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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术视角下的三国正统观

2017-03-24李文智

关键词:陈寿天象正统

李文智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占星术视角下的三国正统观

李文智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占星术因其借由天象,能够预测人世间的事物,与天命王权息息相关。正统观的论述也围绕天命王权展开。对正统观有所论述者往往也对占星术有所关注。分析诸家在论述三国正统观时对占星术的处理,不仅可得见各家的主观意图、立场,而且能够认识占星术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内涵。

占星术; 正统观; 《三国志》; 《三国演义》; 《汉晋春秋》

一、引言

正统之说,由来已久。前有欧氏之《正统论》,后有梁氏之《新史学》。诸家之论,自有依据,不甚相同,正统之论堪称文学、史学上又一聚讼。诸家在彼此立论批驳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朝代更迭情况,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因此有正统、闰位、伪僭种种说法,各家又在此基础上条分缕析,展开论述。在历代正统争辩中,尤以三国时期正统之争、论家论述最多。诚如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说:“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1]23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习凿齿《汉晋春秋》则以蜀为正统,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又以蜀为正统,毛本《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以上所举仅是诸家论述中最有代表性的,无论是著者还是著作在中国文学、史学中地位突出,其对正统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占星术通过观察天象变化,对人世事物作出推测。“天”信仰观念的形成在中国商周时期已有之,其后历朝历代帝王都以天子自居,承“天命”而有天下,治理天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2],汉之承天命,应天象而有天下。《汉书·郊祀志》谓:“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3]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任一时期的统治者都要通过“天命”来证明其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权威性。由此占星术的社会地位得以凸显,占星术不仅为历代官方所垄断,而且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国家一统时期,对于祥瑞的天象变化,统治者往往大肆宣扬,粉饰太平,以表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对于违常的天象则会作出积极的反思和预防。在易代之际,占星术则被郑重地加以利用,新起的政治势力运用天象来证明天命的转移,新的天命在己,在《三国志》中便有因天象而起事者,“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4]763。总之,占星术因对天象的观测而与天命王权政治息息相关。

基于占星术的上述特点,对正统观有所论述者,对占星术也会有所关注,对此作深入分析,既可以明晰作者在运用占星术时的主观意图,也可以看出占星术在中国文化中的蕴含与作用。

二、陈寿《三国志》及裴注对占星术的处理

在《三国志》中,有关正统性的占星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陈寿在编著《三国志》时所引用,另一类则是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所引用。

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似已是定论,对于曹魏的兴起也从天象方面有所记载,“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馗,古逵字,见三苍。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4]23。论者多认为陈寿以魏为正统,实则是为西晋正统性张目,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所道:“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1]23然而其以魏为正统,但由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蜀汉正统性有占星天象的记载:“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璿玑下来应之,此为异瑞。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当有圣主起於此州,以致中兴。时许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顷者荧惑复追岁星,见在胃昴毕;昴毕为天纲,经曰‘帝星处之,众邪消亡’。圣讳豫睹,推揆期验,符合数至,若此非一。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原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4]887-888其中深意很值得探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从占星术对于天命王权的重要性而言,西晋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权政体,如果自认是曹魏正统的继承者,那么陈寿对蜀吴天象的记载出现于史籍之中,便有谋逆不赦之罪。是否如前人论述“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而并为三《志》”[5],《三国志》名义上看似以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陈寿秉笔直书,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因此不仅对有关蜀汉的天象给予了关注,而且从对孙吴的称谓中可看出蛛丝马迹。“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4]1401“臣窃见陛下执政以来,阴阳不调,五星失晷,职司不忠,奸党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4]1404从“陛下”“先帝”等可以看出陈寿对孙吴统治者所持有的态度;同时把政治的得失与“翼星为变,荧惑作妖”“五星失晷”天象相关联,再次证明了占星术与王朝政治的紧密联系,说明对于孙吴登基立业的事实从占星术方面给予了关注。

