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

一

我们村里的人不轻易外出进城，如果有人家要进城了，那可能就是出了大事。所谓“大事”是谁家的某个人再不去城里的医院，会有性命之忧。在去医院前，家庭中的主事者缩着脖子，一副哭相四处借钱。什么时候能凑齐一定的数目？不知道，也许一两天，也许四五天。钱到手之后，主事者邀上一两位贴心的亲友，带着病人直奔景德镇市某家医院。我们上兰村归上饶地区鄱阳县管辖，但距离景德镇市区很近，才50来里，与鄱阳县城却相隔100多里。需要救命的时候我们选择景德镇市而不是自己的县城，平时，两个城市都不怎么沾边，哦，开杂货店的人家可能会与城市有些接触。方圆十几里吧，大体上只有拿“国编”的人需要办事或者开会什么的，才不嫌麻烦地在土质公路上磕磕碰碰、灰尘滚脸地搭车去自己的县城。我们村最大的干部是可以时常去公社开会的两名大队支委，但还是够不着县城。上了重点高中的人当然算是与县城亲密接触，据传，考上县城的重点高中，一只脚大体上已经迈进了大学的门槛，但是村子里的几位后生先后只拿到三十里路的田畈街高中录取通知书。那些个年月，全公社每年难得有三两位学子考上中专，这可是要大放爆竹，大摆宴席并且放电影的大喜事，可谓一人得中，全家光荣，全公社关注。“田畈”代表田野，我们进了田畈街这种农村高中的，基本肯定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田地。我们常常这样定位自己。田畈街高中的校长以及教师们估计对自己的学校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我（志胜，高中开始改为志远，村里人仍叫我胜）和村里的有羊、兴无（来源于“兴无灭资”，后改为兴君，其实大家仍叫他兴无）、文革（后来改为文远，但我们仍叫他文革）如期地走出田畈街高中并且如期地投身于田野。分田到户已经五六年了，我们不需要去生产队报到顶劳力，直接归父母指挥，大家在自家的责任田里都有忙不完的活计。在我们之前，全村六百多人口上过高中的总共不到5人。我们四个只有有羊是女的，回乡后基本没有什么接触，平时在村里偶尔见面，彼此客套地点点头，笑而不语，算是同学之间的友好招呼。有羊回村后会有什么心迹不得而知，估摸着等待一个好人家嫁出去吧。我们村起步的时候当然不止有羊一位女生，也当然不止我们几位男生。像一场战役似的，刚开打时有好几十人马，能够顺利考上初中的（分数不及格入不了初中，高中也如此）不到兩成，最后进入高中的只剩下三五名“钢铁战士”了。

文革不久以后参加了省城一所农业大学的函授教育，专业是畜牧兽医，他虽然同样和我们一样作田，但已经把自己当作大学生来重视，意气风发地准备着将来做一名出色的兽医。于是我跟文革没有什么交流，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困顿和敌人。跟兴无的见面也很少，偶尔某个夜晚走到一起了，会发出意思差不多的困惑：天生我材怎么才能有用处呢？我们聊起过去外地挑煤，这好歹也是一份不用作田的工作，可以体现着我们的价值，但是我们无从下手，首先，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需要挑煤工。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答案，很无聊，于是各自回家睡觉。

日子就这样风轻云淡地一天一天地在村子里飘过。我假装和天上的行云一样漫不经心，随意行走；我也假装和家里的耕牛一样，甘愿俯首劳作，直至终老。

我们上兰村基本是四面环山，好在南面有一条机耕道曲来拐去地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但是这条机耕道对我而言能够派上用场的不过三五里，之外，我基本没有什么可以涉足的理由。我希望与自己的县城发生点什么关系，我也希望与所在的公社（不久就改为乡）有什么牵扯，但有的希望其实是幻想，幻想的东西连屁都不如，屁还会有个引起旁人关注的声响。我最后将落脚点放在村民小组，我们这个自然村有四个小组，我所在的组组长的位置像天上的云朵那么高高在上，像田里的荷花那么惹人喜爱。但是很快，年迈的老组长（起先是生产队长）将这朵可爱的荷花送给了他的儿子。我的豪迈碎了一地。但是我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韩信梦想将来成为一名领兵打仗的将军，目标很直接且信心满满，我想要某个管理仓库的小官，那绝对是幻想中的幻想，所以不想，不想就等于若无其事。

我学会了抽烟，先是偷父亲的，一根两根地偷，偷多了也是怕暴露了。再是到村里私人小店赊，赊了那种两角钱一包的烟，嘶啦嘶啦抽得很过瘾。赊多了，店主见了我就问账，两三元的样子，问我什么时候还。我说快了快了，过几天吧。几天很快过去，远远地见了店老板，拐弯就跑。我躲在无人的地方懒得思考如何还了店主的债，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叫我怎么办？办法倒是有，村里有许多小年轻时常上山偷砍村集体山林里的木材，明里暗里地卖给外村需要的人家。这种有损人格的苟且之事我不屑打量，就算被店主追得满村躲闪，我依旧不会去弯下这种见不得光的腰身。夜里听收音机、广播剧、歌曲什么的，调来扭去，实在无趣，翻书。翻书不等于读书，心不在焉的那种。也或者摆出写作的架势，希望一鸣惊人，冲出山村。鸡鸣一遍有时两遍，惊动的却是父母，呵斥我赶紧睡觉，煤油毕竟要花钱的，父母心痛，我也拿不出买煤油的钱，于是窸窸窣窣上床，没有办法去思考明天该如何安放自己。上学的时候没有觉察村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贴了心真正回到村子并彻底与学校与外界失去联系以后，这才头皮发麻，感觉跌进了电影里常见的水泄不通的包围圈，生存下去很艰险，突围出去更困难。大多数情况下，我不知道村子里前前后后走出高中校门的与我年岁上下的人是否有四面埋伏的危机感。处在危机感当中的人，要么毫无战斗力，怯弱占了上风，于是举手投降，要么战斗力得到提升，做垂死挣扎。我既不怯弱，也毫无战斗力，时间肥得流油，将来由不得自己设想。人在很多时候无法主宰自己的去向。我在包围圈里看云淡风轻，明天会发生什么，到时候再说。明天的明天还有明天。

