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孝栋

初识雷锋 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雷锋，是在1960年1月8日。这天下午3时30分，满载着358名辽阳籍新兵的列车徐徐驶进了营口火车站。当新战士们走下列车时，早就等候在站台上的团长吴海山、参谋长张景林等领导和老战士代表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战友的到来。这时，我看到一位浓眉秀目、脸蛋胖圆、个子不高但精神饱满的小战士从新兵的行列中走出来，跑前跑后地挥舞着拳头，带领新战士高喊：“向老战友学习”“向老战友致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口号。他的举动显得特别神气，也特别引人注目。

紧接着，部队在营口市一个叫四亩田的广场上召开欢迎新战友大会，团长吴海山和老战士代表任佐芝讲话后，雷锋在热烈的掌声中跑步奔向讲台，代表新战士讲话。这时，全团千余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飒爽英姿、朝气蓬勃、令人喜爱的小战士身上。他昂首挺胸地站立在话筒前，从裤袋里掏出讲话稿，沉着地开始了他的讲演。那天特别寒冷，漫天飞舞着雪花，辽河口刮来的东北风又特别强劲。开始，雷锋照着事先准备的稿子念，由于风大，稿子被吹得上下翻掩，他干脆将稿子塞进裤袋，即兴发言。他的湖南口音比较重，加上风大，听得不大清楚。大意是说，他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吃人的旧社会吞噬了他的父母兄弟一家四口，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他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他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毛主席。入伍后，一定要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打仗……雷锋的讲话博得了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讲完后，他转身向主席台上的团首长敬了个礼，从容地走下了讲台。这是我初次见到雷锋，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美好。

后来，我和雷锋有过许多次的接触和交谈，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也更加喜爱他了。1960年，全军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活动，雷锋被树为团里的忆苦思甜典型。这年的4月3日，团里召开第五届党员代表大会。会上邀请雷锋作忆苦思甜报告，他饱含热泪哭诉了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全体党员深受教育，整个会场呜咽声、哭泣声响成一片。这是我第一次聆听雷锋的忆苦报告，心灵深处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和触动。

事隔不久，团政治处安排雷锋到我们三营所属的三个连作忆苦思甜报告。当时，我任营部书记，营里领导让我全程陪同。那天下午，雷锋早早来到我的办公室，看到我办公室里的报刊杂志摆放得杂乱无章，他顾不上休息，先帮助我把屋子整理得井井有条。我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坐下来休息休息，喝口水，他执意不肯，见我桌子凳子和窗户上有些灰尘，又从炊事班打来一盆清水，帮助我擦洗了一个遍。他上厕所看到地面不太干净，又从炊事班找来水桶，挑了两担水来冲洗。我打来一盆水，让他洗把脸，擦擦汗，硬让他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我乘坐雷锋驾驶的13号汽车，是在1962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当时，我们部队在沈阳市新城子区铁背山地区施工。那天，我搭乘雷锋的便车，前往抚顺市购买办公用品。回来时刚出城，遇到铁背山的一位农民拦车。雷锋将车在路边缓缓地停了下来，和蔼地向那位农民解释说：“我的驾驶技术不高，山路弯道又多，怕不安全。再说团里有规定，不准带人。”说着，从兜里掏出两元钱塞在那位农民手里，对他说：“请你买张票，乘公共汽车回去吧。”那位农民拿着两元钱愣在那里，感动得手足无措，不知说啥好。

后来，我和雷锋还有过多次接触。一天，雷锋驾驶汽车给我们营部送给养，大热的天，他停下车来就和我们一起卸车。我见他个子小、体力弱，一百多斤重的粮袋压在背上很吃力，便拦住让他去休息，他说啥也不肯，硬是和我们一起卸完了满车粮食和其他物资。午饭后，他听说我们下午要去刨地瓜，便对我说：“夏书记，我下午没有任务了，和你们一起去刨地瓜好吗？”我说：“没任务你就不能休息休息吗？”他回答说：“劳动就是最好的休息，而且还能锻炼身体呢！再说，老牛拴在树底下还不是一样老吗！”说罢，他从老乡家里借来一把镢头，和我们一起上了山。劳动中，他干得很卖劲，一边干一边和大伙儿亲切交谈。晚饭时，我让炊事班煮了一锅地瓜，硬留雷锋吃了地瓜再走。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我亲历亲见雷锋的所作所为中，我不仅感受到了雷锋那种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而且让我和雷锋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打第一次见到雷锋至今，我一直忆雷锋、讲雷锋、写雷锋、学雷锋，成为雷锋精神的热情传播者。

