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铭

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市场经济的娱乐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丢掉了建国十七年红色电影和8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文电影，“以娱乐至死”为特征的影片票房看涨。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陕北题材影视作品姗姗来迟，陆续在陕北拍摄或映出。这些题材的共同特点是，丢失了我们努力多少年的建构。如建国十七年电影的朴实真实，电影造型氛围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中国气派。淡化了改革开放以来，影片的深刻思想，主题人文内涵。我们看到即使是优秀陕北题材电视剧，也瑕不掩瑜地出现一家人说三个地域的言语，这类非艺术现象，这些影视作品中的非地方化倾向，使得艺术变得苍白、浮浅、直露，给人民大众提供了很粗劣的文化产品，每每想到让人痛惜。

去年的春节前，我接到微电影《东方红》的拍摄任务，也就是在上述情景的心情下投入了创作。

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19岁离开陕北，在西影经历了45年工作时光，但是我的目光从没离开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陕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距离美让我看陕北更加真切、深刻。乡思乡愁让我去留心注意着陕北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说我自己的知识学养都是想为陕北做点事，做好事。不能不说《东方红》正是这样的机会，把握机会拍一部真正的陕北电影。影片完成一年了，获了许多奖。总觉着自己走过的历程，有责任让大家分享，知道如何由浅入深认识事物，把握过程、走过艰辛。

《东方红》创作的历史迷雾

一进入《东方红》创作，劈脸就遇到了一些历史说法，就是这首民歌到底从哪里来？说法不一，有晋西北民歌说，佳县另一李姓作者和李有源说。2015年春节前我去了一趟佳县，和李有源的孙儿李锦鹏一起攀谈。从目前情況看，源于陕北民歌《探家》说最可靠，但李锦鹏没见过《探家》这首陕北民歌。

凑巧手头有一册1945年10月成书，1950年重印，1954年再版的《陕北民歌选》，此书由何其芳、张松如选辑。此书第101页就有《探家》这首陕北民歌，全歌共三大段，八个小节。《探家》歌词格式完全与后来的《移民歌》《东方红》相同，何其芳的《陕北民歌选》第101页从《探家》、第165页《刘志丹》、第231页《骑白马》、第245页《移民歌》，隐约可见《东方红》的推演和形成过程，这无疑是给后来人留下了的路标里程。

关于《东方红》起源于晋西南《麻油灯》小调之说，陕西电视台摄制的五集纪录片《东方红纪事》中第二集，“翻身农民把歌唱”，山西运城师范学院音乐系卫凌说：查阅遍山西民歌2000多首，没有《麻油灯》这样一首民歌，所以此说法为空穴来风。

关于《东方红》源于《探家》说，有霍向贵先生编的《陕北民歌大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上册的目录中第29页，从《探家》《骑白马》《麻油灯》《移民歌》《东方红》这样的排序是目前我们看到陕北民歌、音乐工作者最准确的排序。另垄耘先生的《信天而游：陕北民歌考察笔记》一书第22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2年12月出版），与霍向贵先生所说大同小异。

关于《东方红》还有其他作者的说法，此言论早在1961年陕西省委组成调查组，了解李有源创作《东方红》的过程，已有调查结论，“李有源是《东方红》歌曲第一段歌词的创作者，创作时间是1942年冬天。”此件现存于陕西省档案局。还有人说《东方红》源于“打开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的说法，这均比较晚，打榆林城是1947年，1942年李有源的《东方红》就开始传唱了。

正因如此，在过去的影视作品中，对李有源创作《东方红》的描写不坚定，甚至游离，无视1961年陕西省委的调查结论。一些同类题材回避李有源创作《东方红》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强调了阶级压迫，甚至不惜让李有源抢劫杀人。其二强调《东方红》源于爱情歌曲，加大李有源的爱情描写。尽管这两点均可达到娱乐好看的目的，恰恰是违背了历史真实，违背李有源是离我们时代不远的真实历史人物，陷入误区，淡化了创作这首民歌的过程。于是导致一再失败。

《东方红》作者李有源艺术塑造

弄清了李有源这个人和《东方红》创作过程，我在剧本原基础上以多个方面为重点，紧紧扣住李有源的这个人，和他创作这首歌的一字一句出处，把他个人生活与这首民歌创作过程联系起来。

确立李有源是一个有文化，粗知文墨农民歌手，我给他设计了，从沙盘到毛笔记账的过程，画龙点睛地告诉观众，李有源能知尧、舜、唐，绝非彻底的文盲，况且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民歌，《东方红》只是其中的一首罢了。并且尽可能让别人，李有源的侄儿李增正说出《移民歌》《东方红》的作者是：“我的叔父李有源！”

影片开头一组民国秧歌，让我很伤脑筋，最后佳县原文化局局长高根胜先生一席话点亮了我，他说早期民国秧歌均以丑为美了，蛇蝎之类暗喻蛇蝎心后娘心。而李有源少年时一段连子嘴是一位亲戚讲民国人生存困难的快书，类似“七笔勾”，那样调侃生活的苦难。一天我在榆林街道遇到红色收藏家薜俊富先生，他问我最近弄啥？我说：拍微电影《东方红》，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最初的《东方红》与歌颂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有关，这让我豁然开朗“中国出了毛泽东”，不正是源于“陕北出了刘志丹吗？”这些均在影片中达到充分的表达。

