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

二十八 《人生》的“打击”与《康家小院》的“新生”

作家、文人是以其个性立足的。有些作家或文人，尽管可能同属于一个时代，一方地域，但是细察他们的作品，还是大有分别的。但是，在一定的因缘下，有些作家或文人，也还喜欢抱团，或者结为团体。古代的文人，基本上是以志趣抱团，比如“竹林七贤”，他们性格各异，但在一个时段里志趣相投，这就是都崇个性，好山林。民国时期，是自由办报办刊，那些被称为现代的作家或文人，多以社会思想、文学主张相近而结为团体，办报办刊，互相鼓吹，与世争锋，如“文学研究会”诸君，“创造社”诸人。“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沈雁冰在《关于文学研究会》中倡明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是主张“为人生”的文学。他们办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阵容强大，实力雄厚，文学影响也很大。“创造社”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创造社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呈浪漫和唯美倾向；其后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方向转换，所以后期的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办有自己的刊物《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等，形成一支鲜明的文学阵容。当代的作家也有团体，这种团体与历史上的所有团体有别，它不是以个人的趣味和志向结合在一起，而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被纳入一个党直接领导下的文学组织，比如作家协会。所以，这个作家协会内的各个作家，其个人性格、思想倾向和艺术趣味差异都很大。在这样的体制内，各个作家，在总体上都是在一个大的规划内进行组织化的文学生产，比如在有限的时段内被要求拿出几部作品。而且组织上会指出或强调一个总的创作指导思想方向，视作品生产状况，组织发表或出版，组织讨论或宣传，组织评奖或颁奖等。如此进行的一系列的组织化行为，其目的还在于引导，为的是不出问题或不出大问题，从而保持文学思想上的相对统一性。这样的团体基本不问文学和艺术本身的问题，作家之间也缺少真正的文学交流和艺术对话。所以，关于文学和艺术本身的探索和思考，基本上都是作家个人的事。这样一种文学团体内的作家关系，虽然被称为“同志”，但实质上是一种同行关系。

这种同行关系，借用陈忠实一篇文章的题目来概括，“互相拥挤，志在天空”，比较恰当。 2001年8月，中国作协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揭晓，陕西的两位作家叶广芩和红柯榜上有名，作为省作协主席的陈忠实，欣喜之余，写了一篇祝贺性的文章，题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在10月30日的《文艺报》刊发。一年以后，陈忠实在60岁生日之前，回答李国平的采访时，谈到了他写此文时的一些内心感受，这个感受似乎就是直接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这个说法作注的。陈忠实说：“《白鹿原》离不开当时陕西文坛氛围的促进。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互相拥挤，志在天空》，说的就是当时的文学氛围。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的激励。”（陈忠实《关于45年的答问》，2002年7月31日《陕西日报》）这里所说的“志趣相投”恐怕只是就共同爱好文学而言，非指艺术趣味，而“竞争”与“激励”两个词，实为核心概念，也应该看作是陈忠实数十年身处共和国文学团体之内，对同行关系的积极意义上的真切感受。共一个团体，比如在陕西作协，陈忠实和路遥，互相之间的“竞争”与“激励”，与对方的人格与思想有关，更多的是与作品有关。陈忠实阅读同行特别是阅读同代作家的作品，用他的说法，对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具有某种“摧毁与新生”的作用。

1982年5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分会主席胡采率领七八个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陕西青年作家赴会，陈忠实为其中之一。这一年，陈忠实已届不惑。关于这一次去延安，陈忠实有一篇《延安日记》，还有一篇《万花山记》，后一篇其实也是一篇扩展的当作散文写的日记，都发表了。从陈忠实当时所记日记可以看出，他去延安和在延安的心情是兴奋的，轻松的。目的也很明确，是“寻根”来的。他们是5月6日出发去延安的，路上经过一个叫介子河的地方，介子河是共产党在陕北时期红区与白区的分界线。同车坐了四位老作家，“都是二十上下从秦晋两地的乡村奔到延安寻求光明和进步的青年”，其中一个是杜鹏程，一个是王汶石，两位老作家看到介子河，都激动地话起当年。陈忠实在这一天日记的末尾，感慨地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正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我是属于第一代享受革命胜利成果的青年。我切切感到，今天去延安，在我，是‘寻根来的。”5月8日，参观王家坪。陈忠实在日记中写道：“参观完延安革命纪念馆，站在王家坪的坪场上，我在思索‘革命这两个字的含义。”5月9日，参观杨家岭。日记中写道：“这是杨家岭，两壁土墙围成的小院，一幢灰砖砌成的小楼，上刻‘中共中央办公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无产阶级艺术家的《讲话》，毛主席就是在这里演讲的。”5月10日，“坐在延安剧院里看历史文献片《延安散记》”。5月16日，去萬花山，参观花木兰故里，感叹：“万花山美，牡丹花美，万花山的传说更美。”

