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虎

19世纪的英国是个人主义的坚固堡垒，这个堡垒中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原则支配着公共舆论和议会，并最终征服了这个重商主义的国家。受边沁的功利主義主张的激进个人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哲学和古典学派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影响，这个时代摒弃了用政府去解决严重社会问题的方法。因为迷恋和欢迎私利，自救和个人主义，这个时期也被视为“自由放任的时代”。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我们可以窥见“自由放任政策”的思想。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规则可以分为七项：（一）利己主义原则（享乐主义原则）；（二）自由竞争规则（自由放任）；（三）人口规律；（四）供需规律；（五）工资铁律；（六）地租规律；（七）国际交易规律（自由贸易原则）。上述七项原则也成为自由放任政策的思想的一部分。在1817年至1870年，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原则支配着英国的历史。并且在塑造英国政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饥荒成为古典经济学信条的试验：放任的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服务于公共利益，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事务。因此，在饥荒的危机时刻，英国政府改变了其政策：从由政府提供资金援助干预到爱尔兰人需要紧急援助时，英国采取不干预政策，却依靠爱尔兰人自己负担。按照斯涅耳（Snell）的说法，不干预政策是基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信条”：马尔萨斯的论点和反爱尔兰的偏见。

英国的饥荒救济政策不仅深受当时的“自由放任“政策左右，而且也受到了19世纪40年代的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