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益

中国古代茶书中的茶具与儒家哲学思想

蔡定益

（景德镇陶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景德镇333403）

中国古代茶书中的茶具与儒家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中庸和谐的思想在古代茶书的茶具设计中得到一定的体现。中国古代茶书中记载的茶具之制造设计往往体现了浓厚的礼仪观念，茶具在儒家礼仪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茶书中的茶具强烈表达了儒家的人格思想，最典型的是宋人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的十二种茶具和明人喻政《茶集》所辑明支中夫《味苦居士传》中的茶盏。儒家有很强的崇玉观念，这极大影响到了茶书中的茶具，这些茶具普遍有类玉的倾向，最典型的是茶盏和茶壶。儒家有很强的入世精神，这在唐人陆羽《茶经》中的风炉、宋人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的十二种茶具和明人顾元庆《茶谱》所附盛虞《竹炉并分封六事》中的几种茶具中得到充分体现。

茶书；茶具；儒家；哲学思想

茶书顾名思义是有关茶饮之书，从唐人陆羽《茶经》开始，中国古代产生了百余种茶书。任何茶的烹制和饮用，都离不开茶具，茶具是茶书内容中极其重要的一方面。作为一类在古代颇为盛行的器物，茶具受到儒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包括中庸和谐、礼仪、人格、崇玉和入世等方面。

1 茶具与中庸和谐思想

中庸和谐思想在儒家理论中占有很重要地位。《中庸》本来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后被列为四书之一。《中庸》对“中”和“和”的涵义以及地位进行了阐释，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是中庸希望达到的一种状态。［1］儒家还有浓厚追求和谐的思想。有子（孔子学生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2］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

中庸和谐的思想在古代茶书的茶具设计中得到一定的体现。例如唐代陆羽《茶经》中风炉的设计对和谐的理念就有很好的反映。《茶经》曰：“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一足云‘坎上巽下离于中’，一足云‘体均五行去百疾’，……置墆□于其内，设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画一卦曰离；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风兽也，画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鱼焉，鱼者水虫也，画一卦曰坎。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陆羽设计的风炉有三足，其中一足上的文字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坎、巽和离都是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卦象，分别代表水、风和火，水在上，风在下，火在中。墆□是放燃料的炉床，设有三格，分别画代表火的翟（火禽）、代表风的彪（风兽）、代表水的鱼。［4］水、火本来是对立不相容的事物，但水、火和风却能和谐地在一个器具内，相得益彰，达到五行具备、去除百病、烹出好茶的目的，这是儒家和谐思想的充分体现。［5］

再如陆羽《茶经》中鍑和则的设计很好地体现了中庸的思想。《茶经》对鍑的要求是：耳做成方的，以让它端正，边缘要宽，好让它伸展开来，脐要长，目的是“守中”，脐长，则在中心沸腾，在中心沸腾，水沫就易于上升，水沫易于上升，则茶水味道醇美。在鍑的设计中，特别强调了“守中”也就是遵守中庸的原则，达到使茶水“味淳”的目的。至于鍑的材质，“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铁也”。鍑的材质最恰到好处的是铁，瓷、石虽雅但难耐久，银虽然洁净但太过奢侈华丽，既耐久又能体现简朴美德的是铁，这反映了一种追求恰如其分和最合适状态的中庸思想。又如《茶经》对则的描述：“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4］则是一种茶末的量器，煮水一升，用茶末约一立方寸，这是标准状态，但喜好茶味淡的可以减，喜好茶味浓的也可以增，这反映了一种不拘泥成见并且追求最佳状态的中庸思想。

2 茶具与礼仪思想

中国古代儒家有十分丰富的礼仪思想，礼能起到规范社会秩序和伦理的作用。体现孔子言论和思想的《论语》中就有大量关于礼的论述，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上好礼，则民易使也”［2］等等。

中国古代茶书中记载的茶具的制造设计往往体现了浓厚的礼仪思想。唐人陆羽《茶经》列举了烹茶时需要用到的二十多种茶具，包括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筴、鹾簋（揭）、熟盂、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和都篮，大量使用各种茶具烹茶的过程也是一种重要的完成礼仪的过程，烹茶的程序同时也是礼仪的一种体现。其实以上二十余种茶具在日常的烹茶过程中并非都要用到，而是经常可以省略。“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鬲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挝、火□、交床等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已下，茶可末而精者，则罗废。若援藟跻嵓，引絙入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札、熟盂、鹾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之所以需要二十余种茶具齐备，主要还是礼仪的需要：“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4］在城市中，王公之门，对礼仪有很高的要求，二十四种茶具如果少了一种，烹茶在程序上将会不完整，从礼仪角度，茶饮也就等于废了。