这一次去延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除了“寻根”之外，对作家陈忠实影响或者说是震动最大的，当是路遥《人生》发表这一件事。不过，陈忠实的“延安日记”中对此事没有记载。多年以后，他回忆了此事，谈起当时对自己的“震动”。

胡采主席带着赴会的包括陈忠实在内的几个青年作家，散居于陕西各地，平时难得相聚，如今一见，就在参观路上、吃饭桌上抓紧时间交流。晚上，他们喜欢聚在某一个人的房间，谝着闲传，同时也交流创作信息，议论新发表的小说。这几个人中间，路遥谈得最多。有一天晚上，路遥说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将在《收获》杂志第3期发表，这一个月即5月份就会出来。路遥先向大家介绍了这部小说的梗概，又讲了《收获》责任编辑对这部中篇的高度评价。《收获》杂志是中国的名牌刊物，作为一个青年作家，能在上边发表一部中篇小说，而且评价又是如此之高，确实是一件喜事，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而且，几位青年作家都是文学行内之人，一听路遥所述的小说故事梗概，便能感到其中的分量和某种文学突破的意义。陈忠实记住了《人生》，着急想看，但在延安没有找到。

纪念《讲话》的活动结束，陈忠实从延安一回到灞桥镇，当天就到文化馆，拿到馆里订阅的第3期《收获》，然后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没有起来，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之后，陈忠实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这种“瘫软的感觉”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是一种艺术的打击。陈忠实很受震撼，他当时创作激情正高涨着，读罢《人生》之后，却是一种几近彻底的摧毁。此后连续几天，陈忠实一有空闲便走到灞河边上，或行或坐，却没有一丝欣赏的兴致，思绪翻腾，不断地反思着他的创作。《人生》中的高加林，在陈忠实所阅读过的写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里，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高加林的生命历程和心理情感，是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乡村青年最容易引发共鸣的。陈忠实真诚地认为，《人生》是路遥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里程碑。

《人生》发表之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说成“轰动”也不为过，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阅读，文学界也是好评如潮。陈忠实周六骑自行车回蒋村老家的路上，遇到了中学时一位也喜欢文学的同学，这个同学见了他，挡住去路，问他：“你咋没有写出《人生》？”1982年，路遥三十三岁。路遥比陈忠实小七岁。陈忠实明晰地感觉到了他和路遥这位比他还小七岁的同行之间创作上的距离。

陈忠实在灞河沙滩和长堤上的反思是冷峻的。他重新思考怎样写人。思考的结果是，人的生存理想，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种种情感情态，只有准确了才真实。而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可以超越时空，不受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以及职业的局限，可以和世界上一切种族的人交流。

这一年，从9月18日起，至11月3日止，由秋入冬，陈忠实凭着在反思中所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写成了他的第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此作后来在上海的《小说界》1983年第2期发表，并获得了《小说界》首届文学奖。需要说明的是，陈忠实写的最早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最长的一部中篇小说，是《初夏》，《初夏》动笔比《康家小院》早，但是《初夏》他写得很苦，几经修改，直到1983年才写完，后刊在《当代》1984年第4期，发表也是在《康家小院》之后。

