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斐

对社会制度的质疑与女性主义的实践
——读《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

◎黄一斐

女性主义艺术史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作为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因，并且时至今日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着艺术乃至人类历史的发展。从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到葛内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二人分别代表了女性主义艺术史发展的两个阶段，即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点，传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两个阶段。对于她们的理论研究几乎可以涵盖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实践。

女性主义 女性艺术 女艺术家

在整个艺术发展的脉络中，笔者觉得女性主义艺术具有其特殊性。传统的艺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发展成为“艺术”时，其核心或是目标都是“美”，是为了发现美，创造美。即使是到浪漫主义时期开始出现“艺术丑”，或是发展到现代主义时期将“现成物”摆放在艺术舞台，都是在一套严谨的艺术发展逻辑当中形成的艺术准则。但是在女性主义艺术当中，即使其艺术面貌与当时的艺术整体相符合，也不具有相同的地位，甚至不被认为是艺术。艺术史不接纳女性和她的艺术，所以说“女性主义艺术”出现的初衷并不在于“艺术”，其重点在于女性的地位，亦即从一开始女性主义艺术就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在波洛克的文章《女性主义对艺术史的介入》中，她认为艺术史的学科构造是建立在父权主义社会的背景上，是在“父权与阶级、种族一同维持着这种不平等的状况”[1]下，女性是受到排斥的，这种排斥既包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更体现在艺术实践和艺术史中。

在文章《失落与寻回：在论堕落女性形象》中，林达·诺克林去探究最常见的表现女性的题材——堕落女性。尤其在19世纪，其题材背后暗示着由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一种普遍的道德约束。在这一部分，作者通过对于19世纪绘画中，这种堕落女性形象出现的社会背景，即社会中对于女性的定义——回归家庭是女人的唯一归宿，所以“堕落女性形象”既表现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同时也具有警示作用，告诫女性这就是不规矩的下场。

一、对社会制度的质疑

本书中，在论述女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中，举了很多珂勒惠支或是考夫曼等女性艺术家实践的例子，但在此单独成文论述女性主义实践的主要有三篇：《朱蒂·芝加哥的女性主义艺术代表作——〈晚宴〉》《弗里达·卡洛绘画中的文化、政治与身份》和《比亚兹来的艺术：维多利亚时代“世纪末”式批评风格》。

（一）《朱蒂·芝加哥的女性主义艺术代表作——〈晚宴〉》

《晚宴》这件作品于1979年第一次亮相，是20世纪70年代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之一，这件作品与当时加州的女性主义运动相互影响发展，作品采用了当时前卫的装置艺术的冷处理技术，并将传统的

二、女性主义的实践

女性手工艺制品纳入到她的创作之中，通过使用抽象的轴心式图案表达对伟大女性的崇拜。“晚宴”由13位女性组成，以这种形式叙述女性的故事。她指出，这是对最后的晚餐的重新解释，她以“现代主流艺术反对涉及性爱题材的艺术创作禁忌，并大胆地叙述了女性艺术历史”，正是这种创作理念使这件作品被冠以“两性性爱文化的初探，开创性别研究的新纪元”，但同样招来控诉——作品中的性爱图像太过色情意味。芝加哥的这件作品在女性主义艺术实践上的开创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作品的部分争议对于作品影响力的扩大更是有利的，但其中对于作品“忽视种族特征”这一指控尤为重要。女性主义所标榜的是种族、阶级的平等，但是对于这件作品来说，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暴露了女性主义实践的问题。

（二）《弗里达·卡洛绘画中的文化、政治与身份》

在弗里达·卡洛的绘画中，她不仅表现了女性经验，同时她还将本土性和墨西哥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弗里达·卡洛在作为一个画家的同时，还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第三世界的文化国家主义者。与弗里达·卡洛同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艺术实践，或是之前，女性主义运动实践都是在“女性”这个角度探索，也就是说探讨的是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艺术如何介入艺术史，与如何进入男性艺术为主导的艺术世界，在社会、艺术世界中取得平等地位。在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艺术理论显然走在了前列，诸如波洛克等艺术理论家已经将女性主义运动与阶级和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致力于追求平等的社会，而不仅仅是解决女性的问题。

（三）《比亚兹来的艺术：维多利亚时代“世纪末”式批评风格》

维多利亚时代“世纪末”式批评风格指的是为了抵制维多利亚时代价值体系中的奢华感而出现的悲观主义的颓废式批判风格。这时期是一个新的时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价值体系受到质疑，与此相对应的维多利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规则也遭到质疑。社会的客观发展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与男性的专制就形成了矛盾，“新女性”在逐渐取得相对优越地位的同时所形成的影响，已经威胁到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结构，但是仍然存在潜在的忧虑。比亚兹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用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形式去表现这种忧虑，去批判社会问题。她的艺术风格是与当时的新艺术运动相对应的，即一种线的象征主义，利用高度符号化和情色化的表达方式，去揭示维多利亚家长制社会结构的伪善。

[1]琳达·诺克林，等.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M].李建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宋旭东）

黄一斐，女，四川美术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文化产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