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罗宾·吉尔班克

英国同学：那你知道中国的一些名人和大家吗？

我：知道好多文化界的，但我不清楚是否在這里也有名。

英国同学：介意说几位的大名吗？

我：陈忠实。

英国同学：没听说过他。

我：方英文。

英国同学：你是说台湾的领导人吗？

我：不是。那你知道孙皓辉、吴克敬和叶广芩吗？

英国同学：也没有印象。

我：安黎

英国同学：什么？我不相信，你真的认识他？

我：确实认识。怎么会不认识呢？你最喜欢他的那部作品，是《小人物》还是《痉挛》，你知道他的作品有时有点灰色……

英国同学：这两部作品都不知道，但我喜欢他的《卧虎藏龙》，他的《断背山》的结尾都把我女朋友看哭了。

（在英语世界，台湾籍电影导演李安的英文名是Ang Lee，和陕西作家安黎的汉语发音一样）

承认这是一个完全虚拟的对话，但就陕西文化和文学而言，在英语国家和我所旅居的陕西之间的确是有一道巨大的知识障碍。眼下，有关“软实力”在中国崛起并屹立在世界的意义谈论很多，大作也不少。没完没了的论坛和会议都在质疑，为什么中国在文化艺术领域没有获得像经济发展上的辉煌成就，其发展态势几乎成了经济领域的一项新兴副业。有很多次，我坐在豪华宾馆的圆桌后面参加论坛，一边喝着有盖子的茶杯里的绿茶，一边接受咨询：为什么陕西文学在国外的读者不多？我提起过小说的篇幅，说西方读者对一本小说的观念可能是中国读者的三分之一，我也提到了文化上的各种差异。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贾平凹的《土门》。但当有近百万外国人签名请愿，呼吁认定玉林狗肉节违法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读者对这本小说开篇的强烈反应：人们排队去看警察处死流浪和没有登记的狗。

细想起来，我们不禁感到中国文学（特别是地方色彩的文学）在国外的造势上落后于电影和视觉艺术。即便张艺谋在英国不是家喻户晓，但我的很多同胞都喜欢他的《十面埋伏》，认为其是武打片里的经典。陕西被誉为是“中国的文学大省”，但这张名片没有打到国外去。在本文，我也只能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学亮点浮光掠影地一谈，说一下究竟哪些作品适合被英译。

发轫之初：走向皇甫村与蛤蟆滩

延安是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孵化地，但谁能正确无误地说出有多少作家在拿起笔以前，曾经仔细打量过延安根据地呢？当沙博里（Sidney Shapiro）九十九岁在2014年末去世时，英文讣告没有提到他与这个地方的有建设性的联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尽量回避那里，只是后来作为国宾访问过一次）。沙博里翻译柳青的《铜墙铁壁》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时，这些小说的思想意识是很鲜活的，接地气的，所以国家出版社为了宣传率先将这些作品译成了外文。至少就西方媒介而言，人们记得沙博里是下工夫翻译古典名著《水浒传》的人，他翻译陕西作家的小说甚至无人提起。

在沙博里去世后几天，我终于从书架的顶部取出了这两本书。杜鹏程先生的大作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有十几本，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借的已超期三年了。柳青的《铜墙铁壁》是我从网上在英国买的，书店的老板在封面下给我夹了张便条，说“希望你喜欢这本书，我们很少有这类书的订单”。说实话，我眼里的标准不一样。在大屏幕上看的有关内战和抗日的电影太多了，更不要说还要教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东西，其结果使我对疯狂的战争都麻木了。然而，这部小说除了是军事题材外，在我耳边回响的是乡村的抒情描写。当要为民兵们找一个藏身的地方时：

各村来开罢会的干部有些人张一言李一语，谈论着同治年“回乱”时藏反挖下的崖窑，已经多年没用了，下雷雨时山水冲坏的羊肠肠路，已经给崖上的酸枣和柠条长满了，而崖窑里野兔和松鼠打洞，野鸡和乌鸦在里头拉屎，不知弄成甚样子了。这些人意意思思，不想费功夫去整拾它；他们说敌人来了去藏一下，敌人一走就各回各家。

