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泰鹏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临汾041000）

抗战期间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运动初探
——以三台县为中心

程泰鹏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临汾041000）

1939年，蒋介石为加快禁政进程，发起了肃清民间私存烟土运动。三台县政府按照四川省禁政机构的指示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办理肃清私存烟土。首先广为宣传，通过张贴标语，全县各机关如学校利用休息时间到民众中间进行宣传。然后按照肃清私存烟土大纲规定按价统收民间存土，在办公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发动全民进行肃清存土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就。通过探讨三台县的肃清私存烟土工作，有利于了解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工作的实际成效及四川省禁烟运动的成果。

抗战时期；四川省；三台县；肃清；私存烟土

近代中国，鸦片泛滥成灾，不仅毒害人民的身体，而且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7。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在禁烟方面并不积极，采取寓禁于征政策，重在通过鸦片征税。20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国际与国内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南京政府发起“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并为之设立专门机构，制定法律制度，在全国开展禁烟运动。川省近代以来就是重要的鸦片产销地，自然也就成为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运动的重要指涉对象。省府此间遵照中央指令，从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四个方面推行禁烟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禁烟运动在四川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面对民间存有大量私土的情况，为按期完成禁绝任务，1939年禁期迫近之际，国民政府颁布《肃清民间私存烟土办法》，并限期各省进行登记，一律给价收买，逾期则一律没收。四川省成立督办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事宜公署，统领全省肃清私存烟土工作。

三台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以城西有山名三台而得名。该县水陆交通，俱极便利，为川北中枢。[2]62全县以农业为主，同时缫丝，盐业也较发达。1937年全县人口达969184人。[2]2学界对于国民政府六年禁政运动内容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对六年禁政末的肃清私存烟土运动研究则鲜有人涉及，论文《四川松潘县禁烟问题研究（1935—1945年）》（四川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中有一个小的章节对松潘县的肃清私存烟土运动进行研究，但更多是制度的描述，就事论事，没有结合时代背景。本文以三台县为例，详细叙述三台县的肃清私存烟土运动，从而管窥四川全省禁政中肃土工作的成效。

1 肃清私存烟土工作的机关及人员配备

1939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快禁政进程，遂决定肃清民间私土，并颁布《肃清私存烟土办法大纲》和《肃清私存烟土办法大纲施行细则》，指导肃土工作。四川省于1939年9月成立督办四川省肃清民间私存烟土事宜公署，指导全省肃清私存烟土工作。1939年12月15日，为统一全省禁烟事权，四川省成立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合并禁烟督察处川康分处及其下属机关、省民政厅禁烟科以及督办四川省肃清民间私存烟土事宜公署。至此，肃清私存烟土工作统归禁烟督办公署负责。

根据《督办肃清私存烟土公署组织规程》第五条规定第一处职掌“关于督饬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各县县长及区联保甲长清查登记及统收私存烟土之进行事项。”[5]可知，三台县的肃清私存烟土工作主要由各级行政长官担任，其中县长的职责更大。蒋介石曾在给四川、西康、贵州三省主席的电令中指出“此次肃清私存烟土□，其最大枢纽，完全寄之各县县长如各县县长能切实督饬区联保甲长调查农户，凡有存土，抵准售与县府之收购机关，则农户不敢售私，虽有私枭，无从得土，如此连环控制，果能切实严密，则民间私吸亦□由是杜绝。”[5]蒋介石认为县长在此项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对县长的管理，是成功完成工作的关键。县长上承督署命令，下饬区联保甲人员认真办理，在办理过程中如出现敷衍塞责等现象，县长负有监督考核之责，一经发现办理不力者，准予分别撤惩，对于包庇私藏贩烟土者依法治罪，绝不姑息。

同时为了监督各县办理肃清私存烟土工作，督署规定各县设监察委员会，聘请县党部书记长和临时参议员及当地热心士绅充任委员。其职责为“弹劾检举当地各级办理肃清私土人员之违法舞弊行为。”[4]三台县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县党部正式成立三台县肃清私存烟土监察委员会。委员会名单如下：

