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现代化的的统一发展模式受到质疑。同时，各殖民地国家在取得独立后，经济基础、文化教育等仍然依赖于西方。于是学界试图从原殖民地国家的非西方语言材料中发现史料，在解构后进行重组。受益于福柯的“知识与权力”理论，后殖民主义写作中试图分析西方知识体系后的权力。在批驳传统思想方式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语言进行叙述，扩大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取得与西方对等的话语权。

关键词：后殖民主義；权力与知识；话语权

1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定义

有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议。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言“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指对后殖民时代的西方历史制度和思想方式的批判。”[1]299王宁曰“指当今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它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着不少一脉相承之处，是批评家通常使用的一种理论学术话语”[2]。J·D·Y·Peel则说“我们使用诸如‘后社会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术语来表明我们勉强对我们所处时代给予一积极的定义，并暗示我们最终或许会扔掉自启蒙运动以来已成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理论”[3]88。众多定义依笔者所见主要为，一是从文化角度探讨殖民地国家与西方在历史因素中的不同；二是试图打破传统的西方叙事方式，以自己的话语来进行叙述。

争议的原因在于，首先，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就存在界限不清问题，它“作为一具体抽象概念而出现，并非是在殖民主义瓦解之后，换言之，至少是在非殖民化高潮20年后出现，针对独立后国家精英政策中仍存的殖民主义，及民族主义、主权国、民主主义及知识自身中可能存在的殖民主义的批判”。[4]其次，论述时多含有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研究思路，对于史料的选用上，也看得出有意识的使用呈现碎片化的资料。“方法上关注文字、文档，包括回忆录、新闻、小册子、箴言和体现出殖民历史的诗歌，以及不排除对抗殖民的叙述和反殖民主义的历史撰述”[5]。为就本文所论提供一标准，笔者定义其为为“就本国、本民族自身历史的差异性为出发，沿用全球化、现代化以前的传统语言作为叙述方式，抛开现有主流学术圈的窠臼，争取话语权同时讲述‘自我，并试图探寻一系列历史事实背后的规律。”

2 权力与知识与话语权

有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多认为来自于尼采和福柯。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便认为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构造知识，并不断地证伪，人们便可获得真理。但在福柯看来，成为真理的知识与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敌对关系，“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权力关系的运作都离不开一种知识或者真理体制的介入”[6]。知识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作为一种公器，它反应的是握有权力之人的想法。而这些权力也通过策略来达到巩固自身的作用，它往往“以最小的代价来行使权力……社会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并尽可能地扩大这些效应，同时既无失误又无间隔”[7]。那么，权力在知识的构造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以福柯的观点来看，“权力是一种源于功能（条文、操控手段、战术、技艺）的策略……权力不独独是镇压，也同样进行创造。这之中绝大多数的挑战便是去实现用其权力创造真相，和令其自身合法化。[8]”亦即权力构建知识，并使自己所获权利看来合法，这便是掌握说话和决定说话方式的权力——话语权。

后殖民主义一核心论点便是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可以去解读知识。因此在萨义德的作品中，总是能够发现他的分析都是以知识不是中立的，而是权力的工具这一构想来进行阐述的，“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示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表述本质上……唯独不与‘真理相联”[9]。这就说明了在萨义德的看法中，东方作为“他者”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是受到政治影响后形成的学术话语或是标准语言。萨义德发现并反对的也正是前文所指“知识背后的权力”，在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中，就是要打破既有的知识体系，并重新构建历史。解决的途径，萨义德再次从福柯处学习——争夺话语权。提出一旦掌握话语权，就能够打破西方占统的局面，将自己的意识融入知识体系之中巩固并扩大话语权，当然萨义德并不是要完全反对西方，而只是获取平等的对话。至于如何争夺话语权，在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看来，首先是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描述，像是对事物的重新命名；其次是重新寻获全球化之前本民族的写作模式和语言，像是诗词曲赋的再读而不是完全反古。综观来看，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重构方法促使一批学者意图从福柯与尼采的“权力与知识”的启发下，重新认识被殖民国家的历史特点，从而取得话语权，打破西方在文化上的霸权，并对传统史学提出挑战。

3 结语

后殖民主义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希冀以此为突破口来进行一次大的史学变革，重新解读历史。历史学家在进行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往往是要通过新的方法追求真实，打破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和线性史观。争夺话语权，也就是要重新叙述过往，而这种的可能性就在于过往的模糊以及知识体系的可更改性。权力决定着知识，知识从来不具备客观中立性，它成型于话语权又反过来维护话语权。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中，就是向西方争得话语权，争得说话的权力，而不再是一味地只有西方的语言或方法。笔者窃以为，这既是一次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挑战，又是后殖民主义史学一次雄心勃勃的褫夺史学正朔之举。

参考文献

[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99.

[2]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55.

[3]J·D·Y·Peel.Christianity，Islam，and Orisa-Religion[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88.

[4]Shard Chari and Katherine Verdery.Thinking between the Posts：Postcolonialism， postsocialism， and Ethnography after the Cold War[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009（1）：11.

[5]Elleke Boehmer.The World and the Postcolonial[J].European Review，Vol.22（2）：306.

[6]李猛.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J].社会理论学报，1999（2）：388.

[7]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44.

[8]Lynn Hunt.The New Cultural Histor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35.

[9]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349.

作者简介

张腾蛟（1990-），男，河北保定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