——引自柳青《铜墙铁壁》第104页

这样的风景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被精致地描述过吗？在其中篇小说《状元羊》的前几章里，吴克敬在描述农民为了躲贪婪的干部，藏在龙尾沟的窑洞时，营造的氛围很接近柳青的自然主义风格。和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当地自然风景的律动和质地很容易吸引外国人的眼球。

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向了沙博里翻译的其他陕西作家的大作。有三次我都试图读完柳青的《创业史》，但每一次都被与梁三早期的苦难有关的深厚背景故事而放弃。沙博里的语言似乎怪怪的很有限，虽然他力图使歌颂集体主义优点的段落显得与其他译者不同，但他没有扑捉到关中人说话时的鲜活。最后，在陈忠实过早地去世后不久，我把他对柳青的评价读了两遍，这才意识到只有读懂了《创业史》，才能中肯地理解上半个世纪的陕西其他文学作品。

陈忠实先生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读过他崇拜的英雄在杂志上连载的作品。他每周攒两毛钱买连载作品的 《延河》杂志，当《收获》刊登柳青的作品时，他才在中学完整地读到了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在南泥湾顶着风险读了被禁的版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再次重读《创业史》，内疚地意识到今天他在政府的工作是：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说服农民，说服干部，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是在解散柳青所描述的集体农业制（见陈忠实“我读《创业史》”）尽管如此，他深刻地意识到，柳青对人物的塑造以及心理特征描写使这部作品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当然，梁家老一代人与新一代人之间的不同观念，可以说完全是栩栩如生、被固定下来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

为了公众事务把世俗人情撇在一边，这种心情，是梁三老汉所不能理解的。他一辈子老实、无能，对环境的压迫逆来顺受，人生的目的十分微小。

——引自柳青《创业史》第17章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可怕的饥荒中躲过一劫的梁三老汉，斥责儿子为公忘私不可思议，在梦里他渴望的孝顺是能有一件过冬的棉衣。而他儿子的愿景式领导是保证村里的人在以后不受穷。两人对对方都没有怨恨，农业改革实际上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家庭的稳定。

海明威认为二十世纪以后的所有美国小说的源头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記》， 《创业史》和关中作家的关系亦是如此。中国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遵循的是毛主席的“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他还进一步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是我们想了解早期描写集体主义的精华作品，就必须去西安南边的长安县（现在的长安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西里尔·伯奇（Cyril Birch）指出“在所有想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道德的小说中，没有比柳青的《创业史》更出色的作品”。伯奇似乎在支持陈忠实对这部小说的正面赞扬，他赞扬小说对人物的刻画：

梁生宝的魅力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他也许是个英雄，但却是一个朴素的英雄。他是借他父亲即对他高度有意见的梁三老汉的导引，曲里拐弯地出现在小说里的。他父亲顽强的个人主义碰上了梁生宝时刻准备着把集体利益放在家庭个人利益之前的冒犯。梁三老汉本人也是一个杰出人物，长期以来顽固不化，但最终还是变成了一个甘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的新人，其回报就是作为合作社领导人的父亲有了新的尊严。

——引自西里尔·伯奇著

《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第775页

为了给小说搜寻“原始素材”，从1954年到1960年，柳青一直待在皇甫村，他在那里留下了什么痕迹呢？那里每一个过了六十岁的村民都知道“刘老师”的故事吗？在得到了一万多元的稿费后，他义不容辞地把这笔钱捐给了被毛主席称为是“矿藏”的农村合作社。人们记得这个堪称典范的英雄、手握笔墨的梁生宝吗？

要简单地回答第一个问题，那里有他的墓。开车到皇甫村，那儿社区的一块“平地”像是一片死水，被太阳晒黑的广告牌倒在公路边的沟里。唯一感到有人类生活的迹象是远处有摩托车发动的砰砰声，和一位患痔疮的农家妇女在厕所里的压抑呻吟。拐往连着大街的路堤，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一件不明真相的事不是正在计划就是才刚刚结束，绕着一个没有顶棚的华盖架子正走着时，一个穿高跟鞋的干部告诉我们来错了地方，柳青以前住的地方在山那边。当我们关上车门时，气氛更加神秘了。我的一位同伴开始吹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欧洲的教堂会给陌生人指路，而我们在这即便是转上几个小时，也不会知道到底该去哪里？”“村委会就是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司机说，她一边说着一边摆弄着优雅的长发上的发夹。