宋代茶书《茶具图赞》作者署名为审安老人（审安老人的真实姓名和个人生平不详），该茶书列举了十二种茶具，每种茶具都加以官名。第一种茶具是韦鸿胪，也即茶焙，又叫烘笼，是用来烘焙茶叶的器具。之所以把茶焙叫做鸿胪，是因为鸿胪谐音烘炉或烘笼。茶焙被叫做鸿胪有很强烈的礼仪意味，鸿胪之职汉代设立，沿袭到明清，鸿胪主要是掌管礼仪的官职。《宋史·职官志五》载：“（鸿胪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籍帐除附之禁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6］木待制是用来捣碎茶饼的茶臼，碎茶以待碾磨，故称待制，待制是典守文物的官职。金法曹是用来碾茶成末的茶碾，法曹是司法的官职。石转运是用来将出碾的茶末碾成粉的茶磨，转运是转运使的简称，是宋代地方掌管财政的官员。胡员外是用来舀水的茶瓢，员外即员外郎，是朝廷各司的副官。罗枢密是用来筛分茶粉的茶罗，枢密使是朝廷执掌军事的最高官员。宗从事是用来打扫残茶的茶帚，从事为州郡长官的僚属。漆雕秘阁是承载茶盏的盏托，秘阁是君主藏书之地，有直秘阁的官职。陶宝文是盛茶水的茶盏，宝文阁是重要的官署名，是禁中重要的藏书之地。汤提点是煮水注汤的汤瓶，提点是宋代的武官提举检点。竺副帅是点茶击拂的茶筅。司职方是用来擦拭茶具的茶巾，职方是掌管地图与四方的官名。［7］朝廷的官职是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具图赞》中的十二种茶具均以官职命名，是儒家礼仪思想的重要体现。［8］

茶具在以茶待客的礼仪中发挥重要作用。明人朱权《茶谱》有很强闲逸散淡的倾向，但对茶具在以茶待客中的作用亦有一定描绘。“虽然，会茶而立器具，不过延客款话而已，大抵亦有其说焉。……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瓢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茶烹好后，主人站起来，举着茶瓯敬奉给客人说：“为君以泻清臆。”客人起立接过，举着茶瓯说：“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于是再坐下。饮完茶后，童子接过茶瓯退出。再三表达展示礼节，然后拿出琴棋笔墨等。［9］这说明在饮茶过程中，礼仪非常重要，而茶具扮演重要角色。唐人陆羽《茶经》引《晋四王起事》曰：“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4］晋惠帝在大乱后回洛阳，宦官以瓦盂（陶制盛水容器）作为茶具盛茶敬献，体现了一种礼仪和敬意。

茶具在以茶祀神的礼仪中也发挥重要作用。陆羽《茶经》引《神异记》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4］“瓯牺”指的是茶具中饮茶的茶盏和舀水的木杓，这两种茶具在祭奠中自然是重要角色。清人陆廷灿《续茶经》引宋人王巩《随手杂录》曰：“潘中散适为处州守，一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盏，皆乳花。内一盏如墨，诘之，则酌酒人误酌茶中。”又引明末清初人钱谦益《茶供说》曰：“（朱）汝圭益精心治办茶事，金芽素瓷，清净供佛，他生受报，往生香国。”［10］潘适和朱汝圭以茶祀神，茶具起着重要作用。陆廷灿《续茶经》引明人陈继儒《灌园史》曰：“卢廷璧嗜茶成癖，号茶庵。尝蓄元僧讵可庭茶具十事，具衣冠拜之。”［10］卢廷璧极为嗜茶，竟直接祭拜茶具，茶具更近乎具备了神的地位。

