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建中

水域音乐文化研究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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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音乐地理学的特定视角，举黄河流域、汉水流域音乐文化的储存为例，初步探讨江河水域作为特定对象和音乐地理单元研究的可行性、文化价值、特殊意义和学术前景，并期望在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进程中，出现更多水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水域音乐文化；黄河流域；汉水流域

一、问题由来

江、河、湖、海、山脉、盆地、平原、高原、草原……等等，在自然地理学领域，属于地理单元；在文化地理学领域，可视为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而在音乐地理学领域，则同样可以看作是各有特色的音乐地理单元。⓪

但，无论作为哪个领域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们都具有自然、历史、文化、音乐的独特景观和风格特征。研究各领域、各单元的空间分布、空间差异，就成为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音乐地理学的中心议题和基本学术方向。鉴于此一思考，我这里想特别提出“水域音乐文化研究”这个论域。从学科范畴而言，它属于音乐地理学的一个子系统；从研究主题看，它则涉及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几乎所有方面，例如区域划分（诸江河的上、中、下游）、文化扩散、整合（诸流域内通过水运或其他交通载体而发生的交流传播以及三角洲地区的融合）、景观与生态（由于江河流经地不同的地理、地貌、物候、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等形成的音乐景观和音乐生态）；就学术目标、学术价值而言，它可以启示我们发现一系列新的音乐地理学研究个案，即除了草原音乐文化研究、戈壁—绿洲音乐文化研究、山地高原音乐文化研究、平原、海滨、湖泊音乐文化研究外，还可以有黄河音乐文化、长江音乐文化、汉水音乐文化、珠江音乐文化研究等等，藉此，可以促使中国音乐地理学向纵深推进。

二、个人研究

1986年、1987年间，有关文化部门和学术机构，先后联袂举办了规模很大的“黄河歌会”和“长江歌会”。两届歌会分别邀请了沿黄、沿江诸省区的民间歌手和民歌学者，一方面做民歌展演，一方面进行江、河民歌的学术研讨。无论是对于水域内不同区域歌手的传承、交流，还是对大江大河音乐、文学的学术研究，两届“歌会”的举办都不是一件小事，参与者一致认为：“歌会”影响深远，启发很大。

“黄河歌会”上，我和苗晶老师共同发表了《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的比较研究》①乔建中、苗晶：《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比较研究》，姜彬主编：《民间文学集刊》1987年第1期，第164-178页。，歌会结束后，我又写了《水域文化研究的新开端》②乔建中：《水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新开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学术情报研究室编：《音乐学术信息》1987年第1期。，向学界汇报了我们对于黄河流域民歌地理区划及其形态特征的研究心得和水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广阔前景。

近30年来，我本人一直倾心于黄河流域民间音乐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差异的考察与研究。

1.实地考察方面

1973-1978年间，我曾在山东工作，五年间接触到多种山东地方戏、说唱、民歌、民间鼓吹乐等，对黄河下游山东段（鲁西南、鲁北）的音乐分布及其风格、个性有不少感性积累；

1983年7-8月间，赴甘肃、青海采访甘肃、青海两省的几处“花儿会”和不同民族的花儿歌手，这是我第一次在实地接触黄河上游不同民族的民歌、宗教音乐（湟中塔尔寺、同仁隆务寺）等；

1984年4-6月，我与苗晶老师从黄河入海口逆流而上，采访黄河沿岸（或南或北）十余个地方③沿黄河考察的城市主要有：垦利、利津、东营、博兴、淄博、济南、平阴、濮阳、开封、郑州、巩县、洛阳、三门峡。所采录的音乐有黄河夯号、叫卖调、博兴“昆戏”、聊斋俚曲、平阴秧歌、大相国寺佛乐、巩县黄河船号、石窟寺壁画、豫西民歌等。的民间音乐品种，直至河南三门峡市，这可以说是我的黄河下游音乐之旅；

1998年7-8月，再度往甘肃、青海，与奥地利国家音档馆馆长徐乐（Schüler）、萧梅一起考察当地“花儿”和民间音乐（上游）；

2011年7-8月，带领“中国音乐地理”项目团队，在晋陕蒙地区考察拍摄以及此前此后对这一带民间音乐的多次采录，其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中游，是继1984年4-6月下游考察的又一次采录和调研；④这次专题考察后，经过三年的整理、编选，于2014年正式出版了《中国音乐地理：晋陕黄土高原区》（乔建中主编、黄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2.学术研究方面