再往上走了走，我们得到了一位退休中学教师的帮助，她告诉我们的运气好，柳青墓正在被维修。我不知道柳青墓大门旁边刚完成的浅绿色柳青壁画是不是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那简直有点像外星人。从其他正在画的场景中，人们很容易能认出小说中大事件中的人物。一位说他已经六十六岁的男人松了松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说柳青家曾经就住在山脚下，柳青喜欢和他的兄弟们玩。“都没有了，被推倒了。你想，他在‘文化革命中坐监狱的时候，人家会让他家的房子安生吗？”我耸了耸肩，给他递了根棍子，问他都还记得些啥？有更具体的事吗？能给我们讲一些他的趣闻轶事吗？我问他。他先是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咧嘴一笑，露出了嘴里的金假牙：“太小了，当时太小了没注意。村里要是有九十多岁的人还可以帮你。不行，你想，那个年纪的人早都死了。”

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和西里尔·伯奇与陈忠实那样看待《创业史》的创作。海外学者夏志清显然对其冠之为“毛时代的小说”看法不一，他写道：

作家与人民在一起生活的一个好处是，他们在应用民间语言上有了进步。跟早期几乎与现实脱节的革命小说相比，毛泽东时代的小说，至少在语言的模仿上与对表面生活的观察上表现得相当精确。

——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80页

即便如此，在他看来政治上的矛盾苛求，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无法把自己对乡村无产阶级的感情化为真正有审美情趣和有价值的东西。

大陆的新小说家所能做到最好的，便是创造出一种肤浅的“资料写实”文学。但骨子里，这些写实文学一点儿也不真实，因为老百姓间真实的感情和思想，都一律被有系统的加以歪曲来符合乐观主义的公式调子。甚至农民的语言也堕落为死板的粗话和土语，因为那些语言的作用，已经不再是为了表现真实的感情了。在感情冲动时，农民的语言本是饶有诗意的，但在大陆的“写实文学”里已失去了。再说，特意去培养方言文学，与其本来的“文艺大众化”目标相违，因为它破坏了早期白话文作家苦心孤诣栽培的成果，那就是国语的推行。

——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81页

整整四十年后，我们读此书不是为了改变思想，而是为了了解前辈人怎样解决社会中的不公。多亏人们已经承认他对新的史诗性作品，如对《白鹿原》产生的一定影响，柳青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忽视的泥淖中给解脱了出来。虽然他的作品不是没有瑕疵，但作为经典的地位（至少在当地）是被确立了。

《创业史》的一个业已公认的最大不足是，柳青决意把焦点放在了下坡村。当女性人物出现的时候，要么是贤妻，要么是渴望通过考试，到西安的纺织厂去工作的年轻女子，她们很少是革命的动力因素。更为糟糕的是，梁生宝的光辉形象有瑕疵，他还没有把解放女人纳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他的沉默也许反映出了乡下人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害怕女人头脑里的东西一多就会带来混乱，让人分心。《创业史》里的一个女主人公是素芳，素芳十六岁的时候和一个跑生意的私通怀孕，很快又被那个人抛弃，最后不得不嫁给一个大她一半，名叫栓娃的男人。她的名字实际上是邋遢的代名词，以至于那些太年轻、不谙婚姻世事的年轻人觉得宁愿单身死，也不愿娶像她那样的媳妇。通过第三人称的叙述，我们知道旧中国的偏见深埋在她心里，使她想象不到改革的前景：

可怜的素芳的思想、意识仍然停留在旧社会。至今没彻底解放或根本没解放哩。素芳不能和男人接近……素芳只被允许到秃顶梁大老汉家去串门，因为瞎眼公公认定富户比穷户的德性高。素芳哪里来的新思想新认识呢？