二

年节的味道不断涌来的时候，父亲开始筹备来年开春乃至夏天的种子、化肥、各类农药以及塑料薄膜。父亲当家处事，和他的性情一样大体上是平平稳稳，不会有什么起伏和波浪。父亲有信心有能力掌控家里的十几亩责任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打赢来年的春耕之战，他未雨绸缪，常常早于其他农户安排好必须的农用物资。家中日常开销，能省就省，能不用自然不列入计划，但备耕物资关系全局，再怎么扯借也要保证万无一失。父亲的稳妥和谨慎还表现在他记账的耐心上，某日开支多少，什么项目；借谁的多少钱，或者谁借了多少钱；给母亲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然后母亲找回了多少钱交给他手上等等，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从账面上可以看出，家庭财政支与出，合情合理，安排得当，通俗地将，钱财方面，旁人打不了父亲的歪主意，父亲也从来没有想过不劳而获，一分一角，来自田地的出产，可谓分分角角都凝聚了父母的汗水。父亲当家主事的象征是那一串唯有他自己把控的钥匙。木楼上有个废弃的木桶，父亲要用钱的时候会用楼梯上到楼上，然后小心地打开木桶，然后打开木桶里面的油纸包裹。

父亲满意自己的处事周到，劳动的扎实，家庭日子的平稳。他还满意自己的文化知识，比如方圆十几里地的人都夸奖他的毛笔字写得漂亮，对联作得好，能创作诗词，还能帮人家写家信、申请报告什么的。父亲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特长，家中物用全都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自家人的名字，以免邻里之间互相借用的时候发生不必要的错乱甚至纠纷。厨房物件如碗、钵、盆等，写的是母亲的名字，其他农用家具则是父亲的名字，包括扁担、谷箩以及蛇皮袋，都能找到父亲的名字。父亲时常私下里跟我们交流，说，别的门类不敢夸口，单就语文方面，现在的许多高中生真没学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拿不出像样子的字，也作不出有等级的文章或者对联。父亲的意思并没有几多的虚浮。父亲的性情总体上偏宁静，但在合口味人的面前，言语方面还是容易流露出对于文化的理解与挚爱。

父亲当然丝毫没有要靠文化吃饭的念头，家中的田地才是他的主战场，春播秋收，起早摸黑，他乐此不疲。文化方面，父亲认为即使当一名民办教师，他也必将是一名出色的教师，而不像大队里大多数民办老师主要靠着父亲在大队当干部而谋到的岗位，或者靠着拉关系而从事了教学职业。父亲当然是小范围地泄泄愤而已，他否定不了别人，也无法改变自己。他说知道自己是个老实人，许多事情装不来、做不出，没办法的事，一人一性。

我在上学的时候父亲倒是希望能改变我，一大堆儿女当中，父亲认为我还是比较有读书方面的灵性的。他用头悬梁锥刺股来激励我的斗志，又说，考取了大学将来穿袜子、皮鞋，考不取呢，打赤脚下田，道理很简单。我打赤脚下田以后，父亲迅速调整方向，说，有了田地就会拥有一切。

父亲的文化知识和书法，主要来自部队，他在部队待了八年。因为各种接二连三的运动，本村的干部写信去部队举报父亲母亲的成分有问题。父亲八岁的时候死了父亲，他的贫困的小脚母亲居然成分不好，父亲几个夜里睡不踏实，从此落下了胃病。落下了胃病的父亲不久就因为成分问题而被退回到村子里务农。他希望文化知识能够拯救自己，他希望被人发现并派上合适的用场。那些个年月在乡村，文化是件紧缺品，父亲在不断的运动打击中，自身的文化也断断续续得到过启用，他当过小学教师，在公社负责过材料的采写，也进过公社的农具社做会计，起起落落，贫穷相随，最后像一名突围的战士，弹尽粮绝，筋疲力尽，终究无法迈出上兰村这块天与地。父亲不得不向生活缴械投降，扑下身子与田地为伍。他不认为自己不够优秀，只是时代的厄运四面包抄打击，令他无法招架。父亲作田，干一行专一行，他认为，梦想破碎，日子还得向前推进。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家里很快走出了饥饿的阴影。父亲当上了田地的主人，像久旱的土地迎来喜雨，顿时滋润开来，他有一种透彻骨子里的扬眉吐气。