3 茶具与人格思想

儒家强烈追求完善的人格，而要达到理想人格，则要坚持反躬自省，不断修身养性。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2］儒家经典《大学》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1］儒家经典《中庸》指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修身，则道立。……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1］儒家认为通过修养可以达到人格的完善，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宋代茶书《茶具图赞》强烈表达了儒家的人格思想。十二种茶具每种茶具皆有官职、姓名和字号，将茶具拟人化了。例如茶焙的官职是鸿胪，姓韦名文鼎，字景阳，号四窗闲叟。茶焙编竹而成，故姓韦（韦为皮绳，古代竹简多用韦编），茶焙炉中常用文火，故名文鼎，茶焙中常温，故字景阳，茶焙开了四窗，故号四窗闲叟。又如茶磨官职是转运，姓石名凿齿，字遄行，号香屋隐君。茶磨以石制成，故姓石，茶磨磨茶时需要运转，故职转运，茶磨上有齿，故名凿齿，磨茶时不停转动，故字遄行，石磨外形似屋，香茶从磨中而出，故号香屋隐君。再如茶盏官职为宝文，姓陶名去越，字自厚，号兔园上客。茶盏由陶瓷制成，故姓陶，茶盏上有类似兔毫的纹路，故谐音官职为宝文，宋代流行建窑黑瓷，不再盛行越窑青瓷，故名去越，这种黑瓷盏坯较厚，所以字自厚，建窑生产的茶盏上有著名的兔毫纹，故号兔园上客。《茶具图赞》的十二种茶具都有赞词，结合茶具的特点进行道德化的评述。根据茶焙温火烘焙茶叶的特点，对韦鸿胪的赞词是：“乃若不使山谷之英堕于涂炭，子与有力矣。上卿之号，颇著微称。”根据茶臼捣碎茶饼的特点，对木待制的赞词是：“禀性刚直，摧折强梗，使随方逐圆之徒，不能保其身”。茶碾碾茶成末，金法曹的赞词是：“圆机运用，一皆有法，使强梗者不得殊轨乱辙，岂不韪与？”茶磨磨茶成粉，石转运的赞词是：“抱坚质，怀直心，……循环自常，不舍正而适他，虽没齿无怨言。”茶瓢舀水，胡员外的赞词：“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闲，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郁结之患悉能破之”。茶罗筛茶粉，罗枢密的赞词：“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使精粗不致于混淆，人其难诸。”茶帚扫残茶，宗从事的赞词：“孔门高弟，当洒扫应对事之末者，亦所不弃”。盏托承载茶盏，漆雕秘阁的赞词：“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吾斯之未能信。”茶盏盛茶水，陶宝文的赞词：“经纬之象，刚柔之理，炳其绷中，虚己待物，不饰外貌”。汤瓶用以煮水，汤提点的赞词：“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斟酌宾主间”。茶宪点茶击拂，竺副帅的赞词：“首阳饿夫，毅谏于兵沸之时，……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尔。”茶巾用来清洁茶具，司职方的赞词：“互乡童子，圣人犹且与其进，况瑞方质素，经纬有理，终身涅而不缁者？此孔子之所以与洁也。”［7］《茶具图赞》有很强的人格思想，表面上是在品评茶具，实际上很大程度也是在品评人格。

此外还有大量茶书在论及茶具时包含有浓厚的人格思想。如明人喻政《茶集》辑录有明人支中夫撰写的《味苦居士传·茶瓯》［12］，这是一篇拟人化描述赞美茶瓯的短文。名为“汤器之”的茶瓯之所以号“味苦居士”，是因为他喜爱孟子“苦其心志”之言，象征联系了茶味的苦涩。味苦居士“寒热不辞，多寡不择，旦暮不失，……行己甚洁，略无毫发瑕玷”，象征着忠义坚贞、高洁无瑕的品格。

再如明人屠本畯《茗笈》对《第十辨器章》的赞语是：“精行惟人，精良惟器。毋以不洁，败乃公事。”［13］将制器精良与做人精行相提并论，茶器与人一样，都要避免不洁。明人黄龙德《茶说》曰：“古鼎金瓯，饮之富贵者也；瓷瓶窑盏，饮之清高者也。”［14］茶具本来无所谓富贵或者清高，这是作者人格思想的一种反映，当然黄龙德肯定更赞赏茶具中作为清高者的瓷瓶窑盏。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称供春所制壶“敦庞周正”，李茂林所制壶“妍在朴致中”，时大彬之壶“朴雅”，沈子澈之壶“浑朴”［15］，这些对紫砂壶的形容洋溢着强烈的人格气息，既是对壶的评价，也是对儒家人格思想的宣扬。清人吴骞《阳羡名陶录》引作者不详的《宜兴瓷壶记》曰：“时为人敦雅古穆，壶如之，波澜安闲，令人喜敬。”时指的是明代的制壶名家时大彬，作者认为时大彬的为人和他的壶一样，都是敦雅古穆。“敦雅古穆”十分符合儒家对人格道德的要求。吴骞《阳羡名陶录》引汪森《茶壶铭》曰：“茶山之英，含土之精，饮其德者，心恬神宁。”［16］这也体现了一种道德追求。署名醉茶消客的明代茶书《明抄茶水诗文》收录有大量歌咏竹茶炉的诗歌，其中有些诗歌就表现了士人对道德完善的一种追求。如杨守阯：“贞心未改寒居后，虚号谁求古步前。”陈璚：“顿使士林传盛事，儒家风味此中全。”司马垩：“清白家风偏重此，笑渠宝玩可长全。”缪觐：“玉堂中舍南宫吏，一代清名得共全。”盛虞：“心抱岁寒烧不死，一生劲节也能全。”贾焕：“古朴茶炉制度幽，名全苦节入仙流。”莫士安：“□炉回绕护琅玕，圆上方中量自宽。……文武火然心转劲，炎凉时异节还高。［17］《明抄茶水诗文》的王问《茶洗》诗曰：“受益不在多，讵使蒙不洁。君子尚洗心，勉旃日新德。”［17］茶洗是用以洗茶的茶具，此诗将洗茶与君子洗心以日新其德联系起来。