2012年承担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学院教材任务，完成《黄河之声天上来——黄河流域民间音乐巡礼》⑤乔建中：《黄河之声天上来—黄河流域民间音乐巡礼》（中央音乐学院远程教材），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并于2016年正式出版。另，撰写多篇有关黄河上游、中游（甘青、陕北）民歌、民俗音乐区域特征的专题论文。

近期，为了开展区域音乐研究，我开始关注汉水流域的民间音乐地理分布及汉水音乐文化蕴藏。在“第四届全国高校区域音乐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汉水音乐文化初议》一文，特别指出它作为“中国南北东西方之纽带”（巴蜀、荆楚、秦陇、中原）“南北文化交汇、转换轴心”“荆楚古文化发祥地”的特殊地位以及被誉为“独具特色的风俗文化圈”的重要意义。

三、初步心得

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曾于1924年发表了影响广泛的《看见他》这篇歌谣研究论文。在论述当年征集到的45首同主题歌谣的“分地”即地理分布时，他特别指出：“原来歌谣的行踪，是紧跟着水陆交通的孔道，尤其是水便于陆，在北可以说是黄河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北方官话的领土，在南可以说长江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南方官话的领土。”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南北文化间的鲜明差异，早已充分地也非常典型地体现在黄河与长江南北两大流域的文化面貌之中。

这里，我想以黄河与汉水两个水系为例。

（一）先说黄河流域

黄河全长5464公里，中国第二大河，世界第六大河，全域流经九省：青海、甘肃、四川、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全域面积73万平方公里。

黄河给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和中华文化的“基因库”。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的音乐同样渊源流长、根深叶茂，从上游到入海口，无以计数的音乐品种，如明珠宝石，布满了黄河全域。通过多次考察，我想用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概括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句话——“繁星满天”来形容黄河流域壮阔繁盛的音乐景观。

通过几十年来对黄河流域民间音乐的考察研究，我有以下几方面的心得：1.黄河流域传统音乐的分布总貌及其特征：关于黄河上中下游的分界，大体有两种划分意见：第一种，上中游的分界在内蒙古河口镇，中下游的分界在河南桃花峪；第二种，中上游的分界在青海贵德，中下游的分界仍然是河南桃花峪。从传统音乐的空间差异，我愿意取前一种划分方法。也就是说，由内蒙古河口镇往上的黄河上游，民间音乐体裁以多民族的单一性、原生性类型为主，如上游的花儿、爬山调、鄂尔多斯蒙古族长调、蒙汉调等；而在内蒙古河口镇与河南桃花峪的中游地段，既有很具代表性的单一、原生性类型，如信天游、山曲等，使黄河中上游成为中国山歌最大的两个密集型分布区之一，也出现了由坐唱演变为初步综合的小戏如二人台、道情、碗碗腔（陕北）等，故这里是以汉民族为主的原生型和初步综合型互见的传统音乐分布区；再往下，即到中下游交汇的蒲（州）、同（州）、陕（州）及其以东，则是一个地方戏、地方说唱遍布的地区，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综合性、舞台化类型的传统音乐分布区。

图1 黄河流域示意图

2.黄河流域的几个传统音乐文化源地

任何传统音乐品种都有自己的发生源地。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从古到今，先民创造并留下许多价值甚高的遗产。音乐史方面如甘肃永登乐山坪陶鼓、山西临汾陶寺鼍鼓、石磬、西安半坡埙等，它们共同构成为中国膜鸣类、气鸣类乐器的发源地；黄河上游有八个民族中广泛传播的“花儿”，流传面广、曲目丰富、个性鲜明，它的发生地一般认为是在甘肃临夏，即古河州，花儿也曾称为“河州花儿”，考古发掘证明，这里的上古文化遗存极为丰富；黄河九曲十八弯的最后一次大拐弯，即山陕豫交汇处的蒲州（永济）、同州（大荔）早期创造的“山陕梆子”成为中国“梆子声腔之母”，因此，也就是1950年代以来地方戏普查中20余种梆子戏的“发源地”。