父亲曾经的梦想和心中的号角，早已被现实悄悄地掩埋在村子里某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旮旯。他似乎冲出了人生的包围圈，眼界开阔，阳光灿烂，他相信在他的带领下，以手中的责任田为战场，我们的家庭一定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父亲很有把握地告诉我，只要手里有田，大家劲往一处使，我想要的手表会有的，想要的新棉袄会有的，就连老婆也会有的。我说，交了农业税，交了村提留，交了乡统筹，扣了农资成本，一年到头还剩下什么？况且，村提留与乡统筹，好比看不见的箩筐，人家什么都敢往里面塞，老百姓却是一头雾水。父亲很奇怪我的不切实际的不以田为根本的危险的念头，说，口粮不愁了吧？还总能卖一些余粮吧？自古以来，莫不以田地为主心骨，谁抓到了田地，谁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任凭谁飞得多高，都不敢丢掉手中的田地。我们的乡党委书记作威不？他家里也不敢放弃责任田！我说，想办法在种好田地的同时做点生意或者开个什么店面？拥有了田地的父亲像怀抱一块霞光闪闪的金砖，对我的非分之想不屑一顾。

三

父亲庆幸自己冲出了包围圈，拥有了自由的人生空间，我却在包围圈里无法做垂死的抗争，我闻到了硝烟的浓厚却看不到一个敌人。全村几百人口不屑于打量县城，不需要进出公社集镇，村中间有水井，有小店，村外头有供烧火做饭的山林以及保证活命的田地，三里地的大队（不久就该为村委会）所在地张家有一家粮站，有一所初中学校，也有商店和生猪收购站，这是一个完善而又完美的“广阔的天地”。无论是谁，一辈子待在村子里，都能活命甚至借钱讨老婆成家。无论外面的世界情形如何，我的乡亲永远依赖着、信奉着自己的根基所在，几十年不变，几百年不动摇，他们没有想过也不敢设想居然有包围圈这么一回事。如果跟他们谈“包围圈”，他们会觉得好似大白天能够撞到鬼一样不可思议，也不存在，大路朝天，进进出出，哪里不可以行走？实际上，就连最近的景德镇市，他们也只有在命悬一线的时候才不得不勉强接触一下。

村里也曾经出现过另类人物，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喜、中前两兄弟挣脱现实的桎梏，逃离包围圈外出闯荡，最后在景德镇落脚，服装生意得心应手，他们一个月的收入能抵某一户人家种田一年的劳累。村里人像佩服游泳高手一样仰视这兄弟俩，但他们自己望着浩渺的水面却心生恐惧，大家一致的生存信条是宁愿抱住码头洗澡，也没有想过要摸着石头过河。

永久性地在某一个圈子里活命的人容易染上庸常的习气，庸常的人知道如何自保，那就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但十几二十年一个轮回，村里总有那么一两个不甘于庸常的人会向平静的水面扔下一两颗石子，希望搅激起一波涟漪乃至更大的波浪，从而实现自己的存在感。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位小青年赤手空拳冲出了山村。多年以后，这位小青年回村看望父亲，派头作风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穿着鲜光鲜光的见了谁都乐呵呵地打招呼，然后谦虚地敬上一支高档香烟。小青年走后，留下许多传说，大体都是正面的能耐，相当于中喜、中前兄弟俩的神话般的口碑，比如小青年的某一笔生意就能赚到几千块钱，这是某一户人家一年下来都不敢想象的数目。村里人不敢拿小青年来对照自己，不敢的事情就不去想，说笑之后继续下田做工夫。又后来，这位小青年不知犯了什么事进了监狱，大家及时拿来对照自己，人前人后撇撇嘴好笑，不安心作田，四处瞎混能有好果子吃？切。看來，突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非生即死。枪打出头鸟，风扫出头树，我的乡亲很明白这个道理。

我在村子里瞎混的时候，不敢拿文化当一回事。包围圈里有固有的思维，靠读书靠文化改变命运？好笑，全公社一年能考取几个？读过书的后生郎不郎秀不秀，作田不甘心，天上星星又摸不着，夜想千条路，白天不愿走原路，不如趁早下田顶老力。

明天怎么办，我无法思考与预见，明天的明天还有明天。我改变不了环境，环境可以改变我；我改变不了世俗，但我可以改变自己；我怎么改变自己，我如何冲出包围圈……这些问题都太过于高深与复杂，也太不着边际，所以用不着劳心费神。我眯着眼睛察看云海的诡异和变化，按着心路的走向构想各种图案内容。我没有任何办法在乎自己。只有年节告诉我，我又老了一岁。我很年轻的时候，每逢年节，从来不认为自己长大了一岁，而是逐渐老下去、老下去，我什么都不在乎，唯有恐惧自己与年俱增的老化，这种老化，挡都挡不住。大年初一，父亲会兴高采烈地送我两包香烟，这是年节的喜庆，也基本是我一年的酬劳。父亲的考虑更深远，比如我将来讨老婆，钱从哪里来？首先要省俭，不够的部分再想办法四处扯借。

每天大清早的，乌鸦们就开始喧闹起来。

村子里有四五幢陈年的花屋、大屋，也有年代久远的祠堂，祠堂里的柱子需三四个劳力才能合围。可见很久很久以前，村子里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游泳高手”。后人无法再造这些气势雄伟的老屋，也无暇顾及老屋的安危，只在出现松动的地方拿一根木头牢牢地临时支撑一把。创业艰辛，守业更需要能耐。老屋的檐下，砖块千疮百孔，这里成了乌鸦们的豪宅。乌鸦们不断地繁衍，不断地在墙砖内构筑自己的安乐窝。