4 茶具与崇玉观念

儒家有很强的崇玉观念，确立了“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玉为君子的象征，赋予了玉儒家要求的各种道德品质。孔子总结了玉的十一种重要品德，包括仁、知、义、礼、乐、忠和信等。［18］西汉对儒家理论有重要发展的董仲舒亦十分崇尚玉：“玉有似君子。……玉至清而不蔽其恶，内有瑕积，必见之于外，故君子不隐其短。……君子比之玉，玉润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洁也；廉而不杀，是义而不害也；坚而不坚，过而不濡。视之如庸，展之如石，状如石，搔而不可从绕，洁白如素，而不受污，玉类备者，故公侯以为贽。”［19］东汉许慎亦认为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20］

儒家极为崇尚玉，把玉比作君子，赋予了玉种种道德理想，这极大影响到了古代的茶具。在中国古代的茶书中，茶具有追求类玉的倾向，这最典型地体现在茶盏（又叫茶碗、茶瓯、茶杯等）和茶壶。茶盏和茶壶的材质主要是陶瓷。中国古代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儒家的尚玉心理有很大关系，玉是一种天然矿石，不可人工制造也不能再生，随着自然界玉的采掘难度越来越大，先民们迫切需要一种材质上类似玉，但又可以人工制造且无耗尽之忧的物质，陶瓷因此逐渐被发明出来。

中国古代茶书中的茶盏其材质基本是陶瓷，可分为青瓷、黑瓷、白瓷和红瓷几种，总体而言唐代最流行越窑的青瓷茶具，宋代最流行建窑的黑瓷茶具，明清最流行景德镇窑的白瓷茶具。

古代茶书中的陶瓷茶盏对类玉有强烈的追求。陶瓷茶盏常被称为玉碗、玉瓯等。如明人高元濬《茶乘》引宋人赵若木幸丸《武夷茶》诗曰：“玉瓯浮动处，神人洞天游。”［21］明人邓志谟撰写的茶书《茶酒争奇》引录了颜潜庵《尝新茶》，诗曰：“玉瓯瀹出生云浪，宝鼎烹来滚雪花。”［22］明人醉茶消客《明抄茶水诗文》引明初人王绂《竹茶垆倡和》：“玉碗酒香挥且去，石床苔厚醒犹眠。”［17］引谢士元诗：“尘尾有情披拂遍，玉瓯多事往来稠。”引范昌龄诗：“玉碗素涛晴雪卷，翠瓶香蔼自云稠。”引陈昌诗：“摘向金蕾东风小，盛来玉碗白花稠。”［17］清人刘源长《茶史》引作者不详的诗曰：“云出玉瓯，霞倾宝鼎。”［23］清人陆廷灿《续茶经》引宋人谢宗《茶榜》诗曰：“雀舌初调，玉碗分时茶思健；龙团槌碎，金渠碾处睡魔降。”［10］

下面再分别叙述茶书中的青瓷、黑瓷、白瓷和红瓷茶盏。

唐人陆羽《茶经》认为越窑生产的青瓷茶碗最好，邢窑大为不如，一个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越窑生产的瓷器更类似玉。《茶经》曰：“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4］。越瓷更有类似玉的光泽和晶莹。明人高元濬《茶乘》引唐人顾况《茶赋》曰：“舒铁如金之鼎，越泥如玉之瓯。”顾况将茶瓯形容为越泥如玉，这是越窑的青瓷。高元濬《茶乘》又引唐人陆龟蒙《茶瓯》诗曰：“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直使于阗君，从来未尝识。”［21］陆龟蒙将茶瓯描述为象圭璧一样，圭璧是玉的一种，于阗是古代著名盛产玉的地方，颜色像烟岚一样，可以判断是青瓷。明人孙大绶《茶经外集》辑引了宋人范希文的《斗茶歌》：“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24］将茶瓯形容为碧玉，这明显是青瓷。清人朱濂《茶谱》引了元人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中一首诗曰：“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另一首诗曰：“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25］将茶瓯称为碧玉，这都是青瓷。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是宋代有代表性的茶书，茶盏方面崇尚建窑生产的黑瓷：“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26］宋徽宗认为茶盏有纹路像似玉毫毛的最佳。明人黄履道《茶苑》辑录了北宋黄庭坚《咏余甘汤（更漏子调）》，词曰：“凭玉兔，捣香尘，称为席上珍。”玉兔指的是上有玉兔毫毛纹路的黑瓷茶盏。《茶苑》还引了黄庭坚《咏茶（满庭芳调）》，词曰：“纤纤捧，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27］黄庭坚形容这种黑瓷茶盏如莹玉一般，上面还有鹧鸪斑的纹路。《明抄茶水诗文》引黄庭坚《醉落魄》词曰：“紫玉瓯圆，浅浪泛春雪。”［17］所谓的紫玉瓯是对黑瓷茶盏的美称。清人朱濂《茶谱》引北宋诗僧惠洪《与客啜茶戏成》诗曰：“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鹧鸪斑。”［25］这种黑瓷茶盏被美称为玉瓯，上有似鹧鸪的斑纹。

