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中国历史上曾有抵制“日话”的倡议和行动，这是近年来很多抵制日货的人根本想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對我们影响最大的并非“日货”，而是日本的语言文字——“日话”。

比邻而居的中国与日本联系密切。隋唐时期，日本以中国为师，日本文化至今融汇着大量中国文化的因子。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街头巷尾、广告铭牌，随处可见的汉字，就是日本早年学习中国的显著证据。近代以来，中国败于日本。孙中山、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以敌为师，东渡扶桑，学习先进的日本文化，而汉字书写的日本词语，则是近代史上中国学习日本的“副产品”。

如何将那些中国历史上不曾见闻的新事物引介到中国，既需要开阔的现代眼光，也需要专业的文字翻译。日本既有悠久的汉字使用历史，又有早期“脱亚入欧”经历，在这方面确有优势。近代史上，在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输出方面，日本既是原创者，也是“二传手”。

如同开放初期国人对“日货”的热衷一般，20世纪初，也曾出现一拨“进口热”，那时热的不是“日货”，而是“日话”。轻狂少年、浅薄才子，言谈话语之间，竞相以卖弄日本词语为时髦。有人题诗讽刺道：“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每句都包含日本汉字名词。

清末重臣张之洞是“中体西用”的倡导者。那么，他对“日话”进入我国持何立场呢？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声称：“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作为政策执行者，他利用职权极力抵制“日话”进入中国。张之洞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张之洞抵制“日话”，当然是基于其深藏内心的精神律令与文化桎梏，这不仅暴露了“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同时也体现了其对外政策的叶公好龙。

言论、行动上的口是心非，往往导致日常生活的自相矛盾，以致闹出笑话。民间很快出现了张之洞抵制“日话”的新段子：“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这个属下胆大包天，居然“以香帅之道还治香帅之身”！

早期的洋务派官员，早期的拳民化文章，早期的民粹派人士，从学术风教、国民道德、亡国灭种的角度论述了“日话”的重大危害。其实，文化的交流、互补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全盘抵制“日话”，岂非要从《国语》《尚书》中寻找替代词？

（摘自《检察日报》 图/豆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