后山的林子里，各种不知名的鸟儿也不甘落后，叽里呱啦地宣誓着自己的存在。有好动的乌鸦和其他的鸟儿们在村子里忽高忽低地兜着风儿，他们并不怕人，远远地在地上觅食，你总认为能抓到小东西，但是近身的时候，它倏地跳到了茅厕上，令你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

鸟儿都开始觅食了，我没有理由不起床。说该死的乌鸦已经没有意义了，乌鸦们就是村里的定时钟。天亮了，干活了。母亲会反复催促。如睡针毡。

稻田刚挂绿，意味着战斗已经开始进入耘田这一关口，这是生与死的较量，农人和杂草的较量，尤其是与稗草的决战。春耕夏耘，耘田这一仗是否漂亮，关系到粮食产量的高与低。很明显，多一棵杂草就意味着少一分粮食。作田人是不允许杂草的存在的，耘田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耘田相对是个轻体力活，男女老少皆可参战。这个时候，田畈上五花八门的男女劳力，身子做倾斜状，操着一杆丈余长的竹竿反复做着前推后扯、左进右出的动作，同时，双脚一前一后，缓慢向前挪移，凝神定气，有力有节奏。竹竿的尽头是一个类似猪八戒挥舞的微型五齿铁耙或者四齿，铁耙的尺寸适合在禾苗间自由行走。耘田的功夫比较老到的农民，双手一前一后的紧握竹杠，推送、拉扯，轻重缓急，恰到好处。禾苗在铁耙的碰触下，左右摇晃，前后倾仰。

铁耙在禾苗的空隙间前后左右地极速游走，旁若无人般的自由穿行，遇到杂草时使暗劲予以坚定的打击，挨到禾苗时则轻柔地一闪，像是电影里的武林高手，在陡峭的岩壁上疾步如飞而不用当心跌下悬崖。这种功夫不是天生的，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铁耙所向披靡，杂草纷纷夭折趴下，遇有顽固分子，比如稗草，使用者会反复较量，直到稗草彻底臣服。一伙昆虫闻风而动，四散开去，有那调皮的慌不择路，钻到了主人的眼睛里……一只刚走上社会的小青蛙疑惑地眨了几下眼睛，发觉势头不对，连滚带爬地钻进密集的禾丛。远处有鹭鸶，飞了一会儿落下，落下的又起飞。好些乌鸦在田畈上跳来蹦去的，很悠闲。他们自己饱食之后，衔着小虫子迅速飞向村里的老屋，它们的孩子正嗷嗷待哺。

四

作田人吧，谁家勤快谁家马虎或者懒惰，内行的人瞟几眼就心知肚明了，有那稗草密集且生机勃勃、迎风招展的人家，十有八九谈不上勤快。当然了，稗草不是想除就能随便叫它消失的。我们村里还不知道有“除草剂”这么一回事的时候，耘田时，反复用铁耙对着稗草揉压直至将它彻底打趴在泥土里。匍匐在地的稗草仍有可能在夜晚悄悄地昂起身子，偷偷地向上伸长。稗草没有禾苗那么娇气，更谈不上娇贵。这么说吧，只要稗草能沾上哪怕一点点水分和地气，它就一定有办法站起来与禾苗一决高低。只要不死，稗草一定会超过禾苗的长势而格外显眼。所以再怎么勤快的人家，田里多少都会有那么一些坚强的稗草劫后重生并修成正果。更令作田人头痛的是，稗草的种子一旦落在田里，来年春上用不着你精心耕种，绿油油的一片全是暗自窃笑的稗草。

四面受敌，多重打击，稗草总能有办法出禾头地。有些时候，我在耘田打压稗草时甚至生出恻隐之心，悄悄地放它们一条生路。我自己也是村子里一株另类的稗草，但是不会有人对我启动恻隐之心。

对于耘田的活计我是不排斥的。耘田嘛，微微地弯腰，毕竟不是栽插时的全部弯腰，也不是割禾时的弯腰连带用力；耘田时暗暗的用力，毕竟不是打谷脱粒以及在田间运送稻子的用力。铁耙送出好几尺远，泥巴基本溅不到衣服上。戴着草帽，挽起袖子，扎起裤脚，出工的时候怎么干净，上岸的时刻衣着还怎么整洁。自己的这种形象，一米七几的腰身，让我联想到小时候家里住过的上海来的小年轻，这个假设让我产生甜蜜感，我不想与众不同似乎都不行。如果赶巧有南风飘来再飘来，那个舒服劲会一直渗透到骨子里，这个时候，我会短暂地直起身做片刻休息状，一手握住竹杠，一手叉腰，外人远远看来，可能我不是我，我其实是一位胸怀天下的体验生活的作家或者下村视察临时参与劳动的公社干部。耘田好啊，最好啊。耘田最有机会听收音机，听省电台的听众点歌，听广播剧，听单田芳或者是袁阔成的评书，评书哗啦啦地嗷嗷叫，气壮山河。收工的时候我会边走边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或者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我试图唱出豪迈与悲壮，但自己清楚只是一种鬼哭狼嚎。骨子里，我家挨不到黄土高坡。当年上海知青来到鄱阳，听闻有个叫上兰的地方，以为是上海的兄弟，争先恐后要求将自己分到上兰。结果发现，这个“上兰兄弟”原来是个山旮旯，到公社还要走20多里路程。我们长大后听闻这个真假无法考究的轶事，鼻涕都笑出来了。或者，上兰也就因为这个轶事在民间伟大过一回吧。上海知青最終一个个跳出了包围圈，村里人继续在自己的世界自得其乐，这是我的乡亲伟大的地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耘田结束的时候，自然有更加严酷的劳作在等待着，最基本的劳作也必须是上山砍柴的力气活，说汗流浃背那就俗了，每一种与劳动对抗的行为在我们村都是不入流的懒惰，懒惰的人，在村里村外是很难讨到老婆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圈子，都有它的固有的游戏规则，试图打破游戏规则，下场无异于田间的稗草。

