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壬辰倭乱中中朝文化的交流

2017-03-24李兆曦

卷宗 2016年11期

摘要：壬辰倭乱是十六世纪末期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持续七年的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明朝为不使战祸殃及中国，以及出于宗主国的义务，同意了朝鲜国王宣祖的求援，派兵朝鲜。在战争期间，两国将领、士兵共同作战，在文化上也得到了不同于和平时期的交流，值得一提的是，随战争而非刻意的文化上的交流，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

关键词：壬辰倭乱；文化；交流

壬辰倭乱是一场发生在中、朝、日三个国家之间的反侵略的战争。战争从1592年4月13日开始，持续到1598年8月，以发动者丰臣秀吉的离世而结束。1598年8月战争结束时，中朝日三国的文化交流及互相影响并没有中断。在明朝參与支援的这场朝鲜王朝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大量明朝官兵进入朝鲜半岛，在军事上、文化上对朝鲜的影响是不断渗入的。

本文主要论述中朝两国的在战争期间的部分文化交流。

1 壬辰倭乱的爆发

壬辰倭乱是丰臣秀吉有计划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在1592年战争爆发之前，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就已经有所表现。1587年，丰臣秀吉征服九州的时候，一直不肯承认丰臣秀吉的岛津义久，也终于向秀吉投降。丰臣秀吉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让壹岐、对马岛等地向我派出人质归降，同时让朝鲜入朝议事，如朝鲜不派人，翌年将予以惩治，吾死之前将令中国臣服。”从这封家属中可以看出丰臣秀吉的自大和好战。在丰臣秀吉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多数的胜利让他把目光放在了与日本相邻的两个国家，而在地理位置上较近的文治国家朝鲜，成为最合适的选择。此时，与丰臣秀吉势头正猛相反的是，16世纪末，朝鲜王朝党争严重，而明朝也过了鼎盛时期，逐渐走上衰退的道路；朝鲜和明朝的沿海地区经常发生倭寇寻衅滋事的情况，1523年在宁波发生的日本商人争贡事件就已经给当地的百姓造成很大的影响。

16世纪末的朝鲜和明朝，在内政上都存在纷争，国力也受到削弱，加之倭寇在沿海经济较繁荣的地区的骚扰，使得两国没有对丰臣秀吉的野心及时察觉。

在丰臣秀吉正式出战朝鲜之前，曾通过对马岛的宗家与朝鲜进行过交涉，而朝鲜国王和他的朝廷也认识到了解日本国内的动向的必要性，于1590年3月派遣了赴日使节团。11月，使节团到达日本后向关白丰臣秀吉转呈了朝鲜国王宣祖表达“邻好”的国书，而丰臣秀吉回复的国书中却出现“不屑国家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这种带有极强侵略和蔑视意味的语句。在妄想征服朝鲜继而征服明朝的野心驱使下，丰臣秀吉排兵布阵，于1592年4月13日向朝鲜发兵侵入釜山浦。“贼船蔽海而来。釜山僉使郑拨方猎于绝影岛，谓为朝倭，不设备。未及还镇，而贼已登城......贼遂分道陷金海、密阳等府，兵使李珏佣兵先遁。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日军来势汹汹，太平盛世二百年的朝鲜“民不知兵”，对突如其来的战争没有任何军事防备。

虽然日军在前一个月的战争中一路凯旋，完成了“八道国割”，但好景不长，当日军践踏朝鲜全国时，朝鲜各地义兵奋起反抗，受到义兵的鼓舞，朝鲜军队也在积极准备反击，“八道国割”的日军在朝鲜各地遭到朝鲜官兵和义兵队伍的反抗，与此同时朝鲜官兵和义兵也不断的收复了失地。接连的胜利使朝军士气高涨，但提高朝军士气、阻断日军攻击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明朝派出的援军。“闻天朝将出兵来救，中朝诸将相继渡江命柳成龙先往中路接待天将，且以大驾从后继到之意告于天将。成龙受命先去平壤，大驾继发。”由此可见，朝鲜王朝对明朝及明朝派出的援军是十分重视和尊重的。在明朝兵部尚书石星的支持下，明神宗在1592年6月派援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帮助朝方对抗日本。但是，明军入朝之前对日本人的侵略战争并没有整体清晰的认识，对援朝作战也没有任何战略军事上的计划，更没有制定出明确的军事方针。所以只能在制定计划的同时，派说客前往倭营进行和谈，作为缓兵之计。终于在1593年正月，李如松率43000明军与朝军联合，打败小西行长，助朝鲜成功收复平壤。随后，朝、明联军经历了成功收复开成、碧蹄馆失利及收复汉城后，日军和朝、明联军都不约而同的显示出了议和的意向。“及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蒭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于惟敬款议复行。”而日军在统计了伤亡人数以后，为了安全撤退也提出了“和谈”的论调。“和谈”辗转平壤、汉城、名古屋、北京四地，历时三年，却最终因丰臣秀吉拒绝接受明神宗的册封而破裂。故，丰臣秀吉在1597年正月，第二次出兵侵略朝鲜，史称“丁酉再乱”，明朝仍派兵援朝作战。