明清最流行的茶盏是白瓷。明人屠隆《茶笺》曰：“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28］这是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白瓷茶盏，屠隆明确形容为“莹白如玉”。明人黄履道《茶苑》引高濂《遵生八笺》的说法类似：“茶盏惟宣窑坛盏为最，质厚莹白，式样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次则嘉窑，盏心内有茶字。”［27］明人醉茶消客《明抄茶水诗文》辑引了明代盛时泰的《大城山房十咏》十首诗，其中《茶杯》一首曰：“白玉谁家酒盏，青花此地茶瓯。”［17］盛时泰形容这种茶杯象白玉的酒盏，而且是青花的白瓷。《明抄茶水诗文》又辑引了北宋焦千之的《游惠山寺》：“一径谁开青步障，客来共泛白玉瓯。”［17］既然称为白玉瓯，肯定是白瓷茶盏，白瓷茶盏在宋代还不甚流行。

中国古代茶书中的茶盏还有一类是红瓷。明人孙大绶《茶谱外集》引北宋苏轼《煎茶歌》曰：“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苦渴饥，分无玉碗奉蛾眉。”［24］这是定州窑生产的红瓷茶盏，被称为红玉、玉碗。明人喻政《茶集》引明王世贞《醉茶轩歌为詹翰林作》亦咏及了定州红瓷茶盏：“定州红瓷玉堪妒，酿作蒙山顶头露。”［12］

陶瓷茶具中除茶盏外，最重要的还有茶壶，茶壶的流行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最著名的茶壶是产于宜兴的紫砂壶。中国古代茶书有大量论及茶壶的内容，茶壶也有很强的类玉倾向，茶书中常将壶比作玉。

明人闻龙在《茶笺》中记述他有一个叫周文甫的友人：“尝畜一龚春壶，摩挲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真奇物也。”［29］龚春壶指的是明代的制壶名家龚春（实际应是供春）所制之壶，闻龙描述它外形很像紫玉。明人徐火勃《茗谭》引用了一个叫文子悱的人的诗题：“适冯正伯来借玉壶冰，因而作诗数语，足资饮茶谭柄。”［30］此处玉壶冰，指的就是茶壶。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系》附录有《林茂之陶宝肖像歌（为冯本卿金吾作）》：“近闻复有友泉子，雅式精工仍继美。……以兹珍赏向东吴，胜却方平众玉壶。”［15］诗中指制壶名家徐友泉的紫砂壶胜过大量普通的茶壶，诗中亦将紫砂壶美称为玉壶。醉茶消客《明抄茶水诗文》引明人商辂《友携茶见过次韵答之》亦将茶壶称为玉壶：“石乳细烹云液滑，桂花香喷玉壶清。”《明抄茶水诗文》引盛时泰《茶瓶》诗曰：“山里谁烧紫玉，灯前自制青囊。”所谓的山中烧紫玉，指的是在山中烧制紫砂壶。清人刘源长《茶史》曰：“壶……又如龚春、时大彬所制，黄质而坚，光华若玉，价至二三十千钱，俱为难得。”［23］刘源长认为龚春（供春）、时大彬等人所制壶有很强玉的特征。清人吴骞《阳羡名陶续录》引清陈维崧《双溪竹枝词》：“蜀山旧有东坡院，一带居民浅濑边。白甀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画溪烟。”此诗咏的是宜兴蜀山一带紫砂壶的制作，“哀玉响”指的是加工紫砂壶发出的声响。又引清葛澂《时大彬方壶，（澂）一家王氏藏之百数十年矣。辛酉秋日，过隐泉访安期表弟，出此瀹茗并示沈竹岑诗即席次韵》：“酒渴肯辞甘草癖，诗清底买玉壶春。”［31］此处玉壶指的是时大彬所制的一把紫砂壶。清人朱濂《茶谱》引明徐渭《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亦将紫砂壶美称为玉壶：“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合向吴侬彤管说，好将书上玉壶冰。”［25］

