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炜，张白桦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80）

意识形态影响下《非洲的青山》译本对比
——以张白桦、张建平译本为例

聂炜，张白桦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8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勒弗菲尔提出了操纵翻译的三大因素，这成为文化转向的核心范畴，对当代翻译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试从海明威的《非洲的青山》入手，以张白桦、张建平译本为例，分析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译者译作的影响，为勒弗菲尔的操纵翻译的三大因素中的意识形态提供个案例证。

勒弗菲尔；意识形态；非洲的青山；张建平；张白桦

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原为比利时学者，是国际著名文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1992年，他在其专著《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着重引入了“改写（rewriting）”这一概念，并主张“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所有形式的改写都反映出了译者特定的意识形态、其所处的社会以及该社会对文学操纵的特定方式”［1］。他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主流诗学中加以探讨，指出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方面：不仅有“语内言语行为”层面，也就是词法、句法层面上的语言代码转换，还有“言外言语行为”，即意识形态、诗学方面。他认为：“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水平上，如果语言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本质发生冲突，后者更倾向于占据上风。”（Yet on every level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it can be shown that，if linguistic considerations enter into conflict with considerations of an ideology and/ or poetological nature，the latter tend to win out.）（Lefevere，1992：39）

《非洲的青山》是海明威在30年代与他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的第一次非洲之行的狩猎自传，是他众多文学作品中最为翘楚的一部打猎著作，属于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书中对非洲的场景描写，充分表达了海明威对非洲大陆的喜爱，也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紧张的狩猎场景与广袤无垠、神秘的非洲大陆之中。

张建平的《非洲的青山》译本出版于1999年，张白桦的译本出版于2016年，为市面上仅存的三本译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两本。由于两个译本跨越了将近20年的时间轴，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不同译本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译者意识形态。

一、勒弗菲尔的“意识形态”

勒弗菲尔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借自领导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詹姆森（Jameson）——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不局限于政治范围，它似乎更像是指导我们行为的格架（grillwork）形式、习俗以及信仰。基于这一定义，意识形态的限制在翻译行为中显得至关重要，它决定了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甚至于有些改写是受到了意识形态动机的启迪，或者是在受限于意识形态下创作完成。勒弗菲尔进而指出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目的、经济手段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来影响和操纵译者的创作。

意识形态又分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意识形态，也就是勒弗菲尔所定义的显性意识形态和隐形意识形态。勒弗菲尔认为，译者所青睐的翻译策略、翻译文本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样左右着译者对原文“论域”及语言的处理［2］。

所有的改写都会反映一定的意识形态，并以此操控文学，使其在既定的社会中以一定的方式发生作用。意识形态制约着译者的决策，但是意识形态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也是可以被掩饰的。“对于勒弗菲尔而言，最重要的考虑出于意识形态，此处所指为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说由赞助机构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方面的考虑则是指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这一切全部决定了译者翻译的策略选择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张白桦、张建平与《非洲青山》

张白桦（1963-），女，辽宁沈阳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翻译代表人物，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老人与海》《房龙地理》。其译作语言凝练，更贴近当代读者，语言通俗易懂却不失华丽。张建平（1957-），男，上海人，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代表译作：《绿野仙踪》《非洲的青山》。其译作语言朴实无华，洋气十足，更贴近原文。

《非洲的青山》是海明威描写非洲作品中最为经典的一部著作，其对非洲壮美河山的描写、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全都倾注于此，海明威对非洲的喜爱在此书中可见一斑。《非洲的青山》是一部纪实性质的小说，书中真实的狩猎场景引人入胜。72天的非洲之旅，3头狮子，1头野牛和7只其他猎物没有枉负他此趟差点搭上性命的征途，严重的痢疾差点让世界文坛痛失一位巨匠，文学史错失一部伟大的著作，《非洲的青山》其文学价值与真实性，可谓是其他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谢天振认为，翻译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经得起不同时代的翻译家们的“创造性叛逆”，也就是一部原作在不同时期会不断有新的译作出版。一部作品如果能不断吸引处在不同时期的翻译家们对其进行翻译，这就意味着这部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这使得它的译本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具备的基本条件。同样，文学翻译存在语言老化的问题，所以即使是翻译经典作品，也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问题，通常一部翻译文学的经典作品，其“流通寿命”维持在一代至二代读者的时限［3］。