1598年8月，这场涉及三个国家无数将士的侵略战争，终以发动者丰臣秀吉的突然离世无疾而终。随着侵略日军和明朝援军在朝鲜的撤退，日本并没有在这次持续了7年的侵略战争中获得真正的利益，虽然朝鲜并没有在战争中失去领土，但是经过战争的摧残后，全国各地满目疮痍。而国力大不如前的明朝，经过此役，也消耗了巨大的国力。

2 战争期间明朝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战争使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如战争期间各种文书的呈报、军事思想和文化信仰的传播，以及战争结束后相关战役、英雄人物的著作流传等等。

2.1 明朝对朝鲜的军事文化传播

明朝援军的到来，不仅在战场上给予朝军帮助，在军事方面也有了交流，主要体现在武术的传入和明朝用兵之术对朝军的影响。首先，武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明朝将士也在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出色的武技。在明朝援军未过鸭绿江之前，朝鲜国王就曾有“必须请之可也。剑术则虽难不可易学，我国仍此传剑术可也”的意愿，待到明军过江入朝后便下达指令，称：“我国绝无剑手，而天将来此，非偶然。令人限来月学习，试才而有成就者，直赴殿试。”可见朝鲜国王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且见于朝鲜王朝史料记载的不止剑术一种，还有棍术、拳术和枪术等。

在《朝鲜王朝实录》中也曾对明军带到朝鲜的中国冷兵器有过记载，“则总兵即呼暹罗、都蛮等诸藩向化摆列左右，各执其器，次次来呈，殊形怪状，种种不一，眩耀人目。有扁架弩、擔弩、诸葛弩、皮甲、雷雪刀、关刀、月牙剗、丫枪、籐牌、活拿人棍、拿人挝、郎筅、打拳、天蓬剗、杨家枪等名号。又有四楞鞭、七十斤偃月刀、袖剑等器，则总兵所自用也。”可以看出，明军带去的兵器使得朝鲜将士们大开眼界，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些兵器在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对后来朝鲜王朝的兵器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在军事上的文化传播就是用兵之术在朝鲜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明朝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的兵书《纪效新书》。上文提到，朝鲜王朝对于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准备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不仅表现在军事国防上的放松、无防备，更体现在“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的对用兵之法和军事策略的生疏，而此时《纪效新书》的传入，无疑解决了朝军在这方面的燃眉之急。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明联军收复平壤之战，就采用了《纪效新书》中的战术。

初平壤之复也，上诣谢都督李如松，问天兵前后胜败之异。都督曰：“前来北方之将，恒习防胡战法，故战不利。今来所用，乃戚将军纪效新书，乃御倭之法，所以全胜也。”上请见戚书，都督密之不出，上密令译官够得于都督麾下人。上在海州，以示柳成龙曰：“予观天下书多矣，此书实难晓。卿为我讲解，使可效法。”......及上还都命设训练都監，成龙为都提调......募饥民为兵。应者颇集......旬日得数千人，教以戚氏三手练技之法，置把总哨官，部分演习，实如戚制。数月而成军容，上亲临习阵，此后督监军常宿卫扈徒，国家赖之。可见，《纪效新书》中的御倭之法帮助明、朝联军在几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而《纪效新书》传入对于朝鲜在壬辰倭乱之后的军事建设以及训兵练将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冷兵器以及武术的传入，使朝鲜王朝不仅在兵器和军力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再加上《纪效新书》的传播与学习，让朝鲜王朝在军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上得到了提升，更重要的是让朝鲜国王重新认识到国防的重要性。

2.2 关羽信仰的传播

关羽是中国东汉末年的名将，在其去世后，被逐渐神化，尤其是在著名的章回体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中尊其为蜀国“五虎上将”之首，在民间被尊称为“关公”。历代朝廷也多有褒奖，为关羽封号，如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复原封“汉寿亭侯”，建庙顺天府正阳门，与帝王诸庙并列，此后的明神宗万历十年（1552年），崇封“协天大帝”，从封号的变化上看，在明朝，尤其是万历年间对关羽是非常崇敬的。而被明神宗派到朝鲜的援军，在朝鲜作战期间也将对关羽信仰带到了朝鲜的军队中，更是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在朝鲜建造了关王庙，并进行了祭拜活动。当然，对于正处在战争中心的朝鲜来说，此时对于这样一种外来信仰并不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但是根据后来朝鲜王朝对关羽信仰的重视程度，说明在吸收中国关羽信仰这一文化的态度上是有所变化的。

