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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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布罗茨基的散文怎么样？哦，有了他，你可以把一整条书架上的书搬掉了。尤其是中国散文作家的书；他们不配再放在你书架上，房子太贵，书架太贵，书也太贵；如果读者真的有什么高贵的品质，那第一条就应该是眼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见识和道德立场）。把真正代表人类智慧和尊严的著作遴选出来，带上你的书架或者床。这既匹配你日益强壮的精神发育，也对得起你的汗水。

在中国当代散文中，可有哪个作品达到《小于一》式的“知识当量”和“道德力量”？——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苇岸）——趣味、情绪、性情、个人生活的浪漫抒情……这是当代中国散文追求的审美维度。这难道不让人唏嘘，不让人悲切？

汉语发明之初，似乎就对应着某种道义承担（文以载道）。尤其是白话文运动以来，当进入二十世纪的第一代文人，战战兢兢地摸索着白话文开始写出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语文学时，他们的背后是深重的中国的二十世纪苦难。所以说，胡适等人所提倡的白话文（改造）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救赎”的意义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交出了与这一中国人的苦难和现代汉语内在要求相匹配的写作吗？哦，羞点忘了，李广田、卞之琳、盛澄华、傅雷……等人的译笔，是他们还保留着一点现代汉语的尊严。

我从布罗茨基的散文中读到先知般的笃定（这是深刻的领悟结果）、石头般的语言密度、闪电般的现实洞悉力、山川江河般的道德感召力……这些我可曾在一个现代汉语作家那里读到过？没有。一个都没有。也许这样类比并不公平，天平的另一头站着的是一个天才，一个可以对抗帝国的作家（诗人）。然而，语言却是公平的。同样历经极权所带来的罹难，为什么现代汉语作家对此却很难做出同等强度的“回应”？这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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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越来越看不了龙应台的叙述；这个情况是两年前就发生的，我读她的《大江大海1949》，大约刚读了不到50页的时候，我就放下了。不知道是具体因为什么，当时只是不喜欢她那样的语调和抒情口吻。但这不是她一贯的行文风格吗？为何到了那时，我才发觉自己的某种厌恶呢？

这其实是对自己的厌弃。我真希望如毛姆在《七十述怀》里写的那样：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过去另一个我做的；一个读者对一个作家的接受首先是从接受一个作家的文体开始的，也就是一个作家首先吸引一个读者的是他的“美学趣味”，当然，一个读者放弃一个作家也是从讨厌一个作家的“美学选择”开始。一个作家对文体的选择，也包含了他选择接近“真实”的工具，当我们怀疑这件工具的效率时，自然也就怀疑该作家是否有抵达“真实”的能力。

生活在真实中。这是读哈维尔过程中，我所能反复读到的短句。从这个短句出发，我也开始反思我以往的阅读是否真正的能与我所遭遇的现实对话的问题：以往的阅读能帮助理解我所生存的“处境”吗？能帮助我表述它们吗？能帮助我运用足够的理智应对现实的荒诞、变形、曲折、困境、无奈、绝望……吗？而哈维尔“所洞察和描述的，正是我们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构和形状，是我们精神上的痛感和道德生活中的危机。一个人会因为无法理解和表述周围的环境而感到晦涩气闷，哈维尔的描述将人们从某种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从价值的源头出发，他提供了所处环境的一种结构性描述。”如果大家觉得这段描述过于知识分子化，不好理解，我可以用一个哈维尔经常用来分析的生活场景来说明——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水果陈列櫥窗上贴上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这个经理对于这条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对这个经理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同时，水果店经理这么做，还想传达这样的信息：我，水果商某某某，是懂得我该做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

这个案例到此其实才刚刚开始，哈维尔还在不同文章中对它有不同角度但都非常精湛、惊人的分析，所以说哈维尔的描述将人们从某种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他把这样的一种“道德窒息”的处境给我做出了结构清晰的描述，这种描述甚至还有一种集体的意识结构；面对这样的案例，再设想我们正身处的处境，难道没有似曾相识之感？如果我们长期在这种“道德窒息”的环境中生存，那么这个社会所滋生的大面积的“犬儒主义”和“道德失序”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