监狱是什么样子，我看过陕北共产党人白明善、张德生、马明芳均坐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牢。陕北牢房应有地方特色，可以在窑洞内加上一排铁栅，共产党老高自言是谢子长的人，唱刘志丹上横山，尽可能把陕北两名首领同时提到，也歌颂了西北革命，也暗含了佳县地下党张达志的故事和县委书记张俊贤的一些事迹。

加大旁白的文学性，一窥电影文学的本质，显其含蓄隽永，语言的优美，并力图亲切、深沉，接地气，如泣如诉，仿佛朋友间的倾诉，而显历史的沧桑和哲理文学意味，力图回到那个特定的年代气候、时间、氛围等，有亲临感。

男主角李有源（李政飞饰）最称道的表演是淡淡的微笑：“娶了个老婆二不楞，不如我打光棍”的调笑。

作为电视艺术，有些历史真实一定要遵循，有些不完全依照历史真实。此如李有源的真实生活中是掏大粪，编剧王克文先生改为卖菜，完全正确，担什么并不重要。

李政飞饰演的李有源从开始的拘谨，到后来与李增正放声大唱《东方红》一场最为给力。他黑红的脸膛，得体的服装与帽子已融为一体。还有看见大墙上“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标语时，他转过脸来，浮现出一脸憨笑，煞是可爱。他清晨起床下炕的懵懂感表演很真切，只有过起早贪黑人的经历，才有能表演的这么到位。

文学中的笔触轻重，在电影中就指的是节奏，无论如何地推波助澜，一波三折，均为过程，而高潮部分则是人物命运的高点，也就是在影片的后半部，微电影《东方红》的高潮自然在李有源登山挑担看日出，而咏叹出《东方红》。这应该举全剧之力，是影片节奏中的“上甘岭”，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强攻的制高点。

我们拍摄这场戏，起了两个早晨，第一天5时起床，赶到山上时太阳已经露脸了，无奈。第二天半夜4时就出发了，登上山時，太阳还沉浸在苍茫的云海中，混沌未分，茫茫渺渺，劲烈的晓寒，吹醒了人昏沉的睡眠，人变得格外清醒。因为日出时间有限，一切镜头机位，必须提前想好，多少个后背、左侧、右侧、正面、仰拍、特写、大特写机位不容等待。是的、神圣庄严的时刻到了，河东的日出，李有源屏住气息，注目群山之巅，诞生新的太阳……我快速地说着景别，摄影师边拍边搬机位，最后正面拍下最大的特写，李有源望着初升的太阳，东方伟大普照的光明，他流下悲欣交集的泪水。

从山上的李有源看日出到窑洞里李有源写歌词，东方红，太阳升……包括回忆片断中的黑白画面，彩色画面和山上拍的不同机位，反映的李有源共计六七场，平行蒙太奇，交叉运行，在不同变换的机位内容相互交集，冲上巅峰，完成了主人公主形象塑造的最高点。

当艺术渲染达到高点后，最需要的是用确凿史实坚定人物历史活动的真实性。

从历史走向当代。“东方红”的演变，伴随着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不同时期，于是从延安到天安门毛泽东像的叠加，由当代面向未来。片尾由李有源的侄儿李增正，一小唢呐手吹“东方红”，逐渐演变为，老年的李有源在大山之巅走来，由当代面向未来，用童声或模拟童声唱出新的《东方红》，高歌一曲，引向永远。

《东方红》是陕北民歌微电影，民歌自然是用方言唱才有魅力，所以演员我选了陕北民歌手，自唱自演，说那些平常人能听懂的陕北话。有许多人正是以陕北话别人听不懂，而不用方言，我认为不妥，尽可能讲那些别人也能听懂的陕北话该有多好。这就有了佳县话：“一根苗苗也没种出来，还要钱哩”老掌柜的话。“哎，老子把你”警察局长的话，成为大家笑点。

其实用民歌故事拍电影早有先例，如《刘三姐》《阿诗玛》等，可是建国以来，由于历史原因，西北革命创作是禁区没人敢拍电影。此次《东方红》能成功，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

陕北民歌微电影，一定是用方言，民歌一定要用民歌手，台词与对白，本身说的方言，陕北民歌微电影用陕北民歌手唱，陕北人演是取自然之美，得天独厚之利。

其次是剧本好，音乐作曲名家担当。导演、摄影也是陕北人，况且是有着乡愁情怀的陕北人，加之主创人员历史阅历，熟悉风土人情，决定了这部微电影的成功。

一部影片的成功，犹如海上浮着的冰山一角，从导演开始这部作品就围绕着它，进行一场不为人知的战争，特别是历史题材，他需要的学识考据，是一场极为艰辛的劳动，而大多人不愿从事这样的劳动，所以成功者总是少数人，我就是其中一个影片背后的苦行者，所以花开花落，宠辱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