另外还有其它一些茶具虽然不一定是陶瓷材质，在中国古代茶书中也常将他们美称为玉，说明这些茶具制作时也有崇玉和类玉的倾向。这些茶具有贮存茶叶的茶盒、存水的水瓮、生火煮水的茶炉、捣碎茶饼的茶臼，碾磨茶饼的茶碾等。

明人高元濬《茶乘》引唐人卢纶《新茶咏》诗将茶盒称为玉合：“贮之玉合才半饼，寄与惠连题数行。”［21］《茶乘》引唐王禹偁《茶园》诗将水瓮称为玉瓮：“汲泉鸣玉瓮，开宴压瑶樽。”明人醉茶消客《明抄茶水诗文》引明王十朋《食义兴茶次梅尧臣食雅山茶韵》将水瓮美称为玉：“春蚓窍有音，白罂玉无瑕。”［17］引王樨登《友人寄惠山泉》将水瓮称为玉罂：“夜半扣山扃，灵泉满玉罂。”以上所引数首诗中茶盒和水瓮为瓷制的可能性比较大。《明抄茶水诗文》引徐师曾《石灶烹茶》诗将茶炉称为玉鼎：“山厨非玉鼎，真味却悠然。”此茶炉为石制。引明沈周《石鼎》诗曰：“（惟）尔宜烹我服从，浑然玉琢谢金熔”此石制茶炉如玉琢一般。清朱濂《茶谱》引北宋秦少游《茶》亦将茶炉称为玉鼎：“玉鼎注漫流，金碾响杖竹。”［25］清朱濂《茶谱》引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之四将茶臼中捣茶的杵称为玉杵：“玉杵和云舂素月，金刀带雨剪黄芽。”《明抄茶水诗文》引明人王绂诗将茶臼称为玉臼：“玉臼夜敲苍雪冷，翠瓯晴引碧云稠。”［17］明人黄履道《茶苑》引唐元稹《咏茶一字至七字》咏及了茶碾：“碾雕白玉，罗织红纱。”［27］元稹形容茶碾似白玉所雕一般。明喻政《茶集》引宋刘子翚《寄茶与曾吉甫》亦咏及了茶碾：“两焙春风一塍隔，玉尺银槽分细色。”［12］玉尺应指的是茶碾中的轮。以上两首诗中的茶碾应都为铁制。

5 茶具与入世精神

中国古代儒家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具有积极地关心并参予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孔子曾在与自己的弟子子路的对话中谴责长沮、桀溺这样逃避社会的隐士，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2］孔子讥讽逃避社会之人形同鸟兽，改易社会正是自己的责任。孔子有实现天下为公的远大志向，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8］孔子弟子之一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孟子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3］唐人陆羽《茶经》中记载的风炉就体现了强烈的儒家入世精神。风炉设有三足，其中一足上的文字是：“圣唐灭胡明年铸”，“圣唐灭胡”指的是唐朝镇压平定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平定是在广德元年（763年），则此炉铸于广德二年。将此七字刻于炉上，表明陆羽虽然终身没有入仕为官，但有浓厚的儒家情怀，极为关注天下形势。风炉三足之间设三窗：“上并古文书六字，一窗之上书‘伊公’二字，一窗之上书‘羹陆’二字，一窗之上书‘氏茶’二字。所谓‘伊公羹，陆氏茶’也。”［4］伊公指的是商朝初年辅佐商汤的名相伊尹，“伊公羹”是一个著名典故，“伊尹名阿衡。……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32］陆羽将自己的陆氏茶与伊公羹相提并论，是希望通过烹饮茶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宋代审安老人所著《茶具图赞》也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十二种茶具每种茶具都有官职，在每种茶具的赞词中结合茶具的用途和特点暗喻各种政治观念和活动。对作为茶焙的韦鸿胪的赞词是：“祝融司夏，万物焦烁，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尔无与焉。乃若不使山谷之英堕于涂炭，子与有力矣。”这暗喻了救民于如炭火炙烤般的暴政。对作为茶臼的木待制的赞词是：“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摧折强梗，……然非佐以法曹、资之枢密，亦莫能成厥功。”暗喻了摧折强徒、救济万民的政治理念。对作为茶碾的金法曹的赞词是：“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暗喻刚柔相济灵活运用法度。对作为石磨的石转运的赞词是：“周行不怠，斡摘山之利，操漕权之重，循环自常，不舍正而适他”。暗喻通过正途为国家获取财利。对作为茶瓢的胡员外的赞词是：“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闲，……虽中无所有而外能研究，其精微不足以望圆机之士。”暗喻在政治活动中需要灵活处理而又中规中矩。对作为茶罗的罗枢密的赞词是：“几事不密则害成，……奈何矜细行而事喧哗，惜之。”暗喻在政治活动中的谨慎机密原则。对作为茶帚的宗从事的赞词是：“能萃其既散、拾其已遗，运寸毫而使边尘不飞，功亦善哉。”暗喻平定边疆的军政活动。对作为盏托的漆雕秘阁的赞词是：“以其弭执热之患，无坳堂之覆，故宜辅以宝文，而亲近君子。”暗喻消弭隐患、稳定政局并亲近贤良。对作为茶盏的陶宝文的赞词为：“经纬之象，刚柔之理，……虚己待物，不饰外貌，位高秘阁”。暗喻经纬天下、刚柔相济、位高权重之人。对作为茶瓶的汤提点的赞词是：“辅成汤之德，斟酌宾主间，功迈仲叔圉，然未免外烁之忧，复有内热之患，奈何？”暗喻南宋末年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对作为茶宪的竺副帅的赞词为：“首阳饿夫，毅谏于兵沸之时，方金鼎扬汤，能探其沸者，几稀！”暗喻孤身坚持政治操守和道德理念之人。对作为茶巾的司职方的赞词为：“瑞方质素，经纬有理，终身涅而不缁者？此孔子之所以与洁也。”［7］暗喻坚守理念、洁身自好之人。明人朱存理在给《茶具图赞》所作的后序中明确指出该茶书通过茶具来表现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理想：“制茶必有其具，锡具姓而系名，宠以爵，加以号，季宋之弥文。……赞法迁固，经世康国，斯焉攸寓。”［7］