母亲在耘田的时候，也许在拔秧，或者是在割禾，她会在突然间一阵阵发晕，天昏地暗，四肢无力，脸色惨白。我们帮父亲慌忙着将母亲背回家，然后小心地扶着母亲躺在床上。父亲手忙脚乱地端来刚刚冲泡的一碗糖水，母亲说，别动别动，你一动我就天昏地转，不要紧的，休息一下就好了。父亲也认为休息一下就好，因为这种情况时常发生。病情很厉害的时候，父亲就在母亲的床头贴符，念咒语。也有的时候折腾一番，母亲无缘无故地好转起来。这个时候，她会喝一碗早上剩余的稀粥补充体力，然后继续下田，该干嘛干嘛。父亲念的咒语没有杀力的时候，会跑去喊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碍事的，王医师，给我两粒止痛片就行。止痛片几乎花不了什么钱，所以母亲每次有什么病痛发作，都拿止痛片当作万能的灵药。于是，父亲就依了母亲，王医师自然也就依了母亲。母亲的身体情况，我幼儿的时候是这样，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回乡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母亲的这种毛病渐渐地好了。

母亲时常晕倒，但她不认为日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村子就是她的世界，家庭就是她的舞台。

我唯有在母亲面前不假装风轻云淡。我时常冲母亲发脾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脾气。或许，这是我试图冲出包围圈的最大动作。发脾气过后怎么办？明天再说。

母亲于是不说话。母亲不说话的时候，我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按母亲的要求该做什么还会去做什么。

我没有联想也没有怀疑过，自己可能就是一名弹尽粮绝的在战斗中失散的士兵，别说如何归队，生存都成了问题。我想起父亲年轻时的冲锋以及败落的屈辱。父亲的伤疤可能已经消失，我的伤疤正在痛处。

五

工夫不是很要紧的时候，家庭需要什么开销，父亲会打发我去三四里地的大队所在地张家购买。花了多少钱，找回多少钱，点点滴滴的，父亲每次都交代我务必索要发票。

有一次我在张家碰到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他突然跟我较起劲来，我只好低头不说话。我在母亲面前的威风跑得无影无踪，甚至我的坏心情都没有心思坏起来。

那天，我办完父亲交办的事正在张家某一处的马路边上做短暂的休息，公社党委书记比我大一两岁的很帅气洒脱的老大儿子，突然冲着我放在地上的蛇皮袋狠狠地踢了几脚，踢过之后指着我严厉地数落一番。上来几个围观者，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着，不吭声。就算知道怎么一回事，估计也没有人会在公子哥面前发出声响。

我们的活动范围虽然很小，但是有关公社干部的情况还是半明半暗地了解一些。这位公社党委书记的老婆和几位上过高中或者初中的儿女都在公社所在地的各种单位显山露水。全公社是个更大的圈子，圈子的主人党委书记有能力掌控家人的命运。正如大队干部都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在村子里的学校教书育人，也正如我的父亲可以将我安排在责任田里劳作。不同的圈层有不同的主人，在我家，平时物件是不能标记我的名字的，因为父亲才是主人。

在公子哥的辱骂声中，我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县报登了一篇新闻报道，说的是这位公子哥媳妇虽然只生育了一个女儿，但是主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并做了节育手术。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也没有写过这个报道。后来了解到是邻村的一位友人写的，并且带了我的名字。我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说话，我像面临一头突然闯过来的猛兽，手脚不知道怎样安放。我基本没见过什么世面，从学校到山村，然后再也没有走出过村子。我不知道还有一种东西叫江湖，我也没走过江湖。大公子继续猛踢我的蛇皮袋，说，你会写，是吧？你会写，是吧？我也不知道大公子为什么会对于他的报道伤透了脑筋。我孤立无援的时候，一位已经退下来的大队张姓老干部，应该是看不下去了，出面将大公子哥劝走了。我屁都不敢放一个，灰溜溜地向自己的村子走去。

我想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也想唱少年壮志不言愁，但是终究没有发出声响。我感觉头上的紧箍咒愈来愈紧，我习惯性地抬眼看天上的云海，一只怪异的猛兽正张着血盆大口。田间窜出一只青蛙，他以为我没有恶意，鼓着腮帮要跟我说话，我狠狠地伸出一只脚，迅速踩过去，青蛙落荒而逃。我发现路边的田里有一株得意飘逸的稗草，我冲上去，将稗草拔起来，然后将它倒转身子反压在泥田里，我知道，这株稗草从此永不得翻身。

有时候也会在村子里碰到兴无，他用木制的独轮小车推着两桶或者四桶菜油笑呵呵地走向村子南面的机耕道。兴无的父亲在作田之余还开了一家榨油作坊，种田不是很忙的时候，兴无走村串户地上门用菜油换菜籽。换来的菜籽榨成油，油再换菜籽，如此利滚利，反复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成。虽然大家同在一个圈子里过日子，门道却也各有不同。有开屠卖猪肉的，有做手艺上户的，也有买了机器机米的，好比学生考试的作文题目相同，种田主题相同，但是怎么行文各有各法。我家的作文从主题到行文，父亲都在十几亩责任田里铺排开来，稳稳妥妥，不偏不离，我无从下笔。我与兴无友好地招呼过后，各自背道而行，兴无目标明确，我也难得清闲，扛起锄头下地。