——引自柳青《创业史》第21章第372页

这里作者的口吻很像乔治·艾略特在小说《亚当·比德》中对海蒂·索雷尔的描述。海蒂也是一个缺少教育的乡下女孩，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因此，她拒绝未来丈夫的诚实和朴素。虽然环境不同，但她和素芳都是未婚先孕。让海蒂怀孕的是一个乡绅，她希望以此来骗人家与自己结婚。她后来承认把自己的私生子杀死在了树林里，因为她意识到这是她以后的工作和婚姻的障碍。素芳对物质上的粗俗依赖通过她在护理产后的堂姑期间与其堂姑父的交往中显示了出来。她的堂姑父姚士杰是个富农，住的是干净、整齐的砖铺院子，这让其侄女着迷。在老婆睡着后，他乘机占这位可怜姑娘的便宜，胁迫她与他发生了性关系。好像是为了加重他的邪恶，在小说的最后几章里，他基本上反对梁生宝的改革，想保住自己的余糧，被揭发后成了阶级敌人。

对素芳的刻画有点过度的二维化，她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人，只能随波逐流。她的命运引起了一位陕西当代作家的注意，那就是出生在《创业史》出版后的寇辉（他1964年出生在淳化县）。在其分为两部分的中篇小说《黑夜孩魂》中，他先是从素芳死掉的孩子的视角（她丈夫在瞎子老爹的怂恿下打她，把她打流产了），然后从年轻妈妈几年前追求姚士杰的视角讲起。这是一个特别沉重的元小说，在夏志清批判柳青追求阳光一面的地方，寇辉把栓栓在蛤蟆滩的家描写成了一个受罪的魔窟。素芳不是妓女，她和一个男人好，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有男人关切她的生理感受和满足感。的确，她想用自己的身子——这个给她带来很多麻烦的身子——来抵抗。最好的办法是在怀一次姚士杰的野种，这样就能把让她愤恨的公公成为“王八皇帝”。但这只能是幻想，她在泥地上被打时受了内伤，虽然不到十六岁，但已经被剥夺了生育能力。换一种办法，也许不让栓栓和他老爹没有后人，断了王家的香火，是对这个家更严厉的打击。正如栓栓是一个野蛮、愚笨的丈夫一样，她成了一个冷酷、铁石心肠的女人。只不过她的被动带来的是更大的蹂躏。

这个结局回答了《创业史》中提出的两个问题。素芳到她堂姑家来的时候提的那个“布兜”里装的是什么呢？是衣服、日用品或其他什么吗？另外，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吗？寇辉解密说那里面包着的是她孩子的遗骨，那是她从老家肮脏的牛圈里的坟地挖出来的。当栓栓跟着梁生宝到山里去割竹子的时候，她要把孩子好好地埋起来。在河岸上，她心里升起的是郑重的祝福。

孩子，以后那种脏气味再也不会侵害你了。你再也不会睡在牛圈里了。这河流是多么清明。你不会感到孤独的，渭河会一直陪伴你的。风还在吹着。远处飘过来一种低沉的嚎叫声。是狐狸吧。不像。是狼。狼就是这样嚎的。河滩非常荒凉。可我又能把孩子安置到哪儿呢？那是什么？我的眼睛花了吗？一个孩子在河对岸奔跑着。是个女孩。头发长长地披散在肩上。她赤条条的，皙白的身体放射着雪一样的光芒，浑身上下什么都没穿，连一只破烂的鞋或一只褴褛的袜子都没有。整个身体上一根线儿都没有。可她身体上糊了一种东西。她一边跑一边大张着嘴，好像在呼唤着什么。可听不见一丝儿声音。唉呀，她身体上糊的是牛粪！她就是常常在我梦里出现的那个女孩儿呀！

——引自寇辉“黑夜孩魂”

囚禁在男权社会的笼子里，她由于未婚先孕而受到人们的责难。睡眠成了另一个空间，在睡眠里她找到了一种解脱的方法。尽管如此，她虽然在幻想另一种活法，她的无意识里常常出现的是孩子那幽灵般的影子。现实在这里被拔高和强化了，一个太小、太弱无法保护自己在娘胎里的孩子的人，正在心灵上接受对自己早起不轨行为的惩罚。把孩子的遗骨安置在远离蛤蟆滩的一个像样的坟地里，至少让这位母亲没有了精神上的折磨，不会让她觉得被谋杀的孩子就躺在她的脚下。这是否足以驱邪，消除对她永远的折磨，故事的结尾没有说。