三台县肃清私存烟土监察委员会委员履历表①

以上这六人中，既有县党部的书记长，也有县禁烟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当地的乡绅。禁烟委员熟悉烟土事宜，地方士绅熟悉民风民情。考虑到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及地方的独特性。这样的人员组成有利于监委会进行工作。

2 肃清私存烟土工作的宣传

政府对于肃清民间存土的政策是给价收买，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政府的阴谋之举，意在将民间散存烟土低买高卖，牟取暴利，故对此多不配合。督办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事宜公署认为要加强宣传，让民众了解肃清存土的真正目的。

三台县根据上级指令，要求各区联保及禁烟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做好宣传工作，务必使民众认识到“此次普遍清查，即系遏制毒源，以达禁绝之目的。惟念农民生计维艰，所存烟土遽行没收，难免不使举家生计骤受影响。乃规定时限，准其按期缴售，逾期不缴，即予没收，以示政府体恤，亦即给价统收之真意也。”[4]政府所收之烟土，除少部分作为戒烟期内供吸食者所需及炼制药剂，供前线与敌作战将士治伤外，其余全部予以焚毁。政府绝不从中取一分利益。

宣传的重点是强调农民上缴存土的利益。其利益有“一、缴出存土，既可得钱，又可免受处分。二、私存烟土既属违法，又易遭匪徒觊觎，致受意外损失。三、暗中私售必受人剥削，所受损失更大，不如直接缴交政府，正式领价，安全妥当。四、政府收买存土，完全是体恤农民，只有一次机会，过此不售，所存私土，即等废物。”[4]通过上述所列“利益”可知，农民只要将私土上缴政府，既得到了钱，又不会受到一些“无谓”的损失，使利益最大化。督署在收土过程中将烟土分为三类，其中宣汉土每两四元五角，丰都土每两四元四角，涪陵土每两四元三角。滇土照法定之宣汉土价，黔土照涪陵土价。其他夷土、康土视土质比照上列土价。从价格可以看出政府收土价格不高，这也就使得宣传效果不佳。另外，三台县把督署下发的布告及标语在全县重要地点进行张贴，标语内容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任何人不准私藏烟土”、“有烟土的赶快向政府登记”、“有烟土的赶快卖给政府”、“私存烟土过期一律没收”、[4]。通过张贴标语，民众对于肃清私存烟土工作目的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为扩大宣传，三台县于1939年12月4日召开全县禁烟扩大宣传筹备会议，大会决议由各机关团体分别编队分赴城厢及附城各联保宣传。并令饬各联保处当宣传队到达之后，即行召集所属保甲人员到场听其讲演，并予以协助。宣传队编队情况如下：

三台县禁烟肃土各界扩大宣传编队表②

通过上表可知，担任宣传任务的既有与禁烟有关的禁委会与监委会，也有森林事务所这样与禁烟毫无关系之机关。可见政府对于此项工作的重视。在宣传时间上，利用赶集日人员密集的特点，扩大宣传范围，达到宣传目的。

除了机关团体，三台县要求所属各中小学民教馆利用星期例假作普遍宣传肃清私土工作。各级中小学接到通知后，立即予以施行，例如三台县立南城小学校长韩瀛阁在完成宣传工作后给县政府的呈文中写到：

“本校遵制宣传肃清私土宣传队用旗一面，并张贴标语多份，选择长于讲演及善于歌咏学生五十余名，组织宣传队，附以歌咏团，利用十一月四日星期六空闲时间，午后三时，由校列队出发，上下南街南关外，择定各处人稠地点，先行施以歌咏，继以切实宣传，民众听者无不动容，直至晚六时半，始整队返校。”[5]

呈文中该小学在宣传方面组织宣传队一支，除了传统固有的演讲、贴标语等方式外，学校还组织歌咏团这样新的宣传方式。在人员稠密地区，先以唱歌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在歌咏团唱歌之后再结合实际进行宣传，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听讲演。三个半小时的宣传，使得“听者无不动容”，可见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3 办理肃清私存烟土

根据《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办法大纲》规定，全省肃清私存烟土工作从1939年10月开始，限五个月办完，前三个月为办理期，后两个月为检查期。