遇到老普是很开心的时刻。老普比父亲年长一岁，小时候他们一起上过学。但是每次捉弄老普的基调大体相同，我说老普，你今年多大了。老普笑嘻嘻的，扯着嗓子回答，你父亲多大了？我比他大一岁，比王医师小一岁。老普永远不知道我父亲和王医师多少岁数。在说笑声中彼此擦肩而过，老普腿脚一拐一瘸的。娘老子过世后，老普一直跟着兄长过活，老普不白吃，能做一般的活计，至于放牛、砍柴、挑水，更不在话下，基本是老普包揽下来。早前，老普有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时候，兄长气狠狠地操起扁担猛打，上了年岁以后，兄长不打老普，但言语依旧是狠辣辣的。家中琐事谁是谁非，旁人懒得理会，老普家吧，道理自然在操扁担者的手上，旁人也无法理会。老普无所谓，反正单身一个，该干嘛干嘛。没有人想要主宰老普的命运，老普自己也沒有感觉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我很崇拜老普的空白，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填补自己的空白。我比不了老普的原生态。

吴国和时不时地来我家小住几日。他再次在我家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做点自己的事情。

离我家近三十里路的吴国和，高中毕业以后同样的蒙着眼睛瞎混。做什么，怎么做，一片茫然。我们是初中到高中的同学，好些年同一张床铺，很要好。我们共同的想法是想做一些事，与作田无关的事。吴国和很乖巧，我的父母都很喜欢他。尤其是父亲，夸他字写得好，高中毕业生，水平也不错。他还经常很起劲地帮我们下田做事。所以 吴国和在我家还是蛮有市场的。

吴国和再次在我家出现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贩卖干鱼。我煽动他从他老子那里要了一百元钱，这一百元相当于一个民办教师两三个月的工资。我说我们最终会赚大钱的，吴国和不表示怀疑。我说一个人去县城，是不是开支要省很多？吴国和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美好的关于赚钱又变钱的梦想彻底夭折了。

我大概是第一次到鄱阳县城，但找到批发干鱼的人家并不费事。最后在一家鱼老板那里打了货，两蛇皮袋。心里盘算，回去以后，一斤加两块钱，这一趟就能赚七八十块，真是不得了，做生意真是不得了。

我起劲地挑着干鱼赶往车站。街市人来车往很热闹。街头的广播正在播报“本站新闻”。看到广播，我想到了《人生》中的高加林，也是在县广播站做记者，但是高加林最后还是不得不无奈地退回自己的老家继续过着和我一样的耕种生活。高加林到底还是潇洒地走了一回，我没法跟他比。

我在路过县城五一礼堂的时候，忽然被一位操着普通话的年轻人叫住，县城的人都说本地话，应当是外地人。一番交谈之后，这位外地人说急于赶车回去，希望我的干鱼能转给他。他说你买来多少钱一斤啊？我说四块多钱，其实才两块多一些。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机智的。他说，这样吧，我实在没时间，我出五块钱一斤。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请求。我接过并数过确实两百块钱之后，外地人再抽回去说，再算算吧，最好我们谁都不要算错。他迅速算过一遍，说，没错，两百块，然后塞到我手里。我抓住钱，迈腿就走，然后直奔刚走批发干鱼的人家。我确信彻底甩掉那个外地人了，偷偷地数着得来毫不费功夫的收获，我想着吴国和知道这个意外的收获之后，不知是怎样地手舞足蹈呢。我反复算了好几遍之后，确信自己受骗了。到手的其实只有三十几元钱。

死瘪瘪地回到村子以后，我很镇定地将事情的经过向吴国和描述了一番。吴国和点点头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还没有发起冲锋，就被突然降临的炮弹炸晕，我看到包围圈的铜墙铁壁。我除了若无其事，一点办法也没有。

父亲后来知道这件事之后，肯定地告诫我，不踏实作田，我的出路会越来越窄。

六

时间一点一点地滑过，我一天一天地老下去。夜里也会串串门，或者打着手电筒去田间抓青蛙。青蛙反应灵敏，但见了手电的光亮却挣着眼睛一动不动。要不了三两个小时，收获满满的。过节的时候，或者有上户师傅的日子，父母会象征性地在桌面上放一盘猪肉。人多肉少，我们的筷子像探地雷似的小心翼翼地碰触那么一两口。母亲不吃青蛙，但她会为我们烧制出一大钵鲜辣可口的美食，这也是我少有的在家庭中的价值的体现。

