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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与粤派批评

2017-03-23龙扬志

粤海风 2017年1期
关键词:文学

龙扬志

作为近代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黄遵宪被公认为粤地走出的学术大家。在粤派批评谱系中重新观察黄遵宪的开创性地位及其历史贡献,必须将其纳入中国走向世界的曲折过程,方可鞭辟入里,体会他在融合世界文学观念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来龙去脉和良苦用心,以及在推动时代文化语境转换、文学观念变革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当代学者黄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时,以是否适应和推动文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作为基本评判准则,将近代文学批评分为传统与革新两大板块,认为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丘逢甲等岭南维新派倡导文学革命,在文学观念领域开辟新的时代气象。黄霖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近代文学观念新变最初由传统内部的发展趋势引发:“近代文学思想的变化并不始于中西文学观念的直接撞击,而是出于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家,从自我调节现有的政体和文化机制出发,强调文学适应变革的时势。”经由前后持续30余年的内部瓦解,随着驻外使节、留学生及通过各种渠道走向世界的人越来越多,经欧风美雨熏染过的改革派带来文学新质。黄遵宪17岁“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人境庐诗草·感怀》)的感悟,庶几成为印证其生命行旅之信条,并在观看世界的过程逐渐塑造其审时度势、开明通变的思辨方式。黄霖指出,虽然黄遵宪未脱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甚至处处讳言“革命”二字,但是“黄遵宪的诗歌‘维新的理论和实践与梁启超‘诗界革命在大方向及主要内容方面都是大体一致的,故作为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要求诗歌革新的思潮而言,黄遵宪无疑是一个最初的发动者,而且是一个最有成绩的实践家。” 此当为中肯之论。黄遵宪一生融合贯通于外交时务、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思想启蒙等层面,成为文学维新时代的关键人物,也为粤派批评奠定了感时度势的时代情怀与开阔的理论视野。

众所周知,得益于文化地理便利之条件,近代文学维新运动由粤派知识精英推进。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述粤地独特位置,背岭面海,界于中原,交通海外。“广东,自秦、汉以来,即号称一大都会,而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两面濒海,为五洲交通孔道,故稍习于外事。”濒海之便造就了广东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优势地位。陈序经指出,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继续不断输入中国。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重大影响,逐渐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固有文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也逐渐呈了崩裂的状态。自从西方文化传入以后,因为地理及其他的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 黄遵宪文学与学术行旅亦受此风气熏陶,年少稽古学道,中年阅历世事,视野开阔,21岁(1868)即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谰斑。”(《杂感》)之诗,别创诗界之志,呼之欲出。

黄遵宪的人生道路大致遵循走向世界的路径。同治十年(1871),黄遵宪考取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次年取拔贡生,1876年(29岁)中举,1877年随同中国首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以参赞身份赴日。1882年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領事,1885年回国撰写《日本国志》(40卷)。1889年以参赞身份随薛福成出使欧洲(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1891年任新加坡总领事。1894年11月自新加坡总领事解任回国,次年9月加入强学会,1896年捐资赞助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1897年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参与湖南维新改革。1898年6月充任使日本大臣,因疑藏匿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流亡人士被搜查,后得旨放归原籍梅州,筑室人境庐。期间多次婉拒复出,直至1905年2月因肺病逝世。黄氏旅居日本期间创作《日本杂事诗》二卷,录诗200首。1891年辑成《人境庐诗草》四卷,后经不断增删补订。“放归”之后扩充成11卷。二者为奠定黄遵宪诗人地位的代表作品集,因其诗作题材广泛,诸多篇什涉及琉球事件、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海外见闻、华人劳工、留学生以及山歌等范围的书写,被视为开启诗界新境的先声。尤其经时贤丘逢甲、梁启超、康有为、胡适等人举荐,黄遵宪逐渐在诗坛深入人心,成为引领新派诗写作的标志性符号。如梁启超就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反复力荐:“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公度之诗,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公度之诗,诗史也”。胡适从文学发展源流论及“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通过新文学史前史梳理,肯定其先知先行的意义。到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写作浪潮兴起,黄遵宪的诗歌创作成就和文学地位已被普遍认定。