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在壬辰倭乱明朝援军到达并联合赢得几场战役后，开始对中国的关羽信仰有所了解，当时在朝的明朝将领和士兵都把关羽当做军神来敬拜，这种对武士将军的崇拜，对于当时以文治国的“文弱而忽视事实抛弃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的非现实主义国家”朝鲜的将士们应该是一种冲击，但同时“也鼓舞了文弱的朝鲜将士的士气”。当然，在战争时期传入的这种以武为重的对“军神”的信仰，更现实的意义就是让明朝和朝鲜的将士们认为并相信关帝的神兵会帮助他们大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战争的胜利。“初壬辰丁酉之乱关王屡显其灵以神兵助战皇朝将士皆言平壤之捷岛山之战三路驱倭之役临战关王辄现灵来助云。”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胜利，在明、朝两国军队中，关羽的“显灵”表现了将士对胜利的渴求。在壬辰倭乱结束和明朝援军从朝鲜撤军之前，虽然朝鲜国内已经有5座关王庙建成，但是朝鲜国王宣祖对于关羽信仰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因为朝鲜国王宣祖仅在1598年5月14日对关王庙进行过一次祭拜。

在支援朝鲜壬辰倭乱战争的明朝将士们把关羽信仰带到朝鲜时，更多的是想借助关羽的“神灵”保佑战争的胜利，而朝鲜与明朝交往时一直奉行的慕华、事大政策，使朝鲜君臣把对关羽信仰的接受当做是对明朝的一种尊重，只是外交上的一种礼仪。而在壬辰倭乱结束后，外部侵略势力的消失，疮痍满布的国家面貌需要恢复，更需要重建国民对王室的信心，从战争的伤痛中走出，这让朝鲜国王更加重视对国家的治理。此时，关羽人物性格最重要的忠和义是朝鲜国王需要的统治思想的工具，直到十七世纪后期，朝鲜国王对关王庙的参拜次数逐渐多了起来，而朝鲜国王对关王庙的参拜、修缮及官方主导修建，也不仅表示着朝鲜对明朝慕华、事大政策的延续，更多则是向臣民们渗透关羽忠义两全的思想，让臣民学习关羽对国家和君主的忠义精神，以此教化臣民加强对国家、君主的忠诚。在这种统治需要的基础上，关羽信仰能真正的在朝鲜发展下去是由于中国传入的关羽信仰不仅仅在国家层面的主导下传播与渗透，更结合了朝鲜本土化的思想和需要，在国民中也同时引导传播，最后成为了朝鲜本土需要的一种思想信仰体系。

3 壬辰倭乱中中朝文化交流的影响

壬辰倭乱中中朝文化的交流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还有更多的方面，这些文化上的交流都丰富了两国文化的内涵，并使两国关系更紧密。这种伴随战争而非刻意的文化交流，是两国对不同文化的吸收同时也是承载两国关系的载体。朝鲜对明朝的事大主义，在壬辰倭乱后也越发的突出，一直持续到清军入关。

首先，在文化上的交流方面，军事上的技术、政策以及兵书的传入，无疑为朝鲜王朝后来在军队和国防上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日后宣祖同臣下议论战事时，时任平安道监司的李元翼提出：“国家恢复之后，火炮等事，必时常闲习至当。”可见，经历过战争，朝鲜国王意识到升平二百年的国家也需要重视国防和军事，武器装备也是“不可不尽”，学习《纪效新书》对朝鲜王朝军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重要的影响。其次，关羽信仰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明、朝两国军队的士气，表现了两国军队对胜利的渴望；关羽信仰在朝鲜王朝的继续发展，为朝鲜统治者凝聚了臣民的忠心，对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巩固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壬辰倭乱是一场由丰臣秀吉主导发起的对朝侵略战争，在没有最终占领朝鲜领土的情况下，又以丰臣秀吉的突然去世而潦草结束。战争会给参战国家带来痛苦和灾难，但是通过战争，一次次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发生，朝鲜作为战争的主战场，吸收了战争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文化，并使这些文化与本土情况融合，最后变成了适合统治者需要、符合国民要求的本土文化。

壬辰倭乱明、朝联合反对日本侵略以及战争中中朝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使得从朝鲜王朝初期开始与明朝形成的朝贡册封关系更加稳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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