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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

2017-03-24李敬泽

十月 2017年2期

李敬泽

说个笑话——

老卫凶狠地盯着他，硕大的脑袋探过来，像——他想了想，像一只终于熬到鸡年的老公鸡。这正是老卫说个笑话时的标准表情，他一点也不想听他的笑话，很多年了，他已经听了他很多笑话，老卫对笑话的理解迥异于常人，他的所谓笑点通常若有若无地埋伏在地下若干米。

他正用刀子对付面前这块牛排，百忙中抬起眼：说。

老卫不说，继续凶狠地盯着他，显然怀疑他的诚意。牛排烤老了，妈的谁会在大年初一晚上正襟危坐地吃牛排。他放下刀叉，说：什么笑话，快说。

老卫有点满意了，脑袋收回去，眼睛不再盯着他，现在开始死盯着面前那杯倒霉的葡萄酒。他知道，那大脑袋里的印刷机正在隆隆启动，是的，这个家伙自他们认识以来就一直用书面语说话，有时他的书面语会考究到令人发指，其风格视话题或他最近读的书而定，所以你会感到你对面是鲁迅或者卡夫卡或者德里达借尸还魂。他由衷地同情老卫的女人，那个瘦小如鸟的女人，想想吧，她的男人在床上用书面语，而据他所知，老卫是不会读任何趣味低于锁骨的书的。

这段时间以来，我在认真阅读希腊哲学。

哦。这几天我正读希腊哲学好不好！

苏格拉底认为——

老卫的语调转为朗诵，他知道，那确实就是朗诵，这家伙眼前有一架无形的提词器：

如果人们知道什么是德性而且知道有德比无德更好，那么他们就可以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德性而不会做任何败德之事。

他嚼着牛肉：嗯，很好，不过“如果”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认识你自己。在苏格拉底看来，生命的意义，或者达到这种意义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理智抵达本质性的智慧或知识，这也就是你问的那个“如果”。

他想，应该坚持去隔壁那家火锅店。

但是同时，苏格拉底公开宣称并反复强调，自己是无知的。你必须自知无知。他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

他恶意地笑了：

哦，我一直以为这是刘震云说的。他最爱说这种话。

老卫不理他，接着说：

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寻求真理和知识，在他看来，唯一值得过的就是追求智慧的理智的生活。

他点点头，如果让我天天吃这种牛排，我也打算这么干，追求真理。

老卫：问题是，最后他真正能够确信的就是，我们是无知的。

依照他对老卫的了解，他知道这就是笑点了。他把牛肉咽下去，如同咽了一团乱麻：这很可笑。

两个人端起酒杯，碰了一下。他说：结论是，忙活什么呢，不如有个上帝。

第二天，他醒来已经快中午了。脑袋里一片废墟，断井颓垣。他忍着头疼，对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终于想起老卫的口头禅：说个笑话。妈的，这就是笑话。两个老男人在大年初一晚上谈论苏格拉底、肉和死，还把自己灌得烂醉。

是的，后来他们说到了死。杜甫之死。据说杜甫是吃黄牛肉撑死的。老卫对这个说法极为愤慨。

怎么可能！这是污蔑和亵渎！杜甫和那个耒阳县令根本不曾见面。而且，直到那年冬天他还在写诗。冯至的《杜甫传》上说——

他打断他：行了。看你这么生气，我倒宁愿相信老杜就是撑死的。

他给他倒上酒：不管是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体面的死。他们说李白是淹死的，那又怎样？你能接受淹死，却不能接受撑死，你说说，这是什么道理？

那当然不一样。淹死人的是清澈的水，那是属灵的，所以李白可以淹死，屈原也可以淹死。而撑死人的那是肉，是肉！

好吧，在你那里，水比肉高级。老卫你可是又胖了啊。

老卫恼怒地瞪了他一眼，丰硕的肚子徒劳地收缩了一下。

说起肉，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你看，在宗教里，还有，在你们这些人脑子里，肉都是很不堪的，搬不上台面。肉就是人类终极的耻辱。我们不幸有一个肉体，所以，很不好意思我们得维持新陈代谢，肉还会疼，花钱肉疼，有病也肉疼。总之，我們的根本弱点，连累着我们不能拥有纯粹、超越的灵魂的，就是这沉重的肉身。

可是，我一直想不明白，既然肉是如此卑下，为什么，当有罪的人下了地狱，他们受到的惩罚全是肉刑？对罪人来说，不是更应该唤醒他们的灵魂，不是更应该让他们深刻地感受精神的痛苦吗？可是为什么，要把地狱搞成SM的地下室、血腥的屠宰场，花样百出虐待狂一样蹂躏那可怜的肉体？那不是让沉沦的灵魂更加沉沦了吗？你跟我说说，那些立教拯救人类者，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老卫喝了口酒，陷入沉思，老卫陷入沉思的标志是眼向上翻，看着天花板，同时上牙咬住下嘴唇。

