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庐诗草》自序

余年十五六，即为学诗。后以奔走四方，东西南北，驰驱少暇，几几束之高阁。然以笃好深嗜之故，亦每以余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也。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聊书于此，以俟他日。

光绪十七年六月在伦敦使署 黄公度自序

冈千仞诗评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1880年1月30日）

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此事似在诗外，而其实却在诗先。舍是无以为诗。至诗中应讲求者，曰家法，曰格律，曰句调，曰风骨，凡此皆可学而至者也。若夫神韵之高浑，兴象之深微，此不可造而到焉者。优而柔之，渐而渍之，餍而饫之；或一蹴即至焉，或积久而后至焉，或终其身而不能一至焉，盖有天限，非人力之所能也。先生沉浸酞郁，其书满家，而中经乱离，倦倦君国，又深有风人之旨蕴蓄于中者，固可谓深且厚矣。此卷抚时感事，慷慨悲歌，不少名篇。顾炼格间有未纯，造句间有未谐；树骨甚峻，而亦过于露立，过于怒张，则讲求于诗之中者，似尚有所未至也。从事于学所能至者，而徐而俟之，他日造就，盖未可量也。譬犹龙驹凤雏，骨相既具，而神采未足；又譬犹名花异卉，苞蕊既含，而烂漫犹待。宪虽不才，拭目企之矣。

己卯腊月十九日 黄遵宪妄评

《明治名家诗选》序

（光绪六年六月 1880年7月）

居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苟有一国焉，偏重乎文，国必弱，故论文至今日，几疑为无足轻重之物；降而为有韵之声诗，风云月露，连篇累牍，又益等诸自郐无讥矣。虽然，古者太史巡行郡国，观风问俗，必采诗胪陈，使师瞽诵而告之于王。《春秋》为经世之书，孟子谓其因诗亡而作。昔通人顾亭林之言曰：“自诗之亡，而斩木揭竿之变起。”盖诗也者，所以宣上德、达民隐者也。苟郁而不宣，则防民之口，积久而溃，壅决四出，或酿巨患焉。然则诗之兴亡，与国之盛衰，未尝不相关也。

自余随使者东来，求其乡先生之诗。卓然成家者，寥落无几辈。而近时作者，乃彬乎质，有其文。余尝求其故，则以德川氏中叶以后，禁网繁密，学士大夫每以文字贾祸，故嗫嚅趑趄，几不敢操笔为文。维新以来，文网疏脱，捐弃忌讳，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余读我友城井氏之所选，类多杰作。其雍容揄扬，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者，固不待言；偶有伤时感世之作，而缠绵悱恻，其意悉本乎忠厚，当路者亦未尝禁而斥之，是可以觇国运矣。以余闻欧罗巴固用武之国也，而其人能以诗鸣者，皆绝为当世所重。东西数万里，上下数千年，所以论诗者，何必不同。尚武者不能废文，强弱之故，得失之林，其果重在此欤！抑有为之言，不必无用；而无用之用，又自有故欤！后有輶轩采风之便，其必取此卷读之。

《养浩堂诗集》跋

（光绪五年九月 1879年10月）

此卷诗格益高，诗律益细，即随意挥洒之作，亦皆老苍无稚弱气，可称作者。

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此其事似在诗外，而其实却在诗先，与文章同之者也。至诗中之事，有应讲求者：日家法，日句调，日格律，日风骨，是皆可学而至焉。若夫兴象之深微，神韵之高浑，不可学而至焉者。优而柔之，咏而游之，或不期而至焉，或积久而后至焉，或终身而不能一至焉。栗香之诗，得之于天者甚厚。有才人学人穷年莫能究者，而栗香以无意得之。然其蓄积于诗之先，讲求于诗之中者，有所未逮也。谬论请细思之。

光绪己卯秋九月于霞关使馆黄遵宪记（《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4页）

致梁启超函（节录）

（1902年9月23日）

……

公言《新民报》独力任之尚有馀裕，闻之快慰。欲求副手，戛戛其难，此亦无怪其然。崔灏题诗，谪仙阁笔，此乃今日普天下才人、学人，万口一声认为公理者，况于亲炙之者乎？虽然，东学界中，故多秀异，即如宴花一出，不特无婢学夫人之诮，且几几乎有师不必贤于弟子之叹矣！公稍待之，必有继起者。尤俊异者，乞标举其名，列其所长以示我，当记之箧中，以志歆慕。怪哉！怪哉！快哉！快哉！雄哉！大哉！崔嵬哉！滂沛哉！何其神通，何其狡狯哉！彼中国唯一之文学之《新小说报》，从何而来哉？东游之孙行者，拔一毫毛，千变万态，吾固信之。此新小说、此新题目，遽陈于吾前，实非吾思议之所能及。未見其书，既使人目摇而神骇矣。吾辈钝根，即分一派出一话，已有举鼎绝膑之态。公乃竟有千手千眼，运此广长舌于中国学海中哉！具此本领，真可以造华严界矣。生平论文，以此为最难，故亟欲先睹为快。同力合作，共有几人，亦望示其大概。

报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西堂以前，有李西涯乐府，甚伟。然实诗界中之异境，非小说家之枝流也。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技辞。即“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辞也。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其题目，如梁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子之纳职，候选道之贡物，皆绝好题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

《日本国志》卷三十三

学术志二 文字（评议）

外史氏曰：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授受，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余观天下万国，文字、言语之不相合者，莫如日本。日本之为国独立海中，其语言北至于虾夷，西至于隼人，仅囿于一隅之用。其国本无文字，强借言语不通之国之汉文而用之。凡一切事物之名，如谓虎为於菟，谓鱼为陬隅，变汉读而易以和音，义犹可通也。若文辞烦简、语句顺逆之间，勉强比附以求其合，而既觉苦其不便，至于虚辞助语，乃仓颉造字之所无，此在中国齐、秦、郑、卫之诗，已各就其方言，假借声音以为用，况于日本远隔海外，言语殊异之国。故日本之用汉文，至于虚辞助语而用之。法遂穷，穷则变，变则通。假名之作，借汉字以通和训，亦势之不容已者也。昔者物茂卿辈倡为古学，自愧日本文字之陋，谓必去和训而后能为汉文，必书华言而后能去和训。其于日本颠倒之读，错综之法，鄙夷不屑，谓此副墨之子，洛诵之孙，必不能肖其祖父。又谓句须丁尾，涂附字句以通华言，其祸甚于侏偶馱舌，意欲举一切和训废而弃之，可谓豪杰之士矣。然此为和人之习汉文者言，文章之道，未尝不可，苟使日本无假名，则识字者无几。一国之大，文字之用无穷，即有一二通汉文者，其能进博士以书驴券，召鲰生而谈狗曲乎？虽工亦奚以为哉？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