3.黄河流域的多个传统音乐文化中心

(1)黄河上游夏河拉卜楞寺、卓尼安定禅寺、青海湟中塔尔寺、同仁隆务寺等共同组成藏传佛教文化中心，诸寺均有完整的藏传佛教音乐，所以这里可以称为黄河上游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心；

(2)甘、青、宁三省区普遍流传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藏、汉诸民族用当地汉族方言传唱的山歌体裁“花儿”，形成黄河上游的一个民歌传播中心；

(3)山、陕、内蒙古三省区接壤地带分别流传着爬山调、蒙汉调、信天游、山曲等多种山歌，形成黄河中游的一个汉族山歌流传中心；

(4)自陕西关中往东直至山东，由于流传十几种梆子腔地方戏以及柳子戏、坠子、琴书等，形成了黄河流域下游的地方戏、曲艺音乐流传中心；

(5)在同一地域，有多种民间鼓吹乐，一般称河南鼓吹、鲁西南鼓吹、皖北鼓吹等，它们又成为黄河下游民间器乐流传中心。

总之，就整体而言，黄河流域为我国北方传统音乐的生存、繁衍、不断丰富提供了一个天然舞台，黄河流域传统音乐的分布状态、上中下游之异同、诸源地、中心的历史、现状、个性、风格等等，将是十分理想的考察对象和研究个案，即使前人已经有了相关成果，但从水域音乐文化的学理进行再考察、再研究，仍然必要，仍然有学术的挑战性。

图2 汉水流域示意图

（二）再谈汉水

1.汉水，又称汉江，是长江第一支流，全长1577公里，流域面积17万平方公里，居中国诸江河第九位，常与黄河、长江、淮河并称为“江淮河汉”。汉水从秦岭南麓宁强县北嶓冢山发源，然后由西北向东南至汉口龙王庙注入长江，其上游为秦巴山地和汉中盆地，中下游进入江汉平原。因为地理位置兼及南北，它的早期历史也就涉及北方的周、秦和南方的荆楚，并在南北两强（北方先是宗周、后是强秦，南方则是略晚于宗周的霸楚）近千年的对峙、冲撞、交流中将中国古代文化向前推进。从水域看，汉水是一个整体，从历史文化看，其上游属三秦，中下游属荆楚。

历史地理学家认为，汉水文化具有明显的南北交汇特征。自然地理方面，气候类型单一，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上游为秦岭、大巴山的高大山体和串珠状平坝，中游低山丘陵，下游是冲击平原；方言以西南官话为主；政区设置方面，以往的“高层政区”安康属湖北，汉中属四川，因此而影响到上游的音乐文化面貌（西为巴蜀，东为荆楚）；高层政区下面的统县区，则具有很突出的整合作用，故将中上游分为兴安亚区、商洛亚区、汉中亚区；交通方面，直接影响了全域的交流交融，作用非常明显；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移民，历史上有多次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同样影响了汉水流域的传统文化面貌。⑥张晓红：《汉水流域音乐文化形成的地理文化背景》，2015年11月6日在《全国第四届区域音乐文化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摘自本人“学术笔记”。该文后以《汉水流域传统音乐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之名发表于《黄钟》2016年第1期，第24-35页。

传统音乐情况如何？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音乐文化资源。⑦本表所列，皆取自陕西、湖北两省民歌、曲艺、戏曲、器乐等“中国民间音乐集成”各卷中的相关内容及1980年代以来汉中、安康两地油印或公开出版的民歌选本。2016年12月4日至12日，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湖北文理学院三校联合组成考察小组，对襄阳市以上汉水流域沿江部分市县进行了一次较系统的田野作业，共涉及汉水中上游襄阳、宜城、保康、武当山、竹山、紫阳、镇巴等七个县镇村寨近20多个民间音乐品种。限于时间，所接触的类别还不及这个区域音乐体裁的一半，可见汉水音乐文化蕴藏十分丰饶，有待我们进行再挖掘，并作全水域的梳理和研究。