《康家小院》是一部写人的作品。当我在这里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一部写人的作品的时候，有人难免奇怪，哪个小说不是写人的？这要把《康家小院》放在当代中国文学一定的历史时段特别是结合陈忠实早期的小说创作来看。“文革”期间及前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小说也写人，但这个“人”并不是小说的着眼点，它是要通过这个“人”阐述某个作者也许明白也许并不十分明白的政治理念或政策观念，借“人”“反映”什么“说明”什么，因此，这个“人”，说重一点，是一个“工具性”的“人”，有一个专门的词称其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说轻一点，是一个“伪人”或半真半假的人。陈忠实早期的小说，如《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以及《无畏》等，甚至获中国作协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小说《信任》，这些小说所写的人，或轻或重，其作者的着眼点、艺术的着重点并不在或不全在所写的人物本身，而在人物之上或之后的某些关乎政治的、时代的以及党的政策与策略的要求或理念，一句话，这些“工具人”或“伪人”，或者一半是生活一半是概念的“人”，基本上都是“概念化”的“人”。而《康家小院》是写“人”的，以“人”为本，“人”是中心，也是重心。小说的核心人物有四个：农民康田生，康田生的儿子康勤娃，勤娃的新媳妇吴玉贤，冬学教员杨老师。康家小院的故事就在这四个人中间展开。康田生，这是一个老实、厚道、本分的男人，生活教给他的，一是忍耐，二是倔强，所谓倔强，并不是与人过不去，而是硬撑着不被生活压垮。他三十岁上死了女人，留下两岁的独生儿子勤娃，靠给人打土坯挣钱，谋算着能续上弦。十几年过去，弦没有续上，儿子勤娃成人了。勤娃也是一个老实、厚道、本分的男人，“生就的庄稼坯子”，也跟着父亲给人打土坯。乡邻吴三看上这父子俩的厚诚和实在，想着这样的人家是不会亏待人的，主动提出把女儿玉贤嫁给勤娃。接着新中国成立了，新政权建立的同时，康家小院也终于有了女人，一个普通农家的生活自此有了生机。玉贤孝敬公公，心疼勤娃，勤娃爱着玉贤，拼命打土坯挣钱，想着把日子过得更好。新政权给村上派来了冬学教员，教妇女认字学文化，当然，也传授新思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也介绍一些外面的世界包括世界上的大事，如苏联妇女和男人一样上大学啦，在政府里当官啦，等等。十八岁的漂亮的新媳妇玉贤，遇上了二十岁左右的长着白净脸膛的冬学教员，被其所带来的新生活的气息迷惑，也被其迥异于农民勤娃的文化气质迷住。就在玉贤迷迷糊糊之时，这个冬学教员趁着在康家吃派饭的机会，与玉贤有了私情。面对这样的事，十八岁的“庄稼坯子”勤娃的反应一是无论如何想不通，二是怒火万丈，康田生则是张皇无措。老实的康家父子在勤娃舅父的劝导下，明白此种家丑只能捂住，然后就只能是忍，继续过日子。出人意料却也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是，玉贤在挨了丈夫勤娃的打骂、父亲吴三的打骂、母亲苦口婆心的生活劝导之后，却去找杨老师，希望他能给她一句靠得住的话，她就和勤娃离婚，和“可亲”的杨老师结婚。此时县文教局已经风闻杨老师的问题，正在派人查他，这个宣讲婚姻自由的冬学教员面对天黑来访的玉贤，就显出了叶公好龙的本相，唯恐躲避不及，說他与她不过是玩玩。这里有意味的是，当被启蒙者真的觉醒后，“启蒙者”却以自己的行为否定了自己的“启蒙”之说。小说对玉贤的心理刻画相当深入，她本来是按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生活的，一切都相安无事，但与冬学教员相遇之后，接受了一些文化教育或者说是简单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她精神深处某些沉睡的意识开始觉醒。还没有等她完全想明白一些问题，她就经历了一系列的突然事变，一下子陷入了亲人的痛责之中。但是她还是坚持按她觉醒后发现的一点精神亮光勇敢地向前摸索，结果却发现是黄粱一梦。经历了这一切，她有所觉悟，觉得她错了，应该悔过。她又去找勤娃，觉得“死了也该是康家的鬼”。玉贤由精神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到经历了人生的痛苦和迷乱，而后又有所觉悟，历经生活的否定之否定之后，从人生轨迹来看，似乎是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原点，其实她是在精神上跃向了新的层面，她看到了生活的本相，也真切地认识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小说是一个悲剧，吴玉贤的悲剧是双重的：没有文化的悲剧和文化觉醒之后又无法实现觉醒了的文化的悲剧。勤娃的情感经历了深爱与大恨，生命情态从勤谨到发狂再到隐忍，都是性格使然，生活使然。所以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人”，主题则也是人生。

《康家小院》叙事从容，语言特别是人物对话是地道的生活语言，极具表现力，小说准确地写出了不同人物的生活态度、不同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及其性格特点，真实地再现了20个世纪50年代前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时代农村生活的氛围，那些人物，那些人物的心理和观念，那些生活，都是特定时代才有的，给人一种文学活化石的感觉。2009年10月25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小说界》主编魏心宏来西安公干，陈忠实晚上在荞麦园请其吃饭交流。魏心宏提起了《康家小院》，称赞这部小说内蕴丰厚，说过了多少年回头再看，还是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如果拍成电影，容量恰好，内容也非常精彩。

陈忠实读了路遥的《人生》，受到沉重的艺术“打击”，从而促使自己进行艺术上的深刻反省与反思，艺术上从而进入新的境界，更上层楼，这也许就是同行之间“竞争”与“激励”的积极结果。

二十九 生命的警钟与“枕头工程”

1986年，陈忠实四十四岁。这一年，陈忠实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

这种生命的警钟并不仅仅是在这一年敲响。早在1981年，在他临近四十岁的时候，他感觉生命已到中年，就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考虑着要在文学上寻求一种更大的突破，只有如此，才能不辜负自己。