哈维尔给了我一柄利斧，凿开现实的冰海；他始终从最具体的“存在”和“经验”出发，去分析由来，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的环境，反思我们的道德精神状态，也反思自己身上的优缺点。正是这样的反思可以让我们“生活在真实中”。

读到徐贲先生著作，让我更加确信一件事，“生活在真实中”是一种在当下中国的道德要求，任何一个懂得在生活中去反思生活、反思自己的人都可由自己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去追求“生活在真实中”；徐贲先生有着一贯的清晰的说理系统，（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乐观所在，一个有着健康的公共话语空间的社会一定是说理的空间），他对照现实，引经据典来说明他对“真实”的发现；

徐贲和哈维尔抵达“真实”的路径显然也是不同的；徐贲行文善于说理，用强大的理据逻辑让你接受他的看法，在快节奏的引经据典中，我们震慑于强大的“真理”；哈维尔并不试图说理，他只想说出“事实”，信不信全由你自己判断。在哈维尔绵密的叙述中自有排山倒海式的“存在逻辑”让人折服，并且这种“存在逻辑”不是从他人那里借去，而是我们通过和自身的生存经验类比得来的，这是不是更让人信服和震慑呢？同时，哈维尔把“现象学”的哲学考察变成了他观察生活的“眼镜”，这让他往往站在一个更为本质的“精神源头”去考察我们的处境；最为关键的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从哈维尔那里领到那柄“利斧”去分析、反思生活、社会和自己；徐贲先生的大阅读量，以及对于那些西方经典的引述能力不是很多读者能够掌握的，当某个读者感到生活中那些“不对劲”时，他们并不能直接从那些“经典”得到分析的支持。

龙应台的著作显然没有让我获得在精神上道德上“深呼吸”的感觉，在其《大江大海1949》中，我又看到了熟悉的“龙式”抒情——战争加之于个人的罹难，家园的分崩离析，个人被历史操弄的苦难命运……但是，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有可能对这段历史获得某种清晰的理解吗？这样的苦难有可能避免吗？一个严肃的作家当然要有一个价值立场，这个价值立场当然也会导致他会采取什么情感表达方式，但正像布罗茨基所说，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寻找出最准确的表达的人。这不仅因为作家具有某种出色的文字运用能力，而且在于作家还是一个洞察力深邃的人，他不会停留于对事物的流行见解，而能够发掘出事物更为复杂的方面和内在原因；显然，龙应台不是这样的作家，因为她只提及苦难，而不去追究背后的原因，在她那里我找不到那柄击破冰海的“利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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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现代汉语诗集也可以少看或者不看了，它们处于“未完成”状态。激进一点说，我并不认为现代汉语诗歌在白话文运动以来有多么明显的进步。那个代表这种进步的诗人是谁呢？有进步的是西方现代诗歌的翻译，经过两到三代翻译者的努力，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些卓越的西方诗人在汉语中的面貌，这些面貌包括：特朗斯特罗姆、里尔克、弗罗斯特、艾吕雅、沃尔科特、博尔赫斯、曼德尔斯塔姆、保罗·策兰、布罗茨基、葉芝、艾略特……有诗人认为用现代汉语写作诗歌，就自然使汉语诗歌获得了“现代性”的合法外衣？真的如此吗？我们完全无视西方现代诗歌发轫的文化、宗教、政治、自然环境的土壤吗？（这些都是除却语言层面之外的事物呀）以及他们赋予现代诗歌的“现代性使命”？我们怎么读艾略特？怎么读西默斯·希尼？怎么读特朗斯特罗默？怎么读曼德尔斯塔姆？怎么读茨维塔耶娃？……显然怎么读决定我们了怎么去写？也决定了我们会获得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如此，我们是否还要提出“发明一种新的汉语诗歌”、“现代诗歌写作的自律”等等问题呢？因此，我可不可以认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地方性”的写作呢？当然，现代汉语的诞生也不过才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仍有足够的耐心希冀在更长的历史维度里，现代汉语诗歌能够生长、成熟，最终凝结为“钻石”；但，作为读者等不了，还是把最好的时间放在那些最给人以“救赎”意义的诗歌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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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说：我们所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你所需要的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