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月++成烨

内容摘要：唐宋词存在同调异名或一调多名现象，源于词调易名，涉及词人更改调名的改易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本文归纳词调易名的缘起主要有词人与伶人间的交流、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情感表达以及宗教思想的影响，并探讨同调异名的审美意趣等问题。

关键词：唐宋词 同调异名 改名缘起 审美意趣

词，原称为曲子词、曲、曲子、曲词，是伴随隋唐燕乐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在本质上是一种音乐文学。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特定音乐腔调的调名，即词调，俗称词牌，它规定着词的体式，不同调的词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在唐宋词篇中，我们不难发现小令中很大程度存在一调多名或者同调异名的现象。这是由于当时词人并没有词谱的概念，填词只以合腔为原则，词调的命名较为随意，往往同一小令因作者或命名方法的不同而出现同调异名，即一个词牌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我们熟悉的《鹧鸪天》，又名《半死桐》《避少年》《剪朝霞》《第一花》《千叶莲》《骊歌一叠》《醉梅花》等。万树《词律·发凡》云：“词有调同名异者，如《木兰花》与《玉楼春》之类，唐人即有此异名。至宋人则多取词中字名篇，如《贺新郎》名《乳燕飞》、《水龙吟》名《小楼连苑》之类，张宗瑞《绮泽新语》一帙皆然。然其题下自注，寓本调之名也。后人厌常喜新，更换转多，至庞杂蒙混，不可体认。所贵作谱者合而酌之，标其正名，削其巧饰，耐克遵守。”[1]词人更改调名出自不同的文化心理，在唐宋时代背景中，词人改易调名有其不同的文化因素。

一.词人与伶人间的交流

词本质上是一种音乐文学，是和乐歌唱、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唐朝世风开化，曲坊丝竹之音盛行，词调的“调”与音乐密不可分。在现存的绝大多数词调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唐教坊。唐崔令钦的《教坊记》共录曲名324支，其中成为唐宋词调的就有70余曲之多，证明了关系之密切。词人作词，歌伎吟唱以此得到报酬，词人以此获得名声，词作传于市井大众，盛极一时。宋代词人代歌伎言情，谱写心曲，流连秦楼楚馆，与歌伎成为知己，互相表露命运的坎坷和不公，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柳永是两宋词史上大力创调填词的第一人，“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一时成为佳话。柳词格调不高，有“词语尘下”之讥，但在词调方面则卓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于一时”。[2]柳永根据旧曲改出了许多新调。柳永的贡献在于把小令扩展为慢词并将其发展，使词调构成发生了重大转变。柳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娱乐需求，人们的审美趋向都可以从中找到痕迹。

历来词人都是先做曲谱后填词，随着时间推移，词调与词之间后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音乐与词调的脱节导致了词调的治乱，词在宋代的传播以音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词调的易名变化与音乐等表演形式紧密相关。唐宋尚乐，善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词调的发展。多数人认为唐宋词在当时都是可以吟唱的，事实上并非如此，词在当时部分可唱，部分不可唱，可唱的成为流行歌曲，而另一部分则成为古调。由宋入元，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词调的音乐创作与词脱离，格律与词调脱节，词进而变成了单纯的文学形式。

词人与歌伎之间索词、赠词不仅推动了词作的发展，更多的是拓展了诗词娱乐性。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有云“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其中的“缠头”是古代歌舞艺人表演时缠头的锦带。演出结束后，宾客以罗锦相赠（赠送歌伎艺人财物的统称）。杜甫《即事》诗有“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句。《锦缠道》又名《锦缠头》《锦缠绊》。《全宋词》中《锦缠道》完整的只有三首。此调用来描绘娱乐，宋代宋祁有《锦缠道·春游》，是春游词，踏青行乐，节奏轻快。另外唐宋有赛龙舟竞渡的习俗，以锦标为头筹，故有词调《夺锦标》，又名《锦标归》，此调逐渐又有状元及第之意。唐宋时期的娱乐形式或多或少的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趣，体现出悠闲安稳之象。