夜饭过后也会去之齐先生家走动。偶遇之齐先生正在喝酒，他会邀我一同喝上一两杯。

村里人有时候会称呼我父亲以及做篾匠的之齐为笔墨先生，他俩的毛笔字出色，肚子里有货会做文章、对联。红白喜事的主笔，要么是我父亲，要么是之齐先生。大年三十，两位先生家都挤满了求对联的邻里乡亲。他们挥毫泼墨，神采飞扬。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村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文化支柱。之齐先生比我父亲年长两三岁，他的性情明朗、爽快，有别于我父亲的冷静与谨慎。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透着书生的气质与帅氣。两个人有时候也走到一起，他们走到一起就容易瞧不起一般的人走到一起，一般的人没油没盐的闲扯，他们不同，谈读书，谈诗词歌赋，尤其是彼此时常展示新作的对联，然后互相点评。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同凡响的。之齐先生上户喝东家的酒，在家里劳作喝自己的酒，每餐三两杯，快意得很。兴致所在，他还会作古正经地唱那么几句，他唱的是京剧，旁人只说好，唱得真好。他笑道，唱得好啊？旁人说，好。他说，那就好。夜晚无其他的事情打扰，之齐先生必在灯下捧读，专心致志，偶尔吸一口夹在指间的香烟。四大名著，《古文观止》《资治通鉴》等等，之齐先生像熟悉自己的篾刀一样得心应手。他很少看白话文，说白开水一般，无味，没有原版古文耐人寻味。之齐先生教育儿子的时候说，做个忠厚老实人好啊，平时多读书吧，书不会害你。

从之齐先生家出来以后，我挺不愿意设想自己未来的境况。我不如老普的原生态，不如文革、兴无的现实，不如父亲的四平八稳，也不如之齐先生的洒脱。他的古文功底更是高不可攀。之齐先生不知道自己是世外高人。我认为的四面埋伏中，其实不乏盎然绿意。

有的人家敞开着大门，里面烟雾腾腾，一伙人正在煤油灯下打扑克牌赌钱。路过一幢老屋的时候，我抬头瞧了瞧好几丈高的挺拔的灰旧的墙壁，心想，什么时候想办法架设梯子抓一两只小乌鸦来养一养。我小时候养过乌鸦，小东西通人性，走到哪跟到那。

秋收过后的征兵消息让我看到了新的亮光，这或者是我走出包围圈的重要突破口。

在公社身体初检合格之后，第二天，我同大家赶到区里参加身体复检。我的牙齿有微微的蛀虫的迹象，体检医生说，不合格，挥手要我出去，接着喊下一名青年进来。我脑袋嗡地一声炸响，很快假装镇定。我找到了在大院闲坐的那位部队来的领导，一位年轻的军官，我怯生生地提交了一份事先写好的激情昂扬的入伍申请书以及一家报社的通讯员证。我暗暗地为自己的狡黠感到骄傲。年轻军官看完我的申请书，又跟我简短交谈了几句，然后领我到刚才那位检查牙齿的医生旁边，说，帮这个人再看看吧。然后走了。我不知道年轻军官内心是怎么想的，但是他有实际行动了，说不定局面还能挽回。这个医生抬眼看了我一眼，也不再做检查，在牙齿一栏写下合格两个字。医生或许以为我是那位军官的关系户吧……

政审自然一清二白，我在村子里等候入伍通知书。这种等候是甜蜜温暖的，我甚至设想到部队以后，除了给家人写信，还要给本村的哪些交情比较要好的人写信呢？之齐先生肯定是要写的。有时候我故意将两手插进裤袋，很悠闲地在村子里到处转悠，到处看看，逢人便送上几分笑意。我认为自己的人生大转折时期已经来临，前面的道路顺畅而且宽广。我看出这个自己成长的小山村的美好与宁静，善良与包容，勤劳与厚道。我对家里的水牛格外关照，它是不是已经吃饱了啊，它是不是又要喝水啊，我觉得水牛是通人气的，我没有理由不善待它。以后我到了部队，就不能每天早上牵它出去吃一顿青草了。

在我崇拜耕牛的伟大品格的时候，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八个正式名额中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办法不给自己壮胆，我壮着胆找公社人武部长，用微弱的嗓音打听有关征兵的最后结果。部长正在院子里晒太阳，他一只脚站着不动，另一只脚斜插开去一抖一抖地嬉笑着说，你验血不合格。我不相信他的话，但我像一株任农人摆布的稗草，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去县城找那位曾经帮过我的年轻的军官。我身上自然没有一分钱。我死皮赖脸地扒拖拉机，恳求司机帮忙。马路上不时地有各种车子轰隆隆地使来跑去，灰尘在周身打着转。转了两三次车之后，我终于到达县城。

我灰头土脸地在县里的招待所大门口做贼似的张望了几次，不敢进去，又怕军官不在这里。最后我想到县人武部，于是赶过去碰碰运气。县人武部高悬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之类的大红醒目的标语，我很幸运地看到那位年轻军官在大院内与人交谈。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果真还能认出我来。我诉说着自己的不幸遭遇，希望军官能帮忙主持公道。我已经忘记了这位军官是怎么回答我的，我只记得自己还没有吃中饭。我只记得自己着急的是怎么想办法回到上兰村，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跟县城发生什么关系。我肯定没有联想也没有怀疑自己应该就是田间的被禾苗包围的一株稗草。我感觉包围圈里的密不透风。

七

我后来如何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如何进了乡政府做中层聘用干部，又如何进了县里的报社做记者等等，都不是这篇文字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肯定忽略不计。总之，21世纪初，我带着妻子、儿子，从村子的南面机耕道出发，一路转道来到了南昌。看起来，我到底冲出了所谓生存的包围圈，但是你懂的，都市的确是个大舞台，单位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包围圈？只不过是我们的作业面由偌大的土地改为更小的办公室罢了。

来南昌以后，差不多每年都会回上兰村过年。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但是年节爆竹一年比一年猛烈，原来的物件却是一年比一年少下去，原来的一些人有的陆续死去。另外的变化是楼房多了，车子多了。埋藏在地下的植物经年累月都会变化成煤，何况是由人掌控的圈层呢？看来，任何包围圈都经不住时代的打磨，年月久了，圈层自然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