三、意识形态作用下的译本分析

张建平译本出版于1999年，张白桦的译本出版于2016年。张白桦的译本可以说更具当下时代特征。近20年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或多或少体现在译者的译作中，可谓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译者意识形态、显性意识形态与隐形意识形态的结合产物，其反映了社会20年来发展的脉络。

显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与隐形的译者意识形态在译文语言风格，对人物的刻画手段，译序和注释中都有体现。

（一）显性意识形态对译本的影响

在原文第一部分第二章，海明威与姆科拉狩猎到一只鬣狗的场景中，有一段对于伊斯兰教带有歧视性质的描述：“The Mohammedans and all religion were a joke.A joke on all the people who had them.”

张建平的译本：“伊斯兰教和所有的宗教都是笑话。一个关于所有相信宗教的人的笑话。”

张白桦的译本：“一切宗教都是玩笑。是对所有信教人的玩笑。”

比较两个译本，张建平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更贴近原文。而张白桦的译文中，可以看出她采用了删减的翻译技巧，对原文中的特指“Mohammedans”进行了删减，并标注了注释：此处因对伊斯兰教有不尊重的表述，故有删节。且不论前者的异化策略与后者的归化策略孰好孰坏，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后者的译本显然反映出当下的显性意识形态即主流社会意识形态。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统计，中国大陆穆斯林人口约3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0.21%，宗教问题牵涉国家安全、发展问题。2001年，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成立，旨在规范和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4］。多年来，中国积极倡导多宗教和谐发展，并取得了相应成效。尊重他人信仰，反歧视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知。这是大势所趋，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宗教的包容，消除歧视，这一点很好的反映在了译者的译本中。

纵观中国翻译史，从最初讲究忠实原文的异化翻译策略到现在更贴近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得中国由边缘文化向中心文化靠拢。

在原文第四部分第十三章里海明威与当地黑人土著姆科拉有这样的一段对话：“With water better，”he said.“You black Chinaman.”

张建平译本：“最好兑上水，”他说。“你这中国黑鬼。”

张白桦译本：“最好兑点儿水，”他说道。“你个中国黑鬼。”

从两者的译文中，似乎并不能看出端倪，两位译者均采用了异化策略，但在张白桦的译本中，此处对原文进行了标注，并在注释中写道：直译为黑皮肤的中国人，是一种对中国人的蔑称。正如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所说的那样，西方文化中的他者形象——东方世界，因为它的“不在场”，进而被西方打上了一层愚昧、无知、懒惰的标签，正是因为东方世界没有向西方霸权提出诉求和挑战的话语权，东方的刻板印象进而蒙蔽了西方文人对东方世界的了解。

自21世纪以来，中国的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彰显，树立文化自信，输出优秀文化越来越得到国内众多学者以及民众的广泛认可。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留意到外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国家带有歧视的描述，追求平等的社会主流意识使得译者在译入外国文学作品时，更多地关注到译本中带有的“偏见”性语句。在不违背原文忠实性、读者阅读流畅感的情况下，注释传达了译者的声音——也是主流社会的声音。在这里暂且不论这样的声音是否足以颠覆并改变现存的“偏见”，但译者的这种行为，正体现了大环境对译者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译本的影响显而易见。

（二）隐形意识形态对译本的影响

隐形意识形态同样体现在译者对人物的塑造上。但凡对海明威作品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海明威作品中的硬汉形象，男性魅力与自然征服无不体现在其文字上，《老人与海》《非洲的青山》《危险的夏天》都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人物的性格特点除了体现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还体现在其谈吐举止上。《非洲的青山》原文中，人物对白无不印证着海明威这一粗糙的硬汉形象。原文对白中多次出现“damned”一词，例如海明威在伺机等待射杀羚羊，与一个奥地利商人康迪斯基（Kandisky）的长篇对话里，原文几处是这样说：“To write as well as I can and learn as I go alone.At the same time I have my life which I enjoyed and which is a damned life.”