三台县政府根据上级训令办理全县肃清私土工作。县长派员到各区联保会同各联保甲长一起进行工作，清查以保为单位，首先对存土较多的保进行清查，每保以甲为单位挨家挨户进行清查，对之前经营土膏生意之商户要重点清查。每户清查完毕后，即在该户门首上贴上“查讫”标签，以区别于其他。如果在该户中发现存土，则会同该户之甲长将住户姓名及所存烟土数量种类分别登记，填发登记证，并将烟土盖章查封。每甲清查完毕后由甲长及全甲住户共同证明全甲存土已经完全登记，或者经查并无私土的证明书，呈报保长，每保清查完成后保长将所属各甲证明书及登记烟土之登记证存根一同上呈各联保。然后依次层层上呈。检查完后县府联系设于中江县的临时仓库，派员来县验收存土。当验收人员到达后，县府根据之前所定的时间地点要求各区署前往送土。各联保主任于二日内督饬各保甲长督率各存户携带烟土及清查时所填登记证，到指定地点进行缴交烟土。各保甲长要逐一检查登记证有无错误，并存户缴交烟土后，在登记证上加盖印章。每区验收完毕后，区长应统计全区缴交烟土总数，上呈县府查核。县府在收到区署报告后，派员进行复查，督同联保主任检查可疑之户。经过清查，全县共收存土毛重82两，净重47两。[3]227从清查结果来看，全县仅查出毛重不到100两，这明显不是全县的真正存土量。

1939年12月18日第一区署向县府呈报并无私存烟土之后，20日，县警佐陈凤翔即在第一区署城厢联保第十六保第七甲住户林黄氏家中查获漏未登记之烟土总计毛重一百两。警佐陈凤翔上呈县府要求严惩私存烟土之林黄氏及所属保甲长，以肃禁政。但是根据先前所颁布的法令规定，肃清存土在检查阶段查到私存烟土才能给予治罪，而此时办理清查时期已过，检查时期还未到来。县府不知如何处理，遂呈文督署请示如何处理。[4]通过查获林黄氏私存烟土事件，我们可以得出：首先，既然第一区署已上呈县府并无私存烟土，但不久即查获私土，足见第一区署在办理清查私土工作存在遗漏未登记现象。第一区署的这种情况估计在其他几个区署也存在。并且此次烟土数量巨大，三台县清查登记验收烟土仅毛重82两，而此次查获烟土就有毛重100两之多。其次，处罚制度不完善，在将林黄氏拘留后，并没有一个适合的法令来处理此事，只能向上请示。

为了加快肃清存土的进度，督署制定《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告密及给奖办法》准许人民密告相互检举，密告检举时要求填明私存烟土姓名及详细地址，烟土数量及存放地点，密告人的姓名及住址。如果政府所查属实，则给予密告人所查烟土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奖励。如果系捏词诬告，一经查实，加重处罚。鼓励民间相互检举，可以便于尽快查完民间存土，完成禁政任务。且在密告时要求密告人填写真实姓名及住址，可以避免一些不法之人借密告来泄私愤，偏离密告的初衷。

4 肃清私存烟土办公经费

根据《四川省各专员公署各县县政府设置办理肃清私存烟土人员及支给办公费办法》规定，各县依照实际情况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分别按月发放一百元至三百元作为办公费用。三台县属于丙级，每月办公经费为二百元。肃清烟土临时办事处设办事员四人，一等办事员一人，月支薪五十元；二等办事员一人，月支薪三十五元；三等办事员两人，月支薪各三十元。其余五十五元作为办公费。从上级所发下的办公经费的用途来看，72.5%的办公费用用来支付办事员工资，只有27.5%的经费被用来当做办公经费。这也就导致在实际工作中经费不足。在三台县向上级请拨1939年十月十一月份的办公经费的呈文中写到，办理两个月以来，“支付印刷宣传品一项即已超过五个月办公费之额数，其他薪饷开支实无款可垫。”[4]两个月的印刷宣传品的钱就抵了五个月的办公费，可见地方办理肃清私存烟土的资金需求大，办公经费不足。