父亲2015年农历正月走完75个年轮之后，安然地下地休息。母亲执意要继续待在村子里，我回上兰的次数因此比先前稍微要多一些。

父亲末了的时候，内心应该是平静的，看破了许多世事的平静。他无法改变什么，所以最后也不奢求能有什么改变，一切顺其自然。这种平静的背后，应该有难以言状的苦痛与无奈。在去世的前几天，他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新建的楼顶，不说什么话，也没有什么气力说话。我猜想他是有着自己的千言万语。他去世之前的一两个月，常常私下里喝酒，大口大口地喝，他一辈子没有喝过酒，他的身体也不允许他喝酒。大家劝他的时候，他发牢骚说，死了算了。于是家人将酒藏了起来。

父亲过世，我想起他早年跟我说过的一副对联，他自己创作的，说是在他百日之后刻在他的墓碑上。于是动手翻找。这一找，很容易就找到了。在许多地方，父亲都记有这副对联。他或许在想啊，要是我忘记了对联这事，在哪一天翻他的遗物时，一定要让我轻易地就能看到，看到之后，他相信我一定会补刻上去的。他的对联是：示儿。霜催雪压命潦倒，示儿奋发振家声。这副对联，我请专人刻在了父亲的墓碑上。

这些年来，村里每年都有谁家的孩子考上不同层级的大学，父亲最大的愿望和企盼是他的孙子也能考上大学。父亲是从小将我养大的继父，我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父亲曾经的梦想和心中的号角在晚年的时候再次激活，他相信自己的孙子将来也会有很好的出息。

在南昌的妹夫有车子，想要回上兰更加方便。现如今，高速公路纵横延伸，无论是走鄱阳县城还是经过景德镇市区，回村都只需两三个小时。

偶尔周末回去，四处转悠，自然见不到多少青壮年男女。

包围圈的闸口一旦开启，村里人前推后拥地如越狱般的向外奔去。

村里的老屋和古老的祠堂早已不見踪迹，能值钱的物件，后人都不会放过。好比一位久困的饿汉，见了只要是能吃的食品一律将其收入囊中，滴水不漏。后山没有山林，自然听不到多少鸟鸣。有几座山头因为富含瓷土，被村里人炸开贱卖，山林也难有立足之地，祖宗的骨头只要能变现，就能为后人再做奉献。倒是遇见几位男女劳力齐全的留守人家，他们通过土地流转，每户耕种几十甚至百余亩责任田。手工耘田早已成为遥远的风景，禾苗栽插之后，整袋的化肥，大把的农药伴随除草剂铺天盖地的洒向田间，然后清闲地等着稻粒的成熟，到时候，收割机轰隆隆地三下五除二迅速解决问题。许多人家不屑于自己动手种菜，各种来历不明的食物，小店里应有尽有。倒是母亲，菜园里四季常青。夜饭过后想要去照几只青蛙解解馋，母亲说，基本绝迹了，你一个晚上都难得照到三五只。

兴无后来成了我的妹夫，吴国和成了兴无的妹夫。他们两家还有文革一家同样早已跳出了包围圈，在城市里辛苦耕耘。兴无有时笑谈，准备着学一套风水本领，将来回村子里一来充实自己，二来搞点烟酒钱。吴国和乐呵呵的，老了回村打麻将。

幼时的玩伴少有踪影，偶尔遇着一两位，人家正抱了孙子四处转悠，自己退下来，儿子交替着冲了出去。彼此基本搭不上什么话，互相敬烟并一番客套之后，各走各路。见了后生，凭腰身长相估猜着谁是谁家的孩子。在路过一幢楼房的时候，见了一双无助而又显得乞怜的眼睛，心里为之一震，我仿佛看到当年自己仰望云海的样子。这是一个两三岁的男孩。院门紧锁，大门紧闭，小男孩趴在铁窗里向外张望。我猛吸了两口烟，拔脚离开。

很容易遇见老普，端着几件衣服，像要去洗的样子，他大老远地扯着嗓门跟我打招呼。靠近了，我笑道，老普今年多大了？老普一本正经地说，我比王医师小一岁，比你父亲大一岁。我说，我父亲和王医师都已过世了，你什么时候去问问他们？老普嘿嘿嘿地好笑。之齐先生则是早我父亲两年去世，病榻上的之齐先生一直坚持看书。他真是世外高人。2016年上半年的事吧，八十多岁的中喜过世。他的儿子应父亲的交代，将中喜送回上兰村安葬，算是叶落归根。

该回来的总是会回来，绕多大的圈还得有个归宿是不？

老普无动于衷。村里有人打趣，老普是最后的胜利者。仔细想想，这话也不完全错误。

老普自然也有令人羡慕的地方，在任何时代，老普都不需要忧虑包围圈与突围之类的废话，也不需要观察新一轮的包围圈是否正在悄无声息地向村子袭来。这么一种不着边际的劳心费神的话题，真要用在老普身上，那也太过苛刻与不公平了。老普是扛着时间走过来的，也许，他还能继续扛个十年乃至二十年也未定。我希望到时能与妻子重回上兰，在云淡风轻中若无其事地看云海的万千变幻，甚至养一两只乌鸦，大清早的听后山林子里的鸟儿唱歌。要是还能遇上老普，那真是天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