明人顾元庆《茶谱》后附有盛虞所著的《竹炉并分封六事》，描绘了竹茶炉和另外六种茶具。盛虞的伯父盛颙在文前作有《苦节君铭》，苦节君喻指的是竹茶炉，竹上有节，比喻君子的气节，不断经受烈火烤炙之苦而能不弯曲变形，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竹炉并分封六事》曰：“茶具六事分封，悉贮于此，侍从苦节君于泉石山斋亭馆间，执事者故以行省名之。”盛虞将其它六种茶具比喻为苦节君的臣属，而且各有官职，这是作者治国思想的一种折射和体现。茶具之一是储茶的蒻笼，官职为建城：“茶宜密裹，故以蒻笼盛之，……今称建城。按《茶录》云：建安民间以茶为尚，故据地以城封之。”建城字面意思是建造城池，是一种重要的治民理政行为。茶具之二是储水的瓷瓮，官职为云屯：“泉汲于云根，……以石子同贮瓶缶中，用供烹煮。……今名云屯，盖云即泉也，得贮其所，虽与列职诸君同事，而独屯于斯，岂不清高绝俗而自贵哉！”屯是驻军屯结防守之地，以云屯命名有很强的政治意味。茶具之三是储炭的竹篓，官职为乌府：“炭之为物，……触之者腐，犯之者焦，殆犹宪司行部，而奸宄无状者望风自靡。苦节君得此，甚利于用也，况其别号乌银，故特表章。其所藏之具，曰乌府，不亦宜哉！”宪司是掌纠察刑狱的官员，行部是巡行监察的官员，乌府如宪司行部一般。茶具之四是洗涤各种茶具的木盆，职为水曹：“凡苦节君器物用事之余，未免有残沥微垢，皆赖水沃盥，名其器曰水曹，如人之濯于盘水，则垢除体洁，而有日新之功。岂不有关于世教也耶！”水曹字面意思是司水的官职，使人去除污垢、身体清洁，这有相当的政治喻意。茶具之五是收储十六件小茶具的箱笼，职器局：“右茶具十六事，收贮于器局，供役苦节君者，故立名管之，盖欲统归于一，以其素有贞心雅操而自能守之也。”“统归于一”象征政治上的大一统。茶具之六是储放各种茶叶佐料的箱笼，职为品司：“虽欲啜时，入以笋、榄、瓜仁、芹蒿之属，则清而且佳。因命湘君设司检束，而前之所忌乱真味者，不敢窥其门矣。”［33］检束乱真味者，使之不敢随意进入，喻指政治上检察约束品质低劣之人，使他们不能随意成为牧民的官员。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在各方面影响极大的主流思想，中国古代的茶书作者绝大部分为崇奉儒学的士人，他们浸染其中，有意无意会将儒家的各种哲学理念体现在茶书中，最重要的有中庸和谐的思想、礼仪的思想、人格的思想、崇玉的观念和入世的精神。中国古代茶书中的茶具，很大程度上是儒家哲学观念的体现和反映。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18－30.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51－184.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41－250.