2.汉水音乐文化资源概况（见下表）

表汉水音乐文化资源一览表（乔建中制）

3.汉水流域传统音乐分布格局的基本特征

（1）汉江号子遍布全流域，但以上游最盛，中游略盛，下游渐少，呈横梯形（左宽右窄式〉）。

（2）山歌，上游最繁盛，以镇巴、紫阳为代表；中下游渐渐减少，呈横梯形（左宽右窄式〉）。

（3）“田山歌”，上游称锣鼓草、薅秧歌，中下下游称薅草锣鼓、阳锣鼓、花锣鼓，中游最盛，下游略减，呈“橄榄形”〈〉。

（4）丧仪歌，全流域均流传，上游多称“孝歌”“挽歌”，中下游称“打丧鼓”“打待尸”“转丧”“绕棺游”等，仪式性比上游更为鲜明浓烈，且成为土家族音乐的代表性歌唱体裁，呈横梯形（左窄右宽式〈），上游为分散型，下游为“密集型”。

（5）汉水音乐中的器乐，主要有鼓吹乐和丝弦乐两大类，鼓吹乐分布普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保康县的“沮水巫音”，极具楚地色彩和风格，其他鼓吹乐实用性功能很强，但旋律不如鲁、豫、冀、辽、陕、晋、甘等省区的鲜明。

（6）汉水音乐中的说唱，以渔鼓、小曲（曲子）等小曲种为多见，少有“鼓词”一类的大曲种。

（7）汉水音乐中的地方戏，分布涣散，真正可以代表本流域的地方戏主要有汉剧、山二黄、湖北越调和花鼓戏，均属于在歌舞、说唱音乐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小戏，缺少大剧种。

总起来看，汉水音乐分布格局的基本特征，一是民歌繁盛，民歌文化不仅范围广、品种全、蕴藏丰富，且区域特色极为鲜明，是中国江汉流域公认的一个代表性区域。二是实用性仪式性品种如号子、田歌、喪歌在全域中居于主要地位，舞台表演类型品种如戏曲、曲艺少于前者；三是上游与中下游在品种、风格及其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多于差异性，徵、羽、商调式、“四度三音列”音调结构较为普遍，有的体裁上游呈密集型，有的体裁中下游呈密集型，这显然是因为上中下游地理地貌有明显不同而形成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山进一步探究这一现象的深层结构极其内在规律。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考虑中国自古以来的政区划分对于传统音乐分布流传的影响。如汉水上游为秦巴山地，其间的汉中、安康为盆地，自然环境有不少共同处。但由于历史上汉中曾经属四川，安康属湖北，两地的方言虽然同属西南官话，可汉中更接近四川，安康更接近湖北；汉中的镇巴、安康的紫阳，都是有名的民歌之乡，蕴藏十分丰富，但仔细辨析，镇巴民歌与紫阳民歌还是有很多差别，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之一，即历史上的政区归属造成两地不同的社会、文化交流趋向所带来的影响，同样是一个重要参照。就整体而言，江河是天然的文化通道，它对上中下游不同地区传统音乐之间的交流肯定小于山脉的间隔、断离作用，但由于政区划分后形成的高层政区经济文化中心与相对边远间的分化趋向，传统音乐的分布格局也就会有单一型（原生性、实用性品种）与综合型（舞台表演型）的并置。最典型的例子是被黄河分开的晋北与陕北，黄河为两地提供了来往交流之便，让两地民众共操“晋语”、共演共赏“二人台”和一些民歌曲目，但最终还是分别以河这边的“信天游”和河那边的“山曲”表达了各自长期远离所属高层政区社会文化中心所作的独立选择。

4.对未来汉水流域音乐文化研究的三点建议

（1）汉水音乐原本是一个整体，但由于政区划分造成的间隔，以往的考察、收集、研究，均处于“各管一段”的状态，文献资料也较为分散，为了开展全水域的研究，需要将以往各类相关资料加以必要的统合；

（2）以往的考察收集，偏重于分科作业，自然资源、社会文化、历史渊源以及文学、民俗、信仰、音乐等各行其事，如果要开展水域音乐文化研究，必须“重启田野”，从学科目标出发，进行以音乐为主但同时关注所有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民俗内容；

（3）关注相关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动态，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科的的成果，一方面向他们学习，一方面争取与他们合作，使水域音乐文化研究建立在多学科的学术背景下，长足进步。