张建平译文：写得尽可能地好，边写作边学习。同时我还有我乐于享受的生活，那可是个好的要命的生活。

张白桦译文：尽我所能地写作，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与此同时，我还过着我享受的生活，还是他妈的蛮不错的生活。

这里为了保留原作者的人物特点，不打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张白桦的翻译技巧更能体现归化的翻译策略，更能体现出一个真实狩猎者形象的海明威。“damned”一词既有文雅的译法，也有粗俗的译法，这完全取决于译者对原文作者的理解，海明威更倾向于一个温文尔雅的墨客，还是一个更贴近那个渴望征服自然的文人？很显然，张建平的译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倾向于前者，而张白桦的更倾向于后者。在两位译者的笔下，为什么会产生两种形象的海明威？这显然是译者自己对于海明威人物性格的揣摩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隐形意识形态——译者的意识形态，创造出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海明威。

再如：“It is a damned serious subject.”

张建平译文：这是需要绝对认真的话题嘛。

张白桦译文：这就是个他妈的十分认真的题目嘛。

“The damned wind started to go a round in a circle.It blew our scent every direction.No use to sit there broadcasting it.If the damned wind would hold.Abdullah took an ash can today.”

张建平译文：那该死的风打起了旋。真该死，把我们的气味吹向四面八方。坐在那散发着气味，有什么屁用啊。该死的风停下就好了。阿布杜拉带了个盛灰的罐子。

张白桦译文：这该死的风开始在周围转着吹。把我们的气味吹得到处都是。坐在那儿散发气味有屁用？要是这该死的风停下就好了。阿布杜拉今天带了一罐灰。

从上诉的例子中，不难看出，在翻译人物对白时，张白桦的译文更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生活化的语言，仿佛更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粗犷的海明威。有人会提出异议，作为一个文人墨客，海明威的语言似乎不能过于粗俗，但是考虑到他的对话人康迪斯基——奥地利商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狩猎。咬文嚼字或许不能够适应当时的对话环境，作为一部纪实性质的自传体小说，更贴近生活化的语言，对读者来说更具一种代入感。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受到原文的影响，译文某种程度上会间接反映译者的意识形态。那么译作中，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者说隐形意识形态是怎样直接地体现在一部译作中的？那就是序跋和注释。

在张建平的译本中，全书共有137处注释，在他译本的序言中，张建平引用了海明威在原文中说的这样一段话：“我们从很多方面毁了他们。首先是经济上。他们赚到了钱。作家只该碰巧才能赚到钱，尽管好书最终总是能赚到钱的。当我们的作家赚了点钱，提高了生活水平，他们就被束缚住了。为了保住家业、妻子等等，他们不得不写作，于是就写出了糟粕。……评论家们使他们变得无能了。”他还写到这样的一段话：“这种现象不分地域和年代，而且不只是在文学界，在体育界、演艺界乃至其他一些行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张白桦的译本中，全书共有73处注释，在她的译者序中，她引用原文中的话：“打猎不该是这种样子。这像极了先前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被送到巴黎，指望在两年的期限内成为有成就的作家或者画家，如果没有学成，到时候他们便打道回府，去子承父业。捕猎之道应该是，只要你活着，而且只要这种那种动物存在，就要继续。”“一个人对故乡以外的某个地方有如家的感觉，这个人就应该到那里去。”

相比较两位译者的注和序，他们的译本侧重以及欣赏该作品的眼光，都深受隐形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也就难怪，两部译作的差别除了体现在他们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上，也体现在了他们对原作的理解上。译者的隐形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对译本产生影响，与译者的一男一女不同的性别，一南一北的地理位置，一洋一土的语言特点都有相应的逻辑联系。

不同时代的译者在从事翻译的活动过程中，其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个时代的特征以及译者自身的特点，也就是勒弗菲尔提出的操控翻译的三大因素之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中的显性意识形态和隐形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者对原作的揣摩与感知，同样也左右着译者在译作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不存在绝对的、没有译者感情色彩的译作，也正如勒弗菲尔所说，任何翻译都是对原文的改写，而这种改写往往被意识形态所操控。从本文的两位译者——张建平和张白桦的译本中，勒弗菲尔所说的操纵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刘军平，覃江华.西方翻译理论名著选读［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毛佳伊.操纵理论视角下Vanity Fair两中译本研究［D］.湖南工业大学，2016.

［3］谢天振.翻译文学：经典是如何炼成的［N］.文汇报，2016-02-02，（11）.

［4］冯怀信.当前中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探析［J］.西北民族研究，2001（2）：79-201.

H059

A

“内蒙古文化建设研究工程子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聂炜（1993-），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张白桦（1963-），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译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