不过,对黄遵宪在诗学革新方面的主张与“新派诗”写作的价值评价,历来存在不同观点。比如《日本杂事诗》对新事物和新概念的使用,一方面契合了晚清追新猎奇的风气,能满足当时读者对于异域风物和社会状况的阅读想象,另一方面可能对传统意象构成异化,在诗歌美学层面消解其文化感知,因而后人对杂事诗的艺术水准颇多疑问。钱锺书认为《日本杂事诗》“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语工而格卑”,“每成俗艳”。正如台湾学者郑毓瑜所说,钱锺书的说法切中了当时旧诗人的困境:旧诗语不能巧妙地表达新事物,用上新事物也往往弄得不像旧诗;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十九世纪后半叶这些出身于传统知识体系的士大夫,即便向往西学、重视洋务,旧诗写作还是他们表达自我与沟通人我的熟利方式。所以,在考察黄遵宪诗歌观念尤其批评理论时,需要理解文化发展中的复杂性和迟缓性特征,因为理论话语的零星呈现、新旧形式的杂糅等等,的确难以通过简单易行的方式加以清理。比如有专家指出:“从个人选择、创作态度与当时文学运动、诗歌派别、文坛风气的关系来看,黄遵宪与所谓‘新派诗和‘诗界革命在新与旧、名与实之间,也留下了值得认真清理、深入反思并清醒认识的文学史和学术史经验。就与‘新派诗的关系而论,黄遵宪在早年诗作中写下的‘我手写我口和在中年诗作中写下的‘读我连篇新派诗,本来只是诗歌创作中即兴的有感而发或酬答友朋时随手写下的普通诗句而已,并未进行过深刻的理论思考或严谨的逻辑阐述,也没有其他论述的有力支撑或明显证明,因而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成熟的理论意识、思想内涵或倡导诗歌变革的主观意图。”零散观点确实可以成为反思黄氏文化姿态与思想经验的切入点,也正好说明学界有重新认知黄遵宪的文学批评视野与话语体系之必要。

文学批评不能抽离主体生存的历史语境,黄遵宪的批评话语不仅反映了“过渡时代”有关文学观念表达的总体状况,也体现出如何面对时代发言的意义。作为处于新旧学术转换时期的参与者,黄遵宪对文学主张的理解与表达并未如后来者那样诉诸严谨的专门论述,更多融入在序跋、评阅、书信等相关文学实践之中。所以,科学辩证的态度是采取同情的眼光,在已有的历史基础上理解其诗学主张和批评方式,而不必强求专门理论著述之于黄遵宪。不妨着眼于黄遵宪的时代关怀与理想实践,从而超越对观念表述的刻板追求。