四、学术思考

1.江河流域是研究中国音乐地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视角和切入点，文化地理学的五个主题，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整合、文化生态、文化景观等，都可以通过对水域音乐的研究而加以实证和学理方面的探究。

2.大江大河由于流域长、流经区域地貌变化大，形成其空间气候、植被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信仰乃至音乐体裁、品种、风格的明显差异，由此成为研究音乐地理区划的理想对象，依此，我们或可以将某一水域划分为上、下游或上、中、下游，或可以做更细的划分。

3.自古以来，江河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经贸、运输之便，同时也是不同地区音乐传播、扩散、相互交流的“文化通道”，从而使水域音乐既形成整个流域的共性，又呈现了上、中、下诸流段间互有区别的异性。如果要研究文化扩散主题，水域音乐现象将可以提供非常典型、非常丰富的个案。

4.从文化和音乐整体看江河，排在前面的长江、黄河、黑龙江、松花江、珠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汉江、辽河、淮河等，真的可以说一江一生态、一河一景观、一水一风韵，如果对每一条江河进行音乐文化景观、音乐文化生态、音乐风格研究，音乐体裁品种分布、风格形态特征研究，以及它们与全流域历史、民俗、语言、信仰关系的研究，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特别是黄河与长江，同源同向，一起由青藏高原出发、浩浩渺渺、由西而东归入大海，惟因区位、纬度、地貌、天候的差异，才塑成为中国南北两大历史文化系统。影响之巨，亘古未变，成为文化、历史、民俗、语言、音乐研究等学科极富趣味、极有吸引力的一个大题。它也让我们联想起贯通欧洲全境的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河同样源于阿尔卑斯山，但莱茵河由南向北，多瑙河由东向西，在多种自然、民族、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大不相同的两种水域文化。有鉴于此，作为在我国方兴未艾的一个新学科，音乐地理学以及由它而延伸出的水域音乐文化研究，理应受到特别的关注。

个人心得，一己之见，恳望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2016年04月03日初稿

2016年10月31日修改

另，关于荆楚文化的历史，本文“附录”特别引民国时期“天才的历史学家”张荫麟《中国史纲霸国霸业楚的兴起》一节开始部分，以襄读者。

附录：张荫麟《中国史纲.霸国霸业.楚国初起》中关于荆楚历史文化的论述：

“江水在四川、湖北间被一道长峡约束住：出峡，向东南奔放，泻成汪洋万顷的洞庭湖，然后折向东北；至武昌，汉水来汇。江水和汉水界划着一大片的沃原，这是荆楚民族的根据地。周人虽然在汉水下游的沿岸（大部分在东北岸）零星地建立了一些小国，但他们是绝不能凌迫楚国，而适足供它蚕食的。在楚的西边，巴（在今巫山至重庆一带）庸（在今湖北竹山县东）等族都是弱小得只能做楚的附庸；在南边，洞庭湖以外是无穷尽的荒林，只等候楚人去开辟；在东边，迄春秋末叶吴国勃兴以前，楚人亦无劲敌。从周初以来，楚国只有侵略别国别族的分，没有惧怕别国别族的分。这种安全是黄河流域的诸夏国家所没有的。军事上的安全而外，因为汉江流域的土壤肥美，水旱稀少，是时的人口密度又比较低，楚人更有一种北方所阳羡不及的经济的安全。

这两种的安全使得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方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楚人想像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箊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祗不是牛羊全冢的羶腥，而是蕙肴兰藉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彩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辞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楚国的语言和诸夏相差很远，例如楚人叫哺乳做谷，叫虎做於莬。直至战国时北方人还说楚人为“南蛮鴃（jue）舌之人”（《孟子》）。但至迟在西周时楚人已使用诸夏的文字。现存有一个周宣王时代的楚钟，（《夜雨楚公钟》）其铭刻的字体文体均与宗周金文一致。、这时楚国的文化盖已与周人相距不远了。后来的《楚辞》也大体上是用诸夏的文言写的。”

（责任编辑孙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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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003-7721.2017.01.010

1003-7721（2017）01-0098-07

2016-12-20

乔建中，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北京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