如此片刻。老卫把杯中酒一口喝干，低吼道：

妈的，不这么干也吓不住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夜深了。零星地还有几声鞭炮炸响。

老卫已经高了，老卫喝高了才会成为沉默的听众，而他，感到一盏酒精灯正在体内缓慢地燃烧，他无法停止说话，他在喃喃自语。

好吧，我们就谈谈另一种死法。

前些天，我去了诸暨。你知道，那是西施的老家。在浙江，一个很美的地方。不过现在的诸暨主要不是靠西施，就像现在的乌镇不是茅盾的乌镇，而是木心的乌镇，他们把这叫做文化。

我去的那个山村，现在最大的名人是胡兰成。抗战胜利，这个汉奸一溜烟跑了。别人被抄家、上法庭，他却跑了。你得承认，这厮确实机灵，他的主要本事就是嘴上抹蜜、脚底抹油。天网恢恢，他总能脱身，后来跑到香港，从香港又偷渡到日本。

好吧，不说这个，说的是胡兰成溜到了诸暨，躲到那个山村，住进了一个朋友家的小洋楼，那幢楼还在。

那天，我们到那小楼里参观。看了张爱玲的床——是的，张爱玲去过，她去找胡兰成，当然，发现他另有新欢。我们还看了胡兰成藏身的地方，就是楼上的阁楼，有窗户正对着通向村口的小河。他大概就在这儿写了《今生今世》。

总之，上下看了一遍，照相，单独照、合影，在张爱玲的床前照，在胡兰成的窗前照，你知道的，就是那一套。

我要说的是，下了楼，看见墙上贴着对这家主人的介绍。兄弟两个，都是成功人士，否则也不可能盖起这样的洋楼。两个都是黄埔出身的，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时，都当到了师长，弟弟和郭沫若关系很好，郭老还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丈夫为国轻身死，愿将马革裹残尸”。我想，那应该是北伐的时候。

然后，到了1931年，发生了顾顺章叛变。革命者必须保卫自己，革命也必须惩罚叛徒，于是有一天，复仇的剑出鞘，他们闯进了顾顺章在上海的家。

这就是有名的爱棠村事件。顾顺章的家就在爱棠村。

问题是，刚才说到的弟弟，他那天也在爱棠村。他是去顾家打麻将的。

结果呢，自然是死了。他不该去打那场麻将。麻将有时也会害死人的。

这个事可笑吧？

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一家人一直在要求为这个弟弟平反，恢复名誉。因为那天要惩罚的是叛徒，而他不是叛徒，他本来就是国民党，他只是去打麻将。

老卫已经睡着了。

天蓝得惊心动魄。他陪着母亲在园子里慢慢走着。

他喜欢这种宿醉中醒来渐渐恢复的感觉，他想，这如同大病初愈，如西人所说的“小死”，身体或肉体是虚弱的，又有怯生生的清新，这时你会感到一切都是慢的，有一种小心翼翼的珍惜。

天蓝，园子空，他想，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少了四百万具身体。

这个午后，初二了，陪着母亲在园子里闲走，这让他感到安宁，海晏河清。他想，上一次这样陪她是什么时候呢？竟想不起来了。一想就想到了三十多年前，母亲去学校看他，他们在未名湖边走着，走累了，在湖边的绿色长椅上坐下。母亲抽出一根烟来，点上，然后，也没有看他，又抽出一根，随手递给他。

那是他人生第一根烟。

现在，他在后边收着脚步，跟着老太太。想起往昔让他伤感，有一点辛酸。母亲已经从当年那个谈笑风生、机敏练达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老人，她不再和他谈论他的工作或生活，她只是散漫地谈起这园子里的树、还没有开花的花，迎面走过的那个老太太或者这个老头儿。

这个老头儿啊——

母亲说的是刚刚走过去的老头儿，他实际上没有仔细看他，只觉得是一个还算挺拔的老人。

是个不靠谱的老头儿。他老伴，挺好的一个人。我们几个结着伴，每天在园子里走一圈。前两年，这老头儿，出事了。

怎么了？病了？

老家伙身体好着呢。咱们附近不是有个古玩城吗？老头儿每天去逛，时不时的拿些东西回来，不外乎是些假古董。他老伴也没在意，堆了半屋子。谁知道，有一天，老头儿回了家，蹲在地上就哭。你猜怎么着，他呀，真是不服老啊。他还想着发财呢。借了三十万买了几件瓷器，全砸在手里了。