二.对女性的情感表达

女为悦己者容，女子在古代男权社会多以男性为依靠。女性的妆容与配饰在美化自己的同时也在取悦男人。纵观唐宋社会，这一时期的调名改易与女性颇多关联。

首先是审美层次上的升华。以妆为楔，在审美层次上对女性妆容的提高。《点绛唇》，单从调名来看就与美人红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杨慎《词品》云：“《点绛唇》取自江淹诗‘白雪凝穷貌，明珠点绛唇以为名。”中国自古有“皓齿朱唇”之说，朱唇亦作檀唇、丹唇、绛唇。唐谷神子《博异志·阴隐客》载：“绛唇皓齿，鬒发如青丝。”清陈维崧《竹枝粤东词》云：“摈榔酒酿郁林春，郁林儿女多绛唇”。宋代王禹偁有词名《点樱桃》。唇以红、以小为美，故有樱桃小嘴之称。唐宋时，女子有此妆容：涂完上唇后，下唇点一个圆点，于是有《点樱桃》之名。《点樱桃》还有别的词牌名如《十八香》（王朋词）。《点绛唇》后虽不局限于刻画朱唇，但仍多用这支轻灵婉转的曲调来歌咏女子情态，抒发女子情意。如冯延巳的《点绛唇》：“荫绿春深，飞琼家在桃源来。画桥当路，临水开朱户。柳径春深，行到关情处。颦不语。意凭风絮，吹向郎边去。”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明眸善睐”用以形容女子的灵动。《诗经·卫风》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白居易《长恨歌》中亦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含情眉目尽显女子妖娆缱绻之美状。古人将女子明眸比作镜湖，故有秋波传情之说，因而《眼儿媚》又有《秋波媚》之称。此外还有《画蛾眉》（又名《忆王孙》，）得名于陆游的“画得峨眉胜旧时”：《醉妆词》（又名《醉红妆》）等都以女子妆容为词牌的。

其次是爱慕表达方式的创新。以名为源，在名号之中对女性表达爱慕之心。古代文人筆下的词调中，女性名字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昭君怨》，为汉代人怜昭君远嫁匈奴而作。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王明君，一曰王昭君”。琴曲有名《明君怨》，故《昭君怨》又名《明妃怨》。在《钦定词谱》中有“朱敦儒词咏洛妃，故又名《洛妃怨》”。《祝英台近》调名出自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本词调最早出现在苏轼的《东坡乐府》中。世人感梁祝凄美坚贞的爱情，以祝英台的名字命名。且调名众多，《钦定词谱》卷十八载辛弃疾有“宝钗分，桃叶渡”句，名《宝钗分》，张辑有“趁月底，重修箫谱曲”句，名《月底修箫曲》，韩淲有“燕莺语，溪岸点点飞锦”句，名《燕莺曲》，又有“却又在他乡寒食”句，名《寒食词》。此调一般用来书离愁别恨，抒忧思郁结之情。如辛弃疾的《祝英台·春晚》“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天风雨。断肠偏偏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唤，流莺声住。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写闺人伤春怨别，表达了闺中女子对时光虚度，独守空闺的怨怼之情。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意蕴的词，假托女子伤春悲时愁苦抒发山河破碎的悲痛之情。[4]这与词调名相对应，总之是伤感哀愁之调。

第三是审美衍生广度的提升。以饰为引，对女性饰品的审美衍生。《绮罗香》最早由宋代史达祖用为词牌，问世后，人才开始用其咏物。绮罗是一种衣服材料，绮是有花纹的缯，平纹地起斜纹的单色织物。罗是一种富贵人家的消费品。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载唐司空曙诗云“野闻歌管思，水静绮罗香”，宋欧阳修诗句“绮罗香里留佳客，弦管声来杨晚风”。《绮罗香》，除咏物也可抒情，表现繁富旖旎之景。古人尚美，有追求繁华之态。而凤头钗，女子发饰作词名，是一种用金子和珍珠做成的凤凰型的钗子。又如《凤头钗》原名《撷芳词》，得名于陆游的“可怜孤似凤头钗”。由此我们得以知晓当时女子的流行打扮。女为悦己者容，女子的着装打扮与男性的审美亦有直接的关系。换个角度看，古代女子的地位并不高，女性附着于男性，女子的妆容打扮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需求。