四十四岁这一年，生命的警钟再次敲响，而且是那样的强烈。四十四岁，是生命的正午。生命已过不惑，迫近知天命之年。陈忠实遥望五十岁这个年龄大关，内心忽然充满了恐惧。他想：自己从十五岁上初中二年级起开始迷恋文学至今，虽然也出过几本书，获过几次奖，但倘若只是如以前那样，写写发发一些中短篇小说，看似红火，但没有一部硬气的能让自己满意也让文坛肯定的大作品，那么，到死的时候，肯定连一本可以垫棺材做“枕头”的书也没有！而且，到了五十岁以后，日子将很不好过。这种“不好过”，乃心理压力，乃一个作家特别是专业作家将要承受的心理和责任的压力，没有一部硬气的作品，不要说对世人交代，关键是，如何对自己交代？陈忠实此时的心境，倒确实有一些“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况味。

也是在1986年，三十七岁的路遥在这一年的夏天，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创作。这一年的11月，广州的《花城》杂志在第6期刊载了这部长篇小说；12月，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陈忠实与路遥同在作协大院工作，都是专业作家，路遥的创作情况如果说对陈忠实一点触动都没有，似乎不大可能。但已经四十四岁的陈忠实，对于文学创作，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他认为，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展示，别的作家的创作，写的是别的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羡慕也好，嫉妒也好，对自己的创作都毫无用处，关键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对自己来说，也不能视文友们的辉煌成果而感觉压力在顶，心理要平衡，心态要放松。

1985年8月20日至30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于延安、榆林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陈忠实和路遥、贾平凹、京夫、王宝成、李小巴、王绳武、董得理、任士增等三十多位作家和评论家与会。召开这个会议的起因，是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可以参评的长篇小说，自新时期以来，陕西的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所以会议要促进一下。会议讨论了国内长篇小说的发展状况，深入分析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落后的原因，制定出三五年内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规划。会上，有几位作家当场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会后，路遥就留在了延安，开始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陈忠实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简短发言，一是明确表态，尚无写长篇小说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写，也没有任何考虑；二是谈了阅读马尔克斯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感受，认为如果把《百年孤独》比作一幅意蕴深厚的油画，那么他迄今为止所有作品顶多只算是不大高明的连环画。

没有想到的是，当陈忠实回到西安写他构思已久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过程中，一个若有若无的长篇小说的混沌景象却不断地撞击着他的心，就此萌发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1985年的8月底到11月间，天气转凉，陈忠实动笔写《蓝袍先生》。在此之前，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紧密关注并且紧跟当下的现实生活，有几篇小说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如《康家小院》《梆子老太》等，基本上都是作为一种故事背景简单提及，重在描写现实生活，而这一部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有一定历史内涵的“历史人物”。蓝袍先生徐慎行的性格和命运从新中国成立前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展现这个人物的命运的时候，特别是发掘这个特意把“耕读传家”的“耕读”二字调换成“读耕”的亦读亦耕的人家的时候，这个悬挂“读耕传家”匾额的门楼里幽深的宅院以及这个宅院所能折射出的一些民族文化心理的隐秘，那历史深处某些重要而神秘的春光乍泄，让陈忠实久久凝目并且沉思。仿佛一个急着赶路的人，陈忠实的眼光一直盯着前面和脚下，未曾歇脚，未曾回首来时的路，偶尔一回顾，倒让陈忠实暗暗大吃一惊。身后的风景居然还有那么多迷人之处，而且，身后的更远处，迷茫的历史烟云飘忽不定，脚下的路正从那里遥遥伸展而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仿佛黑暗的夜空突然燃起了一束明亮的火花，陈忠实心里一亮，那苍苍横翠微之中有着创作的巨大宝藏。这里曾经是自己忽略的。但是，理不清来路，就不知道去路。由此引发了他对民族命运这一个大命题的思考。陈忠实决定用五六年的时间继续这一思考。

1987年8月，陈忠实到长安县查阅《长安县志》和有关党史、文史资料。有一天晚上，他与笔名叫李下叔的《长安报》编辑记者李东济在旅馆，一边喝酒吃桃一边闲聊。两人说得投机时，陈忠实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了他创作《白鹿原》的信息。说到后来，陈忠实谈起自己艰难而又屡屡受挫的创作历程，叹说自己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人了，说一声死还不是一死了之，最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呢。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旁还要装其他物什，这些东西，有时是由死者生前准备或安排妥当的。陈忠实说：“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但愿哇但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哟！”（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我所知道的<白鹿原>写作过程》，《当代》1998年第4期）也就是说，弄不下个像样的能给自己交代的作品，陈忠实大有死不瞑目的恐惧。

李下叔用“豪狠”來概括陈忠实的气性，陈忠实觉得“豪狠”这个词很得劲，也很对他的心思。他写《白鹿原》，应该说，使的就是这个“豪狠”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