笔耕不辍 意在弘扬和传播雷锋精神

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批准命名雷锋生前所在连四班为“雷锋班”。是年3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学雷锋高潮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

这时候，每天都有数千封信件从全国各地像雪花一样飞向“雷锋班”和我所在部队。为了妥善处理这些信件，不辜负来信者的要求和期待，團政治处抽调我专门负责处理这些信件，并从连队抽调六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战士和我一道工作。首先由他们阅读各地的来信，凡是他们认为需要回复的信件，便挑选出来交由我处理。根据来信的对象，我分为五个类型进行回复：一是厂矿企业的产业工人，二是解放军干部战士，三是人民公社社员，四是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五是党政机关干部和职员。多数来信都是以集体的名义寄来的，表达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决心，索要有关雷锋的资料。当时，团里对复信一事非常重视，明确规定，凡回复的信件既不能打印，也不得用钢板刻印，更不得用复写纸复印，必须一笔一划地用手工书写。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亲笔代“雷锋班”和团里给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写了1576封回信。

1963年10月，我奉调担任雷锋生前所在的运输连副指导员。上任前，团政治处副主任赵玉瑞找我谈话，明确告诉我，让我去运输连的目的主要是让我去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雷锋的事迹材料，负责接待各新闻媒体和文学艺术团体前来采访的记者和作家，抓好雷锋的宣传报道工作。上任后，我接待过无数批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画家和文艺工作者，并为他们提供有关雷锋和连队开展学雷锋活动的资料。1964年1月“雷锋班”命名一周年前夕，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和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的几位新闻干事，在我们连采访撰写了几篇稿件，让我送往《解放军报》社，报社一位接待我的上校编辑看了稿件，觉得不太理想，无法刊用，问我能不能写一点东西。我说如果给我观点、给我路子，我可以试试。这天，离“雷锋班”命名一周年纪念日只有一天时间了。那位编辑耐心地给我指导后，我从上午9时至下午5时，整整写了8个小时，连午饭都未吃，由于我上任后一直蹲在“雷锋班”，情况比较熟悉，终于写成了《雷锋班在不断前进》的稿件。稿子交给那位编辑后，他很满意，第二天就在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

在雷锋生前所在连期间，我紧紧抓住宣传雷锋、弘扬雷锋精神这条主线开展工作。为了让新战士们更直观地了解雷锋、学习雷锋，我从连里抽调了几名能写会画的战士，亲自排版，亲自撰写前言和说明，在连队俱乐部里用展板布置了一个简洁的“雷锋生平事迹展览室”，每当新战士来到连队后，就组织他们参观学习，并给他们讲述雷锋的故事，让他们一入伍就在头脑中打上雷锋的烙印，步入学雷锋的行列。在此期間，我还应邀作过多次雷锋事迹报告。1964年隆冬季节，军区工程兵组织所属部队先进单位的代表赴一三九团红九连学习。到那之后，该团领导听说我是雷锋生前所在连的副指导员，再三邀请我作一场雷锋事迹报告。盛情难却，我连夜写报告提纲。那天飘着鹅毛大雪，大礼堂里容纳不了所有部队，干部战士以背包为坐椅，端端正正地坐在大礼堂四周的雪地上，顶风冒雪听我演讲，令我感动不已。当天下午，我又应邀专门为红九连的官兵作了一场报告。结果，嗓子哑得连话都说不出来。1965年盛夏，沈阳军区由肖全夫副司令员带队，组织军区先进单位的代表赴南京军区一军一师一团二营“硬骨头六连”学习。到达那里后，一师领导听说我是雷锋生前所在连的代表，通过军区领导要我给一师机关和师直属部队官兵作一场雷锋事迹报告。为了作好这场报告，我作了两天两晚的准备，经军区首长集体审查通过后，给一师作了3个多小时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1966年3月，我被调团政治处宣传股任新闻干事，后来又晋升为宣传股长、政治处副主任、团副政委等职，在长达15年时间里，我成了全团开展学雷锋活动策划者、组织者和新闻报道工作的主持者。每年年初，团里照例都要召开有营教导员、连指导员及机关有关部门参加的政工会，部署全年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内容和实施方案。会前，政委就把制定学习雷锋方案的任务交给我，让我负责策划。会上，也指定由我进行部署。每年3月5日，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雷锋题词的纪念日，团里年年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这是我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我除了要进行具体策划外，还要亲自为团里领导、雷锋班代表和学雷锋先进人物代表准备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同时，还要抓一批学雷锋先进典型予以表彰，给报刊杂志发一批新闻稿件。1970年3月5日前夕，为纪念毛主席等为雷锋题词七周年，我因忙于撰写各类稿件，整整八天八夜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政委葛占勋让炊事班在我写作的办公室里架起火炉，给我擀好面条，包好饺子，让我随吃随煮。写作完成后，我在烧得滚热的火炕上整整睡了12个小时，身上的棉袄被烤糊了一大片也未能察觉。