寇辉的想象力深刻得让人不安，但他是陕西文学界最新锐的作家之一，其声音不可低估。他的作品不是很长，而是通过营造一个有歧义的结尾，让读者的印象也停留在半梦半醒之中。

比他年长的同时代作家吴克敬和安黎在关中平原的农村发现了苦难，但也看到了生活幽默的一面。安黎呈现的是一种过分的阴暗，让读者都能感到面部的抽搐，但最后却化为欢喜。从某种层面上讲，他的《痉挛》的发生地和《创业史》很相似。小说中的人物李银元（当时的年龄和梁老汉的一样）在旧中国备受地主的折磨，当地政府希望他到周围的村子，用现身说法证明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他不是个像梁生宝那样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嘴笨，个子也不高。领导们害怕他一上台就紧张，就拉稀。他们不知道的是，他的沉默源于早年的痛苦折磨，包括用一把火钳折磨自己，使自己成了阳痿。当领导们表扬他作为一个乡下有价值的人，恢复了他的尊严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关心的这个人的男子汉气概被野蛮地夺走了，毁掉了他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信。作为一个较为年轻的作家，安黎知道远离夏志清教授所说的革命语言中的“资料写实”。由于不像柳青那个时代一样要紧跟党的路线，他可以把身边农民的个人苦难与大众的狂热并置在一起，达到一种滑稽可笑的效果。这些东西和小说里的其他成分一起奠定了安黎是一位喜剧大师。

贾平凹其人：大师的书房一瞥

走近贾平凹的工作室有点像走近某个绝密的政府档案室，而结果却只是发现了一位在此居住的东方宿儒。拜访者们来到一座大楼的最顶层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巧克力样的棕色大铁门，铁门由一串门闩把守。我想起了他的一首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贾平凹写过不少诗，但他的诗歌从来也不像他的散文那样有名。

城市里人最多

多一百个人也不见多

家家门上都有锁

锁了君子

深山里人最少

少一个人就分外少

门都是树枝编的

栓门的是一个竹棍

深山里没有铁锁

城市里没有秤锤

首次与贾平凹见面是在一个二月底，也刚好是我的三十岁生日。早饭我吃的是肉夹馍，喝的是“冰峰”汽水。户外中国春节的迹象仍很明晰。贾的内门框左边贴有巨大的“福”字菱形海报。 “福”字在中间，意思是“好运”。再下面是家大银行的标识和设计者的签名。毫无疑问，这表明又一个双赢的合作已经在该设计者和商界间达成。

虽然西方世界对贾平凹知之甚少，但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者之一。他属于成长在毛泽东当政时期，活跃于1978年“开放”之后有独创力的那一代人。除了字画受艺术鉴赏家苦苦追求外，他一直都被列在最畅销的中国作家榜。

贾平凹的工作室在西安市的中心，已成为其个人文化产业的中枢。工作室有两层，第二层最明显的特点是练习书画的理想之地。第一层，是办公室兼私人收藏室。

早在意识到自己要成为一名全职作家之前，贾平凹就很看好自己周围丰富的文化底蘊。从20世纪70年代到这后，贾平凹就开始在西安的一些建筑工地搜寻，挑选人们挖地基时扔在外面具有悠久历史的瓦当。那些年月里，让他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欣慰的就是购买佛教手工艺品和陶片。

这位积习成癖的收藏家显然对古董市场在过去对他产生的影响感到悲伤。早些年，他曾漏识过一些不错的藏品。他曾几乎获得过一件清代大师郑板桥（1693-1765）的书法。如果当时成功拥有了的话，那肯定会成为他所有收藏品中最重要的一件。

第一次与贾平凹见面，他的两个特点立即映入我的眼帘。其一，他的面部表情几乎像他桌子上的佛像一样一动不动。如他那一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他很少把感情完全流露在脸上。其二，他的右手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三件物品中的一件：毛笔，钢笔，或香烟。在他书房的众多古碗中有一个盛满烟头的烟灰缸。在这个带帘子的昏暗的房间里，也许只有他能够准确地把一个烟头插入到那个烟灰缸里吧。

