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萍，张红扬，李先敏

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刍议

陈丽萍，张红扬，李先敏

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逆向思维经历了初步萌芽、初步发展、进一步发展和走向成熟等几个阶段，并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之中。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确立、对中国革命军事战略的选择和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均起了促进作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可以增强民众对思维运用限度的把握；开阔民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视野；增强民众创新性思维培养的针对性。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逆向思维；形成与发展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指引我们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必不可少的工具。逆向思维是一种基础且重要的科学思维，也叫求异思维，是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成定论的事物或观点进行逆转思考的、反传统的、创造性的一种思维方式。人们习惯于沿着事物发展的正方向去思考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即正向思维。然而，对于某些问题，尤其是一些特殊问题，从结论往回推，倒过来思考，反过去想或许会使问题简单化，使解决问题变得轻而易举，甚至因此而有所发现，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来，这就是逆向思维及其魅力。纵观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不难发现不管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思想总能在最危急的情况下，发挥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指引中国共产党分析并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其中，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的逆向思维的发展历程，分析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关键性的历史时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对于我们在社会转型期中，提高运用思维方式的能力，开阔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视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的逆向思维的发展历程

逆向思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必要条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逆向思维使毛泽东冲破了原有的思想牢笼，运用反传统、反常规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在不断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日益走向成熟。同时，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其晚年的运用上也显现了它不足的一面。

（一）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革命初期的萌芽与运用

“革命初期，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右倾机会主义，放弃革命领导权；“左”倾机会主义，只注重工人运动。”［1］3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不知道去何处寻找更加广泛的革命力量，导致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遇到了不少挫折。如何在胜少败多的情况下，为中国革命找到更多的同盟军，增强革命的信心，这是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之后，以反传统、反习惯的思维方式对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中国最广大的群体是农民阶级，他们所受的压迫最多。因此，毛泽东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的力量不能仅仅依靠工人或者知识分子，而应该将被其他人排在革命力量最末尾甚至被忽视的农民阶级提到很高的地位，并把他们发动起来纳为己用，从而壮大自己、孤立敌人。

此时，毛泽东的逆向思维使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的巨大力量，并将其提到很高的地位。因此，他的逆向思维在革命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二）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发展与运用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标志着毛泽东的逆向思维的逐步完善。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国内共产主义运动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盛行，特别是王明路线的错误几乎使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毛泽东面对失败，认真反省。他对中俄两国的革命形势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思维主体和思维对象空间上的逆向思维方式，明确指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攻打大城市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他坚决主张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保存革命实力。”［2］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提出，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转向了实事求是，“使中国革命的方向由城市转向农村，避免了当时中国革命走上绝路。”［3］

此时，毛泽东对逆向思维的运用比之前更具有世界性的战略眼光，具体表现在毛泽东在战略抉择中，不局限于国内形势，开始将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同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运用反传统、反习惯、反常规的逆向思维，提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方针。

（三）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抗战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与运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完整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的逆向思维走向了成熟。抗战初期，整个社会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亡国论”和“速胜论”。前者将敌强我弱的矛盾无限放大，具有妥协倾向；后者忘记了敌强我弱的矛盾，具有轻敌倾向。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对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正确认识，都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存在重大失误，很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发展。针对上述两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审时度势，以反常规的思维方式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局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了科学分析，认为既不能忽视敌我力量的悬殊，又不能忽视敌方非正义战争的不正当性和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提出了与两种错误观点完全不同的“论持久战”的重要战略思想，这使全国人民对抗战的形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并增强了对抗日战争的必胜信心。

另外，在党的建设上，面对抗战开始后党内出现的一些消极思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毛泽东在走访调查之后，运用逆向思维方式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思想倾向严重影响了党在政治、军事斗争中作用的发挥。因此，他创造性地开展了整风运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4］，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整风运动极大地加强了全党的思想统一和团结，并使“党的建设”成为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逆向思维不仅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着手，更上升到对人们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在当时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主要体现在当时面临日本人扬言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紧急形势，此时毛泽东考虑的不仅是整体的战略抉择，而是先从时局出发，向民众宣传中国必胜以及长期抗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精神上增加了民众对抗战的信心。可见，毛泽东此时运用逆向思维可谓是得心应手。

（四）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与运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毛泽东思想持续发展的阶段。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这一阶段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在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逐渐突出的情况。“受‘波匈事件’的影响，以及国内经济工作的冒进做法，一些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进行公开批评，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又缺乏准备，简单地将这些批评作为阶级斗争来进行简单粗暴的处理。”［5］227对此，毛泽东运用思维主体和思维对象时间上的逆向思维方式，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对于党长期执政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指出在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上，党和政府更应该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而不是沿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专制的方式来解决敌我矛盾，这些做法极大地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此时，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已经从对战事的思考过渡到对新问题的处理上，足见毛泽东的逆向思维运用之灵活。可以说，在中国革命时期（指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总能着眼于大局，将逆向思维运用在实际的革命和建设之中，这不仅提高了革命和建设的能力，而且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和党的凝聚力，有效地推动了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二、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中国革命时期的重要作用

分析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中国革命时期的重要作用，对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这一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它使中国人民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认为敌人的主要军事布防在城市，而中国革命的力量太过弱小，向大城市进攻势必遭到失败。但是，当时多数共产党员仍然没有放弃攻打大城市的主张，并认为向农村进军是流寇行为。毛泽东审时度势，采取与当时党内多数党员相反的逆向思维方式，提出了必须放弃进攻大城市的正确主张。他指出红军必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认为向农村进军、在农村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保存革命实力具有重要作用，最终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方针，形成了反“城市中心论”的“农村中心论”。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终被党内大多数人所认同。北伐战争失败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放弃了军队的指挥权，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针对此种情况，为了使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采取一种反当时主要领导人对军队领导权的习惯思维，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既使中国共产党在对敌作战中掌握了主动权，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成熟。