哦。假的？

我去看了，说是万历官窑，连高仿也算不上。瓷器是假的，钱可是真的，给人家写了借据。

该不是被人下了套吧？

谁知道，反正欠债还钱。跟社会上的人借的，也不敢赖呀。后来，他儿子还不错，给还了十五万，剩下十五万，老两口把积蓄搭进去还了。

哦，那不就完事了吗。现在不玩古董了吧。

完事？母亲停下来，一指前边一片平房：现在，和那边那个种菜的老太太好上了！

那是几间简陋的平房，外边用铁皮围起一个院子。

这公园里按说也不能种菜呀。

谁知道，反正种了好几年了。那女人倒是个傲气的，自己一个人种，每天摆个摊儿自己卖。你说，多少钱一斤啊，她说，十块。你要再问一句，八块行不行？人家脸一扬，不理你了。就这么个老太太，那老头儿疯魔了一样，现在天天到这儿点卯上班了。

然后呢？

结果啊，人家卖菜的老太太还爱搭不理的。死老头子天天去守着，然后买一捆菜回来。

哦，单相思啊。总比买假古董省钱。他老伴呢？就不管么？

老太太这半年入了教，也不出來溜弯了。可能是不知道吧。

这老爷子，倒是个有意思的人。

母亲站住，若有所思，叹口气：唉。不过是不肯老吧。也是个可怜的人。

站在这里，四面旷远，他很少在这个城市里看到如此开阔的天空。忽然想起，那年去莫斯科，特意带了一本《莫斯科日记》。本雅明为了追求阿斯娅来到莫斯科，在日记里谈到过莫斯科无尽的天际。回了家，翻出那本书，却怎么也找不出那段话。他想可能是记错了。躺在沙发上，百无聊赖，随手翻看书里当年划了线的地方：

“我想，世上没有另一座城市像莫斯科这样拥有如此多的钟表了。”

另一页上：

“在阿赫特尼路上有一奇观：女人们手拿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她们拿起东西就跑。”

然后，在1926年12月31日的晚上，本雅明陪阿斯娅去看梅耶荷德的戏《欧洲是我们的》，幕间休息时，他们参观了梅氏戏剧的布景，包括那年11月首演的《咆哮吧，中国！》里出现的船头。后来本雅明送阿斯娅回家：

“我伤心而无言地陪她回去。那晚下着星星点点的雪。（另有一次，我看到她外套上有水晶般的雪花，在德国不会出现这样的雪花。）到她的住地后，我半无聊、半试探她的真实情感似的让她亲吻一下告别旧年。她不肯，我转身就走。差不多就要到新年了，当然有点孤独，但并不那么悲伤。毕竟，我知道，阿斯娅也孤独。”

他想不出来当年他为什么要在这段话下划线。这不过是本雅明那小男孩式的忧伤爱情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片断。

他合上这一本，放回书柜。看见旁边的一本《时代的喧嚣》，是曼德施塔姆的文集。这书也曾带去莫斯科，上次阿列克谢耶维奇来的时候他还翻出来看过。顺手抽出来，也把折页和划线的地方重读了一遍，直到看到这一段：

“父亲常常谈起爷爷的诚实，将爷爷的诚实视为一种高尚的精神品质。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诚实就是智慧，诚实几乎就是神圣。随着后代的增多，这些严肃的蓝眼睛老头会变得越来越诚实，越来越严肃。韦尼阿敏曾祖有一天说：‘我不再做事，不再做生意了。因为我再也不需要钱了。他的钱刚好够用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连一个戈比也没留下。”

他笑了。他想起了那个段子。

小沈阳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liǎo）！”

赵本山说：“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人活着呢，钱没了！”

赵本山和小沈阳，他们该不会读过曼德施塔姆吧。

野狐狸庵是个什么鬼？

小耳在微信中问。

哦。他想，我就知道不该在那篇文章最后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写于野狐狸庵。然后你就不得不解释野狐狸庵是怎么回事。

他写道：那是远藤周作的斋名。去年，我在长崎，在远藤周作的纪念馆——

远藤周作是长崎人吗？

不是。但他最著名的小说《沉默》里，那个传教士洛特里哥就是从长崎上岸，来到了日本。

哦。远藤周作不是个天主教作家吗？他为什么住在野狐狸庵？

他想，你为什么叫小耳呢？耳朵也不小嘛。输入太麻烦了，大拇指隐隐作痛，他索性对着手机用语音直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