4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7－14.

5 王玲.中国茶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80.

6 脱脱.宋史·职官志五（卷165）.北京：中华书局，1977：3903.

7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164－165.

8 丁以寿.《茶具图赞》疏解.农业考古，2009，（2）：99－103.

9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182.

10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677－720.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3－4.

12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383－393.

13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339.

14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416－417.

15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462－507.

16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775－776.

17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494－518.

18 郑玄，孔颖达.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57－658，1670.

19 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贽七十二（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75：533－534.

20 许慎.说文解字：卷1.北京：中华书局，1963：10.

21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279－298.

22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487.

23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580－583.

24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224－228.

25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810－811.

26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126.

27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631－652.

28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235.

29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411.

30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380.

31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794.

32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三（卷3）.北京：中华书局，1959：94.

33 朱自振，等.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162－164.

中华茶文化走进法国人的生活

应法国旺代省永河畔栋皮埃尔市市长菲利普的邀约，中国茶叶博物馆参加了在法国举办的“中国生态文化周”活动。

法国当地时间6月18日，迎来了“中国生态文化周”活动的高潮——“中国生态文化活动日”。旺代省皮埃尔市的la Salle du Moulin大礼堂内，人头攒动，慕名前来的法国市民络绎不绝。

此次在法国皮埃尔市举办的“中国生态文化周”从6月12日到6月18日为期一周，融合了茶、酒、丝绸、太极拳、艾灸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茶博作为文化支持单位，在中国馆展厅内推出了“中华茶文化展”、茶艺表演、现场品茗等多项体验活动。

“中华茶文化展”从中国茶的历史文化、分类加工、茶具茶器、茶艺茶俗、茶与书画、茶与健康等六大方面系统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展出包括西湖龙井、白牡丹、武夷岩茶等在内的中国名茶。每一位来到现场的法国市民在欣赏展览的同时，都品到了地道的中国茶。观展、赏艺、品茶，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茶艺表演的茶席布置以“境幽、器雅、人淡、茶清、神闲、意远”为表现特色，富有中国特色的悠扬音乐和表演形式深深地折服了法国观众，令其赞叹不已。

在现场，法国观众提出了闻香杯什么时候出现、小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喝茶、外国人是否可以来中国茶叶博物馆学习茶艺等问题，工作人员都一一做了耐心解答。

中茶博的工作人员还与法国旺代省皮埃尔市市长菲利普先生进行了交流，菲利普先生表示此次“中国生态文化周”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在当地掀起了一股中国茶热，法国百姓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并对中茶博赴法参展表示了衷心感谢。

中茶博此次赴法茶文化交流活动，让法国民众切身感受到了中国茶与茶文化的无穷魅力，推动了中国茶在欧洲的普及，提升了法国公众对中华茶文化的了解，为两国的茶文化交流搭建了友谊的桥梁。

（中国茶叶博物馆供稿）

The tea sets described in ancient Chinese tea books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

CAIDingyi
（School of Marxism，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Jingdezhen Jiangxi，333403，China）

The tea sets described in ancient Chinese tea book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onfucian philosophy.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advocated by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finds some expression in ancient Chinese tea books.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f tea sets recorded in ancient Chinese tea books often reflect deep-rooted ideas of rituals，and tea sets in turn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fucian rituals.Some tea sets recorded in the tea books give strong expression to Confucian personality thoughts.The most typical cases are found in the twelve tea sets listed in the Pictorial of Tea Ware compiled by Shen′an Laoren of the Song Dynasty（960－1279）and the tea bowls listed in the Life of the Bitter-Taste Householder by Zhi Zhongfu of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which were incorporated in A Collection of Tea by Yu Zheng of the Ming Dynasty.Confucianism exhibits a preference for jade，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ea sets listed in tea books，somost of the tea sets look like jade.Themost typical cases are tea bowls and tea pots.Th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exhibited in Confucianism finds full expression in the blast furnace in The Classic of Tea by Lu Yu of the Tang Dynasty（618－907），the twelve tea sets in the afore-said Pictorial of Tea Ware，and the tea sets listed in the Bamboo Stove and Other Six Things by Sheng Yu attached to the Tea Spectrum by Gu Yuanq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ea book；tea sets；Confucianism；philosophy

Z12；B222

A

0577-8921（2017）02-105-08

2017－04－24

本论文为2016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代茶书与明代社会”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为2015年景德镇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浮梁近代红茶历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视角的考察”阶段性研究成果。

蔡定益（1976年－），男，江西安福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