毛泽东打破了当时某些人对进攻目标及军队领导权的常规思维，并将二者有机结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里出政权”等理论。这些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理论创建，为毛泽东的逆向思维的成熟提供了重要佐证。

（二）对中国革命军事战略的选择起到了促进作用

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发展中不断走向成熟，为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选择正确的军事战略、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把逆向思维作为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时期的情况变化是很急速的，必须不断使党提出的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6］。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党内不时有与敌人硬碰硬、打硬仗、打正规战的思想和情绪。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中，敌人的力量处于绝对优势，中国共产党建党时间短、全党马列主义素养偏弱、对共产国际指挥的盲目崇拜之风日益盛行，同时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在不断地变化。所以，在革命初期，我党面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常常不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思路，从而使中国革命的火种几乎熄灭。对此，毛泽东顶住重重压力，以反常规的“游击战”“运动战”“地道战”等代替“正规战”“阵地战”等常规的打法，无论是在敌后战场，还是在正面战场，均将这些打法结合起来用于实战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博古、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采用与敌人“硬碰硬”的正规战打法，直接导致了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认为如果采取敌人擅长的正规作战策略，打硬仗，就直接落入了敌人为我们设置的陷阱中。因此，毛泽东采取反正规的游击打法，认为要想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就必须利用各种有利因素，采取战略迂回的方法绕开敌人的封锁线，并抓住有利时机，痛击敌人。例如，在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战中，红军经过三渡赤水，绕开了敌人的封锁，实现了第四次渡赤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最终甩掉了敌人的包围，实现了红军吴起镇胜利会师，使革命实力得以保存。在延安保卫战中，国民党大军以十倍于我军的兵力直指延安，毛泽东认为如果此时应战，不可避免要遭受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基于思维主体和思维对象空间上的逆向思维，运用“空城计”暂时放弃延安，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最后战胜了敌人。

（三）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逆向思维不仅贯彻了“实事求是”，更是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毛泽东曾指出：“脱离对客观实际的调查，对阶级就有了唯心的估量，随之产生唯心的工作指导思想，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机会主义或者盲动主义。”［1］112在不同时期，中国革命的敌人会有所不同。北伐战争中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抗日战争中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中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基于思维主体和思维对象时间上的逆向思维，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不同时期对革命对象的主次变化有深入的把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适时放弃不合适的政策，只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主要敌人。比如，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运用反常规的思维方式，灵活采取了讨伐军阀和打击地主阶级的政策，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呼吁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反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对地主阶级采取优待政策，而是进行土地改革，打击美帝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并在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废除封建性质及半封建性质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5］163。另外，“关于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马克思否认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列宁虽然将革命的力量扩大化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但是他仍然将革命的主导力量寄予无产阶级。”［7］这些思想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定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情况，以及同时代俄国的具体国情，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环境下并不适用。基于此，毛泽东运用反传统、反习惯的逆向思维方式，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将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扭转了当时革命进攻的方向，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尤其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正视不断变化的形势，坚决摒弃固有的思维模式、固有的工作方式和固有的政策措施，灵活贯彻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8］。

三、毛泽东的逆向思维的现实启示

任何一种思维都有其产生、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然后再通过对挫折的经验总结，最终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对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发展历程及在革命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的分析和把握，对于提高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合理运用思维方式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一）增强了民众对思维运用限度的把握

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运用都有一个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度，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就会出现错误。从毛泽东的逆向思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的过程中，毛泽东的逆向思维总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到了晚年他基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否定，党和国家工作不再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致使中国社会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然而，我党总能从挫折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从挫折中继续前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会做出“钻牛角尖”的事情，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给人们带来困扰，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善于把握思维运用的限度，俗话说“过犹不及”就是如此。因此，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寻找处理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顺利解决实际问题。

（二）开阔了民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视野

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在革命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我们处理实践中的问题，打开了思维空间。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采用习惯思维去解决严峻的现实问题，红军就不会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也不会取得延安保卫战的胜利，更不会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当前，我们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等等。如何在复杂情况下更好地处理问题，在某些时候就需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开阔思维视野，采取科学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三）加强了民众创新性思维培养的针对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被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将“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2015年6月11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创”）号召，至此，创新逐渐成为了转型期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然而，“双创”的实现，需要创造新思维的支撑，因此对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创造性思维中，包括很多思维方式，如科学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等。然而，逆向思维作为创造性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因其相较于正向思维的固定化、常规化则更具灵活性、创造性，相较于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严密性、抽象性则更具朴实性、可行性和实践性。这些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形成。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和动态性特征，是当下人们培养和形成创造性思维的有效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毛泽东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韦家文.审视毛泽东思维[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1）.

[3]刘木光.毛泽东逆向思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

[4]毛泽东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2.

[5]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钟凯雄.论毛泽东思想的创新思维[J].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7]李旻泰.韩国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1）.

[8]胡建成，彭冰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教学与研究，2011（6）.

（编辑：文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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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7）11-0003-04

陈丽萍（1992—），女，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工作；张红扬（1965—），男，学士，内江师范学院预防腐败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政治思想问题研究；李先敏（1974—），男，博士，中国近代史研究博士后，内江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

2017-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