我有幸那天目睹了工作中的贾平凹——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的确是个罕见的殊荣。同我一同前往的有几个人，两名是政府官员，他们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来此就是为了一幅贾的字。他们也带来了礼物——有罐装的香烟和小袋干制的药用枸杞。抽了几支烟，开了个即席的签书会后，我们来到了楼上， 一张宣纸已经平平地铺在了工作台上。

不到15分钟的时间，这张纸上已经布满了精湛的笔墨横姿的汉字。对于像我这样只懂一点点中国话的人来说，汉字书法的繁体更是高深莫测。那是一副对联“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每写完一个字，每个新字体都要用一团吸墨纸迅速吸干。吸墨纸是一团同样高质量的宣纸。收尾的一笔是，作者用红印泥按上一个指印，再盖上他的专有权威印章。

这样舒适的环境与贾的出身大相径庭。他出生在陕西省一个偏僻的农村。1952年二月当他出生在商洛丹凤县的棣花镇时，中国的乡下正紧锣密鼓的搞集体农业，并非所有的村民都理解黄河对岸大寨的大丰收。教育强调的是劳动光荣和抵制金钱诱惑。由于这个共产党国家仍然处于基础阶段，没有人能预测到贾平凹本人现在就过着的中产阶级个人生活。

从孩提时起，这位未来的作家就相信自己会成为农民阶级以外的人。他并不伟岸的身材使他无法成为一个有前途的体力劳动者。追求学业显然就成了他走出家乡的唯一门票。但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贾的父亲，一名中学教师，在“文化大革命”（1966-76）的动乱中蒙冤，受尽磨难。后来。老实讲，他的儿子发达了。儿子在西北大学获得了中国文学学位，之后又在国营出版社找到了工作。

贾先生经常说，尽管在西安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却从没有家的感觉。商州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面，有时是以其为背景，有时是其小说中主人公萦绕在其脑海挥之不去、让人捉摸不透的对家园的回忆。贾迷们称其小说对中国乡村生活的描述无与伦比。更重要的是，他不经意地道出了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心声，每年这些人都会背井离乡到发展中的大城市里来谋生。

贾平凹在完成了一系列以商州为题材的作品之后，断然地把西安作为了他的焦点。他把这座大都市的名字定为“西京”，这既指现代的西安，又有历史渊源。在唐代，长安在天宝元年就被称为西京。

贾平凹最有名的小说《废都》就是以西京为背景的。1993年《废都》出版之后震惊全国。《废都》讲述的是住在西京城的一个风流捉刀作家庄之蝶的故事。讲述的是其一个个的艳遇。作者的直白表述在当代中国前所未闻。于是很快遭当局封杀。其声名及其遭遇与80年前英国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相似。

甚至连贾斯廷·希尔在《黄河湾》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当时只有二十一岁，是运城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他的一位中国同事告诉他：

告诉我……你听说过这本书吗？名叫《废都》，新出版的，很轰动，是西安的一个作家写的，写的是西安，但实际上那里已不再是国都了。但这确实是对中国人以伟大的过去为荣的批评。小说讲我们当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现代化，当局要审查作品，作者没有删掉被审查的文字，而是留下了很多方框……故事讲的是西安的一个作家同时和三个女人有染，拿不定主意到底需要哪一个。被审掉的部分是“性描写”，我想把这本书译成英语，你能帮我吗？我们要快，要不香港或台湾的人就会赶在我们前面。

——引自贾斯廷·希尔著《黄河湾》第171-172页

（贾斯廷·希尔Justin Hill，英国当代作家，凭借中国题材的三部曲《黄河湾》A Bend in the Yellow River《品梦茶馆》The Drink and Dream和《天堂过客》Passing Under Heaven享誉西方世界——译者注）

2009年秋，在《废都》重印前，到处传说作者实际上把删掉的文字补上了，要是这样，那些“性描写”会是怎样呢？

城市与乡村的两难选择在以西京为题材的小说《高兴》（2007）里更是被描述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在这部小说里，一群朋友为了在省会寻求更好的生活离开了不毛之地的陕西黄土高原。然而他们却住进了肮脏的临租房里，被迫在街上收垃圾勉强度日。普通的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收集大捆的聚乙烯废品和其他一些垃圾去换微薄的收入。