最令我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三天两头就要发表一条《毛主席语录》，树立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每发表一条语录，每树立一个典型，都要让“雷锋班”或雷锋生前所在连或雷锋生前所在团发表学习心得或表态文章。那时，我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挂了名的。报社一个电话打过来，把《毛主席语录》的内容提前告诉我，让我组织稿件，而且要在当晚8时前将稿子发往报社，以便第二天见报。我接到电话后，必须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座谈讨论，请他们谈体会、表态度，然后加以整理，按时将稿子发往报社。那时候，我的写作水平不高，每写一篇稿件都要苦思冥想，绞尽脑汁，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晚上睡在床上想到好言好语好观点，就立即翻身下床，打开电灯记录下来，以作备用。由于用脑过度，我的头发脱落得相当厉害，有一次，我用手一撸竟然撸下73根头发。1970年8月，我在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修改先进典型材料，由于坐得太久，致使腰椎盘突出，痛得无法下楼。同事发现后，立即派车将我送到军区总医院医治，整整住了67天病痛才得以缓解。

我在“雷锋班”蹲点多少次、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从1966年8月我第一次到“雷锋班”蹲点算起，我除了代笔为“雷锋班”回复全国200多封来信，给他们写了50多份雷锋事迹报告稿、在各种纪念会上的发言稿和典型材料外，还撰写了这个班集体和个人400多篇新闻稿件，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为宣传“雷锋班”作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和“雷锋班”的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07年9月，我应邀去雷锋生前所在团参加建团60周年庆典活动，“雷锋班”16任班长簇拥在我的身边，和我合影留念，使我感受到无比的幸福和欣慰。

从1963年到我转业的18年间，我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宣传雷锋上，脑子里装的是雷锋，心里头想的是雷锋，说的写的还是雷锋。为了宣传，我曾先后三次抓过雷锋事迹展览馆的设计、编辑和布置，四次撰写雷锋事迹报告稿，两次参与《雷锋日记》的摘抄，作过数十场雷锋事迹报告，为180多名学雷锋标兵整理过事迹材料，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37家报刊杂志和电台，发表过570多篇文章，出版过《雷锋班的故事》《雷锋精神代代传》等书籍，后者还被沈阳军区政治部评为创作二等奖。1982年初，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仍在继续宣传雷锋，先后撰写了《我所认识的雷锋》《我亲身经历的五次学雷锋高潮》等多篇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世纪风采》等报刊杂志上。我还自费出版了《我所认识的雷锋》一书，免费赠送给雷锋生前所在团、辽宁省抚顺市文化局、各地雷锋学校，以及雷锋生前战友。

可以说自从第一次见到雷锋至今近60年，我几乎一直就没有离开过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