即使每月发放200元的办公经费，也经常出现拖欠情况。三台县按照省府的要求，于1939年10月开始办理肃清私存烟土工作。上级并没有下发办公费。三台县于11月8日呈文要求下发本县十月十一月两月份共四百元办公经费。公署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发指令说准予拨发函饬四川省银行照数汇兑。但是直到十二月五日仍没有收到汇款，遂再次请领十月十一月两月份办公经费，直到十二月八日才收到上级指令，随令附发汇票。三台县始得其两个月办公经费。收到汇款时间与初次请拨时间已相隔一月。十二月份才收到十月与十一月的办公经费。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办事过程中程序过多，拖延了经费下发的时间，影响工作进行。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特殊的国情相关，1939年正是国民政府与日本交战的关键时刻，东部国土丧失，政府失去了重要赋税地区，只能靠西南诸省来支撑国民政府开支，四川作为西南诸省中面积最大，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自然也就承担着更多的赋税，资金更多被用来战场消耗。而用在肃清私存烟土中的资金则大打折扣。

除了每个月有固定的办公经费，为激励基层人员努力工作，督办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事宜公署制定了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区保甲长集中烟土补助办公费暂行办法。其中规定未设临时仓库的县份县政府，按照验土数量，每担提支特别补助费十元，已设临时仓库县份县政府，每担提支补助费五元。三台县本县并没有临时仓库，故应按照每担提支十元特别补助费计算。而此项特别补助费则必须在该县烟土验收完毕之后，由县政府或区长填具领款收据，向来本县收土的会计员领支报查。对于县以下基层区保甲长办理烟土集中事务时每担支给特别补助费三十元。其具体分配如下：区长百分之十，联保主任百分之二十，保长百分之三十，甲长百分之四十。从分配比例来看，最底层的做事最大的甲长拿到的份额最大，这也体现出政府对于基层办理人员的重视。可以激励基层办理人员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

5 结语

按照原计划，四川省的肃清私存烟土工作于1940年2月底结束，但因各地情况不一，并不能如期完成，遂延长至三月底结束。三台县的肃清私存烟土工作于三月底办理完竣。根据四川省在六年禁政完成后对全省各县的办理禁政考核的检查，三台县最终位列乙等，而在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及肃清私存烟土五项主要工作中，肃清私存烟土工作的评分为16分（满分为20分）[3]261。

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三台县在办理肃清私存烟土工作仍旧存在许多问题。如各级基层人员在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蒙混上级，对于自身责任认识不清，有些更是直接参与私藏烟土。而在在督署方面，制度建设不完善，不能应对一些突发情况。办公经费迟迟不能到位也影响着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民众来说，三台县虽不是产烟的重要区域，但因为历史原因，当地民众种植吸食鸦片不在少数，他们对于烟毒的认识并不深刻。并且，鸦片买卖的高额利益使得禁烟禁而不绝，也影响了肃清私存烟土工作的进行。然此时正是中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败退固守西南一隅，为支撑抗战，势必不容鸦片毒害民众身体，浪费国家钱财，自然希望早日禁绝烟毒，以集中更大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所以说，在肃清私土方面，烟民与政府之间存在张力，尤其是在抗战与禁烟之间，国民政府为追求早日结束禁政工作，采用低价收取民众手中烟土方法，有与民争利之嫌，使得民众心有不愿，多不积极配合，影响了工作的效果。更因前线战争物资消耗巨大，政府并无充足资金同时用于抗战及禁烟，致使禁烟经费不足，再加上国民政府基层公务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所以肃清存土工作亦大打折扣。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三台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目录号3，案卷号2308.

②资料来源：三台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目录号3，案卷号2307.

[1]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2]三台县汇刊[Z].北京:人大图书馆藏,1937.

[3]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四川省禁烟委员会.四川省禁烟汇报[Z].成都:蓉新印刷工业合作社,1939.

[4]肃清私存烟土事项令[B].三台:三台县档案馆(全宗10，目录3，案卷2307).

[5]肃清私存烟土事项训令,函[B].三台:三台县档案馆(全宗10，目录3，案卷2308).

责任编辑：周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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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094（2017）01-0048-04

2016-11-01

程泰鹏（1991-），男，山西临汾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