三.佛道影响的印记

唐代立国后，对佛教的推崇进入一个新的高度。统治者除鼓励兴建寺院，还派遣僧人去境外求取经文，普传佛法。武后时期，进入鼎盛。佛教对广大民众的教化着重于声乐方面，在曲调转向词调的过程中，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相互依存并完美结合，我们不难从诗词中发现佛教的影子。如唐法曲可以查询验证的词调共25个，其各自所转变的词调有《破阵子》《五更转》《斗百草》《霓裳羽衣》等。沈括《梦溪笔谈·乐律》谈到《霓裳羽衣曲》：“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5]又如《雨霖铃》，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因唐明皇驾回骆谷，闻雨淋鸾铃，因令张野狐撰为曲名。”[6]柳永的《雨霖铃》入双调。法曲被文人作曲填词，进而转化为词调，可见佛教对文学影响颇深。

与此同时，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对本土文化自然也有着深厚的影响。从秦始皇起，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希望能够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对得道成仙的追求，时人都无比向往，这在词调上也有所显现。温庭筠的《女冠子》得名于描绘女冠情态。女冠即女道士，小令始于温庭筠，长调始于柳永。《忆秦娥》得名于李白的“秦娥梦断秦楼月”，秦娥是秦穆公之女弄玉，事见《列仙传》，又因有“水天摇荡蓬莱阁”，又名《蓬莱阁》。秦娥、蓬莱都是道教传记有关的词牌，《凤凰台上忆吹箫》最为典型，取自《列仙传》中萧史和弄玉吹箫引凤的故事，对于这种美丽的传说，后人以词歌咏。同时取其原有词牌又称《忆吹箫》《忆吹箫慢》。诸如此类的词调还有《洞仙歌》，又名《洞仙词》《羽仙词》《洞仙歌令》，《潇湘神》又名《潇湘曲》，《金人捧露盘》又名《铜人捧露盘引》《上西平》《西平曲》，可见道教对词调的影响。[7]词调受道教影响最明显的是全真教的王重阳。他喜改调名而不改调律，将许多旧词牌改得与道教仙家有关，如《渔家傲》改为《渔夫咏》，《南柯子》改为《悟南柯》，《瑞鹧鸪》改为《报师恩》，《声声慢》改为《神光灿》等。仅次于王重阳的当属丘处机，改词调共13个，如改《渔家傲》为《忍辱仙人》，改《戚氏》为《梦游仙》，改《念奴娇》为《无俗念》等。他们改调名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宣传道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反映词在道教文化中的渗透。同时，也出现了受佛道共同影响的词调，反映了唐宋时期佛道相互融合的现象。佛教讲求因果轮回，道教推崇“有道无为”，两者詞调的共通展现了唐宋人的思想追求与精神高度

词起于唐五代，兴盛于两宋。词调的易名发展亦是其功能转变的过程。词调在唐宋的文化背景中浸润了多种美学元素，在众多的流行元素的驱使下，词调得到了发展。从词调的变更、易名到词与调的完美结合，再至词与调的剥落，词和词调形成了两种既独立又相辅相成的文学形式。随历史的演变，战乱，朝代更迭，许多词都无迹可寻，而有幸留下来的诸多词也都只可见其文，不闻其声。如今我们也就只能从词调的转变历程来体悟当年鼎盛时期的景象。我们从当时的社会流行元素出发，分析词调易名现象，这与纯粹从易名的现象分析来得更有意义和依据，对当时的社会变化与风俗人情感知更为直观。

参考文献

[1]万树.词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0.

[2]叶梦得.避暑录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28

[3]杨金梅.论词在宋代的传播形式[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92-93

[4]王新霞，杨海健编注，杨海健.白香词谱[M].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6）：208

[5]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40.

[6]（清）王奕清.钦定词谱[M].学苑出版社， 2008.

[7]左洪涛.从词牌看道教对诗词的影响[J].道教论坛，2004（3）：29

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1610304002）。

（作者介绍：王向月，南通大学文学院学生；成烨，南通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