裴注对于陈寿《三国志》在占星术引用上有极大的丰富。这十分符合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目的,如其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言:“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4]1471裴注的目的在于旁征博引,务在周详,对与正统性有关的占星术的记载,其政治性意义相较《三国志》十分淡薄。因此在有关正统性的占星术中,裴注相较于陈寿的引用在两方面更加具体:一方面对于魏的天象记载更加细致,“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4]13-14,“今兹岁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应,并集来臻,四方归附,襁负而至,兆民欣戴,咸乐嘉庆”[4]65,“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岁复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岁与周文王受命相应”[4]70;另一方面对于汉王朝的衰弱,“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复扫太微。新天子气见东南以来,二十三年,白虹贯日,月蚀荧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蚀,皆水灭火之象也”[4]64,“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4]13-14,孙吴的兴起和称帝,“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4]1123,司马氏的崛起,“兒乃答曰:‘尔恶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鉏,司马如’”,“后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晋兴,至是而吴灭,司马如矣”[4]1178,都从天象上给出了解释。从裴注中所引用的占星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魏晋时期,对于占星天象的记载普遍存在,从裴注中的天象引自不同的书籍可以看出;二是汉、魏、蜀、吴、西晋的兴亡盛衰都有相应的占星天象记载,既说明了占星术与天命王权的关系,也说明对于三国时期的正统性记载在裴注的时代可能意见不一。

三、毛本《三国演义》对占星术的处理

《三国演义》经毛氏批改之后最为流行,对后世影响深远。

论者多认为毛本《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其在小说中对于与正统性有关占星术的记载部分直接继承了《三国志》和裴注的占星术,对汉王朝的衰败,“见紫微垣中白气漫漫,坚叹曰:‘帝星不明,贼臣乱国,万民涂炭,京城一空’”[6]28;魏的崛起,“吾仰观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6]67,“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夜宿于此,对老汉等言:黄星见于乾象,正照此间。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今以年计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怨之。丞相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正应当时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6]154;蜀的兴盛,“周曰:‘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6]323。“周曰:‘近有祥风庆云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见于毕、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正应汉中王当即帝位,以继汉统,更复何疑?’”[6]393-394都在天象上给出了揭示。但在语言和天象的观测者等方面,毛氏匠心独运。例如对于汉王朝衰败的天象借由孙坚之口道出,曹魏兴起的天象则加入了由父老道出的一段,最后蜀汉的祥瑞之兆则均由谯周道出。这与小说的情节推进、人物塑造等息息相关,笔者将另作他文深入分析,在此不作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毛氏在处理与孙吴有关的天象时似乎继承了之前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的意图,存在刻意处理,对与孙吴有关的天象有所回避,未运用天象对拥有相应实力的孙吴进行充分揭示和描写。作者如此处理的目的似有意为之,以孙吴集团为“庸者之政”,使之与蜀汉的“仁者之政”和曹魏的“霸者之政”形成鲜明对比。

四、习氏、司马光、朱子的三国正统观

在其他有关三国正统观的论述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则以蜀为正统。纵观三者的论述,其立论的依据,时势二字而已。

笃于时者,如习凿齿与司马温公,二者正晋与北宋之正统性,都“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习凿齿认为,“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7]1而“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7]1。司马氏有合九州于一统之功,其正统性在于此。司马光之证北宋正统性也是从此角度出发,“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8]2187。赵宋正统性在于其“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8]2186。

笃于势者,则如习凿齿与朱子。“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1]23东晋与南宋皆偏安一隅,既无合天下于一统之功,又不居于前代之旧都,苟不主血胤则无以正论者,所仕政权之正统性。

以上论家的立论点在功业和血胤,决定了其对于占星天象的关注不会像《三国志》和裴注那样明显。通过分析《汉晋春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可以看出,虽然习凿齿对占星术有所关注,“秋有彗星见张宿。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恶之。’于是大修禳祷之术以厌焉”[7]21,但并没运用占星术来证明正统性;同样,司马光和朱子对于占星术也仅仅当作客观天象来记述,并无主观占验性质的论述,“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8]1860。究其原因,一则因为占星天象所表现出的天命归属与其立论的功业观和血胤观相互矛盾,占星术既可以被运用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同样可以被持反对意见者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政治势力普遍存在运用占星天象为自己的合法性、权威性作渲染,所以习氏、温公、朱子在其论著中,对于占星术给予的关注更多倾向于客观天象的记载;二则司马温公与朱子对于占星术仅给予客观记载,而没有主观的占验,这与二者所处时代去谶纬的文化背景有关,因已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在此不作赘述。

五、占星术视角下的三国正统观反思

三国正统性的论争只在魏蜀之间,对于具有同样实力和有登基称帝事实的孙吴却无论述者。对于史家的这一行为,刘知几在其《史通》中指出:“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蜀昭烈主可比秦缪公,吴大帝可比楚庄王。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谓鱼豢、孙盛等。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9]从陈寿对于孙吴统治者的称谓,裴注的“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到《三国演义》对有关孙吴占星天象的完全忽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占星术,各家在论述时存在主观性的处理。这样的现象在习凿齿、司马光、朱熹等人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到,囿于自己立论的基础和时代的文化背景,出于主观考虑,对占星术的运用多为客观现象的记述。从这些主观的处理,我们可以有如下结论:

第一,论者认为毛氏《三国演义》以蜀为正统,但是就占星术的运用可以看出,毛氏对于天命归于曹魏的占星天象并未作回避,相反在运用上要多于蜀汉。认为毛氏以蜀汉为正统,持此观点者多因毛氏版《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处理时对曹操进行了丑化,对刘备则进行了美化,突出了刘备的仁君形象,即“尊刘抑曹”。但是我们在现有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尊刘抑曹”的思想早就存在,无论是苏轼《东坡志林》引王彭语云“涂巷中小儿听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10],还是三国戏中的人物形象,“胡世厚则对现存的14种三国戏作了考察,进一步认为这些杂剧的思想倾向是尊刘贬孙、曹的。罗贯中创作《演义》时,继承了杂剧的这一思想倾向,把刘备写成仁德之主,把曹操写成‘挟天予以令诸侯’的奸雄,对孙权则有褒有贬,但在东吴与蜀汉的斗争中,倾向蜀汉,对蜀汉的失败则寄予深切同情”[11]。“尊刘抑曹”在世人的思想中普遍存在,毛氏仅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突出了刘备的善和曹操的恶,而真正强调蜀的正统性,从其对占星术的处理是看不到的。

第二,从占星术角度看,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的观点很值得讨论。若说陈寿以魏为正统,那么从占星天象与天命王权的关系看,对于蜀吴有关天象记载的存在有其不合理性。或许正如前人所言,《三国志》名义上看似以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陈寿秉笔直书,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只是在叙述史实时选取曹魏作为叙事的时间轴。虽然将刘备与孙权以传的形式来撰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陛下”“先帝”等称谓,以及与蜀吴有关的占星天象。陈寿是以魏为正统,还是因叙事需要而选取魏作为主线,从占星术角度看还有深入研究的意义。

第三,习氏对于占星术的处理更多在于客观的层面,这是由他立论的依据决定的。司马光和朱子在立论依据的原因之外,还有其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即去谶纬的文化背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几次比较明显的去谶纬文化运动,我们可以从《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对于占星术仅作客观的记载看出这一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对于占星天象的运用并未因此消失,仍然垄断于官方,而且往往成为士大夫排斥异己的武器。“见蔡京乱国,每托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惧。言之不已,京由是黜。”[12]这样的情况与士大夫阶层对于占星天象的认识有关,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对于占星天象既认识到其虚妄的一面,如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但又不能完全忽视其存在的意义,于是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在回避的同时,又因政治的需要有所利用。

六、结语

从现代的角度看,对于正统性的讨论毫无意义。如梁氏所言:“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20“千余年来,陋儒断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1]20占星术在现代同样被排除在科学的范畴之外,被视为天文学的“愚蠢女儿”,很少有人问津。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苛责古人。在古代,无论是正统论还是占星术,对于当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对此作深入的分析研究很有必要,既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天命王权归属的认知,也可以得见占星术在传统文化蕴含和世人心目中的意义。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9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81.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53.

[4] 陈寿.三国志[M].陈乃乾,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280.

[6] 罗贯中.三国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4.

[7] 王云五.汉晋春秋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 刘知几.史通笺注[M].张振佩,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133.

[10] 苏轼.东坡志林[M].刘文忠,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7.

[11] 韩伟表.《三国演义》与戏剧曲艺渊源关系研究[J].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6(4):101.

[12]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525.

(责任编辑:张 璠)

Orthodoxy Under Perspective of Astrology in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LI Wenzhi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By astronomical phenomena, astrology can predict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destiny kingship.The discussion of orthodoxy is also launched around the kingship of destiny, so the arguer of orthodoxy often pays attention to astrology.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treatment of astrology when the arguer discusses orthodoxy, not only can see their subjective intention and position be seen, but also can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astrology in different ages be understood.

astrology; orthodoxy;TheRecordsoftheThreeKingdoms;The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HistoryofHanandJinDynasties

2016-05-15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三国演义》与占星术研究”(WXY15YJS004)

李文智(1989—),男,山东滨州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

K236

A

1674-0297(2017)01-00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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