而且《高兴》被导演阿甘搬上了银幕。成了2009年中国大陆创收较高的众多国产影片之一。观众们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里魔幻现实主义与市井幽默相结合的效果。电影结束的时候，两个主人公坐在自制的双翼飞机里在西安城上空盘旋。这个场景太精彩了。但是飞机翻了几个筋斗以后，副驾驶员吐出了自己的午饭。下面一位精心打扮的路人被淋在了未消化的面雨之中。

纯粹主义者是不会迎合电影导演的喜剧处理的。贾的朋友翻译家胡宗锋教授说“这是滑稽模仿， 原版小说《高兴》真正严肃地洞察到了乡下农民进城所面对的许多困境。”

新声音，大回响

当吴克敬和安黎在熟悉的关中农村寻找自己的创作素材时，其他一些作家开始从另一个方面探索陕西的人文社会。叶广芩所选择的题材就和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出身于清朝皇族，其父亲是慈禧太后的亲属。正如在《凤还巢》和《月亮门》中所言，她在二十岁的时候，就被迫踏上来西安的火车，在当地做护士。

她的小说 《青木川》追溯的是被处决的土匪魏福堂的人生，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也被拍成电视剧。奇怪的是故事的背景还是中华民国，但活动场所却被移到了上海。

她的小说《上镜》描述过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被人们称之为是“村委员会”的人是怎么开会的：

豹子坪家家都酿包谷酒，这酒要喝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一直喝到来年的新包谷下来。喝酒也是干喝，大家围着火塘，一个大号搪瓷缸，你一口，我一口，无止境地往下传，一缸子喝光了再舀一缸，再接着传。上边对这种会议方式多次给予批评，让他们整顿会议作风，因为这样开的村委会，决议往往都成了瞎扯淡，到最后谁也搞不清开会的初衷是什么了。很多的情况是村委会以后，村干部们的子女要将他们的干部父亲架回自己家中，就像城里的干部，会议完毕以后要坐“桑塔纳”回家一样。

——引自叶广芩《熊猫碎货》

叶广芩的精湛叙事风格在于她不从村民无知的保护方法来判断时局，她关注的是山区人将来的命运。当一个教授带着自己的研究生来调查这儿的人口状况时：

年过去，别处的人口都在急剧上升，只有豹子坪的人口在下降，从五年前的九十四人降到了八十一人。年轻人基本都出去了，豹子坪只剩下了老弱病残。依来调查的人口专家的观点，用不了四十年，豹子坪村就会自然消亡。专家的学生为这个推测而兴奋，他们说，将山林还给大自然，还给野生动物，这是社会的进步，是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伟大成果。

叶广芩坚持说自己首先是一个具有传统伦理观念的中国妇女，其次才是有皇室血统的满洲人。她的双重文化背景当然让她具有多视角，而且培养了她对边缘民族的同情。高建群至今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当然有其地位，但紧随其后的是两次入围“茅盾文学奖”的红柯（他1962年出生在宝鸡的岐山）。他既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把读者带到了新疆的大山和草原，穿过内蒙古的草原让人感受到了当地欢快的舞蹈和礼仪。对于不熟悉他的人来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中篇《故乡》，其中的主人公的老师是一位蒙古人，当家庭中的一位成员遭到经济上的困难时，金华姑姑的勇气表达得淋漓尽致：

婆婆又呱呱呱劝这个女人，不该说的话都说出来啦：“娃呀，陪你到老的是你男人不是娘家人，娘家人的話要掂量掂量，说啥听啥吃了屙不哈（下）。”这个女人就反戈一击：“我娘家人又没害他，我娘家把他吃屎的路挡住啦？啊！”老太太被侄媳妇直杵杵戳在心窝窝里，噎住了，抓挠心口说不出话。金花婶婶就冲上去揪住这个女人的领子嗓门大得像天上打雷：“你男人身上比你多一块肉，没有这块肉你就是一块石头，丢了男人的尊严，你这个妻子连一条狗都不如，当婊子都没人上。”金花扶着婆婆昂昂气壮从人群中穿过。结局不用多想，金花婶婶的那句名言传遍了整个周原，渭北市叔叔和婶婶单位的人都知道了。好家伙，男人比女人多一块肉，等于原子弹爆炸嘛。

有人就开玩笑：这么维护男人的女人快要濒临灭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