实际上,黄遵宪与近代大部分文学批评的不同之处,首先体现于文学观念的专业知识背景不同。因近距离观看日本形成的知识视野,在日后成书的《日本国志》中演进为语言变革主张的实证基础。概言之,《日本国志》的历史贡献在于主动观察日本,首次向中国士大夫全面展示了日本由封建走向中兴的基本过程,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镜像,并重构有关日本的认知。日本长期以来用心学习中国文化,小心翼翼地注视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幕府末年开始其西化转向,西学东渐在日本近代变革中扮演的角色作用至关重要。黄遵宪通过社会观察和交往实践,直观感受语言文化层面改革的积极后果,他在介绍日语言文一致过程之后,在“学术志二”的评议中指出语言与文字“不相合”对于开启民智的影响:“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中国的言文分离造成“通文者少”,阅读书写与日常生活严重脱钩,普通民众难以接受专门化的高成本教育,导致社会整体文化水平落后。白话文运动已于晚清开始,黄遵宪从域外审视汉语改革甚至拼音化的可能,正如文贵良所说,黄遵宪诘问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这种学习和诘问折射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百余年中“母语心态”的纠结发展。黄遵宪的语言改革主张对后来的文学改革产生的参照意义不言而喻,不仅直接影响到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主张,实际上也为后来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白话文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其次,黄遵宪的批评价值立场决定其特别关注文脉变化,强调文学之于时代与民族国家的意义。综观黄氏著序跋评论文字,独立成文者凡24篇,其中不少是评述日本诗人、汉学家创作与整理的序跋类文章。此类评论记录了其与日本文人的交往,总体上平和中正,对于促进中日文学交流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他认为诗学文章的规范可学而至,故工夫在诗外,但是兴象神韵需要长期用心揣摩,不可造而得之。在他看来,诗歌以表述自我为鹄的,终极指向是写出今之人的体验。这一点在《人境庐诗草》体现得更加明显,他曾在自序中夫子自道: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通过个人感受支撑主体写作意义,并由此强调文学的时代特征,是为“新派诗”的理论依据。相较于《日本杂事诗》,世人更看重《人境庐诗草》体现的诗歌理想,正是其题材、形式皆有耳目一新之感。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及诗歌变革或许可借鉴民间文艺:“然实诗界中之异境,非小说家之枝流也。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技辞。即‘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辞也。”时贤推《人境庐诗草》之诗史意味,在于诗人感时忧世,直抒生命行旅之情思。而晚年诗作对民俗资源的借用,见出其从地方文化经验出发,突破古典束缚的意图。丘逢甲1900年冬造访人境庐,评黄氏诗草“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肯定其惨淡经营,终得回报。后来钱仲联评价黄遵宪诗歌,虽然部分诗作不乏粗疏,但是“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黄遵宪赋归之后关注本土教育,参照西式轨制兴师范学堂,以期向外输送更多的人才,实现其未竟的文化理想。此外,他还先后为客家才女叶璧华《古香阁诗集》、同乡张榕轩钞辑先辈诗稿《梅水诗传》写序,借此勉励客家兴女学,由语言文化传承引申至民族身份与生存,关怀可谓既深且广。

第三,黄遵宪的文学认知与批评观念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文学创作、诗学理想、文化行动与传递新知、开启民智紧密关联。王韬曾说诗文学问是为公度之余事(《日本杂事诗》序),大抵是准确的。钟叔河曾经指出黄遵宪的多重身份,其中诗人排在末位:“黃遵宪首先是一个维新运动家,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爱国的政治人物,然后才是一位诗人;他的诗,也主要是政治的诗。”1880年王韬将《日本杂事诗》在香港出版活字版,并在序言中说其诗体现出鲜明之实用性:“叙述风土,纪载方言,错综事迹,感慨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其间寓劝惩,明美刺,存微恉;而采据浩博,搜辑详明,方诸古人,实未多让。”后来黄遵宪亦在伦敦写的“自序”表明写作缘由,“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丳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 而由早年的经世致用,到晚年方发现自己“生平抱负,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 ,由认知外部世界到返回内心世界,表达其人生与诗学的双重理想失落于时代,这固然是晚年心境低落的体现,但也折射出他对实践本身所寄托的期许。

与创作相比,文化实践性表现最为彰著者,当数黄遵宪对开创报刊的热心介入。旅居日本期间,他见证了新闻媒体的发达和启蒙作用,《日本杂事诗》(五三)写道:“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对新闻纸讲求时务、不出户庭而知天下事颇有感触。《强学报》于1896年被查禁终刊,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黄氏积极推动创办《时务报》,并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特意声明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此外,他亲自介入报馆章程修订、聘请翻译等大小事宜。通过报刊开创推动启蒙,客观上起到了建构公共文学空间的作用,促进了文学传播与理论话语的场域生成。后来《时务报》改制,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归居家乡的黄遵宪阅报之后多次致信梁启超,肯定“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同时也就民权、自由、民主、启蒙、时局等问题与其展开交流,梁启超先后6次将黄氏来函在《新民丛报》“饮冰室师友论学笺”栏目公开发表,意在表明自己针对社会时弊、家国前途发表的意见得到前辈热情回应,同时为后世研究黄遵宪文学批评思想和晚年心境保存了相当完整的史料。

1905年2月23日,黄遵宪病故于“在勤堂”,曾被誉为“诗界三杰”之一的蒋观云 寄来挽诗,其中有“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而公独萧散,心与泉石清。唯于歌啸间,志未忘苍生。”之句,聊聊数语,概括出黄遵宪心怀家国、志在苍生的文化情怀。所幸的是,由他所开辟的文学新域,连同其定下的批评格调与人文气象,在后世粤派文学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时代脉络中逐渐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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