒙的客人，又委托我转达，希望王贞治能够来帝国饭店的孔雀厅召开宴会。我受双方的委托，深感荣幸，所以要更加努力圆满地完成任务。最后球王的招待宴会如期在帝国饭店的孔雀厅举行，当时来客包括政界、商界、新闻界、体育界等，大约有一千多人，人潮涌动，非常隆重。

其实王贞治对我一向很好，因每次王贞治去培罗蒙定做衣服，总有记者尾随。有一次王贞治关照记者，专门为我和他两个人拍了合影。

王贞治每次取得佳绩，如打出756，800及监督就任纪念，后援会为慈善目的，将王贞治的照片拍卖出售，作为慈善义卖，每张5万日元，我亦曾买了两张，当时有香港的记者，将我接受照片时的情景拍照登报，香港朋友看到照片，也知道我与王贞治的特殊关系，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撰稿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