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冬冬

摘要：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新启蒙的年代，该时期我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和传播西方文化学术、特别是西方现代美学和哲学理论资源，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已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旨在梳理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路径以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一是“新启蒙”语境下的思想学术史研究；二是编辑出版的研究路径；三是阅读史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1980年代；西学人文译著；出版；阅读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就不乏关于1980年代中国出版与阅读接受研究，尤其是围绕着当时“西学东传”的阅读与接受研究。近年来，伴隨着改革开放30年的阶段性成果小结，知识界同样有以1980年代“西学东传”为话题，从多重视阈出发进行的研究。现就既有的研究路径作逐一分析：

一、“新启蒙”语境下的思想学术史研究

学界对把“新启蒙”作为整个1980年代的基本属性鲜有异辞，并把大规模引进西方学术文化这一现象作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评说。徐友渔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思想界的分化和对立》，认为1980年代知识分子无条件沉浸于西方的启蒙话语之中，狂热地迷恋西方对现代性的描述。汪晖（1997）表示“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已经不再向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寻求答案，而是一头扎进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以及英美自由主义，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反思理解为对传统和封建主义的批判；不论新启蒙思想者的意识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追寻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王学典（2010）在《“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一文中认为1980年代的西学热潮实质上是新启蒙思想者手中用来反传统、批判封建的工具，即以异于传统的西方现代化的概念去反传统、批判封建主义。

也有学者从具体的人物及其作品出发，对西学人文译著给予高度评价。如韩毓海（2010）在《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八十年代的反思与继承》这篇文章中，细致阐述了李泽厚、刘再复、甘阳三人在1980年的学术活动、代表作及其产生的影响。在谈到甘阳时，韩毓海高度评价他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该书表达了如何赋予“物”以意义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深刻的时代课题。

另外，也有学者对西方人文译著持辩证的看法，如张广智（1996）在他的文章《超越时空的对话--我国新时期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若干思考》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学术文化在西方欧美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以借取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来促进中国文化机制的更新，但也存在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的现象，应理性看待不足与失误。朱立元（1996）在《怎样看待80年代的“西学热”》一文中肯定了1980年代引介西学的热潮使我国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也承其不足：如译介、引进得多，但研究、消化得少，不少理论虽热闹了一阵，但缺乏分析、批判、吸收，没有真正内化于行动中。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鲜有提及具体的书籍、译者、出版单位等信息。“1980年代广泛地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学术著作”更多的是被作为一个引子，供学者作思想学术方面的价值分析。如程光炜（2007）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即《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其从文库对“存在主义”的译介、对“语言问题”的发现出发，分析当时知识界价值选择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基本关联，试图建立文革后的中国知识谱系。许纪霖（2009）在其著作《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中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的解放问题的争论，以及八十年代末关于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其背后都有大量的阅读在支撑。如人道主义的思考，其背后阅读文本是德国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法国萨特的著作等。有关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其背后的阅读文本是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译丛》。虽然这两篇文章都提及多位编者、译者，书名及译丛，但这依然是在学术思想史视阈下进行的研究。

二、编辑出版的研究路径

近年来，出版领域大批记录1980年代的出版情况、图书史料和回忆录作品。例如，2008年中国出版集团推出“名社30年书系”系列丛书，此中就有在1980年代翻译大量西方人文译著《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和《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及在1980年代主持《读书》杂志、三联书店的出版家沈昌文的回忆录《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俞晓群的《人书情未了：一个出版人的手记》、《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马国川主编的《我与八十年代》回忆性著作，收录了主编《美学译文丛书》的李泽厚、主编《走向未来丛书》的金观涛的访谈录；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收录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甘阳的访谈录；以及在1980年代开始翻译西学作品，并在此后成为专业领域领头人的译者的回忆录，如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甘阳的《古今中西之争》和《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徐友渔《我对80年代“文化热”的回顾》等。

以上书籍、回忆录、期刊文章为研究者提供编辑出版方面的资源勾勒出一幅出版社出版国外学术译著的地图。

三、阅读史的研究路径

我们传统的书籍史、出版史研究喜欢偏重于围绕书籍自身进行研究，而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阅读史研究，则把在西方文学评论中逐渐兴起的读者-反应理论与书籍史研究相结合，拓展了书籍史的研究路径。阅读史研究把人作为阅读实践的主体，研究人与阅读、人与阅读文本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分析阅读主体所身处的社会环境、政策法律、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读者在阅读中扮演的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探寻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构建。美国著名的阅读史研究学者达恩顿提出了阅读史研究需关注的关节点，即解决“谁在读”（who），“读什么”（what），“在哪里阅读”（where），“在什么时期读”（when），“为什么读”（why），“阅读效果”（how）的问题。简而言之，阅读史研究即研究过去人们阅读实践的历史。

西方阅读史研究九十年代传入国内，为国内学术界推开了研究阅读史的大门。陆续有学者在中国的语境下探索阅读史研究的路径。笔者在文献检索中，搜索到多篇以1980年代阅读为研究对象期刊文章，如汪涛的《1978-1998年读书热点解析》、范风琴的《三十年阅读风潮回溯》、陈茹的《图书传播与中国人的阅读记忆》、潘启雯的《共和国沧桑60年阅读史话》等，多以介绍不同时期的阅读热点，分析阅读热产生的原因等，但这类文章不能算是严格规范的学术论文，多以主观的、经验性的分析文章为主。

其他的有《中华读书报》于2008年4月起推出了"30年阅读史”专题，该专题每期回顾一本（套）重点图书，探究其代表的阅读潮流。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在2008年9月发起了“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评选活动，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中，评选出有较大社会影响力、有广泛阅读群体以及市场反响良好的30本书。在这份书单中，1980年代出版的书占据了20强。另外，一大批相当数量的回顾1980年代阅读生活的文章和书籍相继发表和出版，例如向继东主编的《新启蒙时代：我的80年代的阅读》，里面收录了包括学者、作家、大学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编辑、记者、诗人等在内的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生活的文章。程光炜编，洪子诚等著的《重返八十年代》，选取了洪子诚、李陀、王尧、李杨等人研究1980年代文学的文章，雕刻了1980年代集体历史与个人记忆的肌理。胡洪侠、张清主编的《1978-2008私人阅读史》，该书收集了吴思、李银河、沈昌文、周国平、徐友渔、刘苏里、陈平原等34位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的个人阅读回忆等。这些著述充实了1980年代阅读文化的材料，对研究1980年代人文译著阅读有着莫大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研究1980年代人文译著阅读现象的形成与出版之间的关系（如何制定选题计划、译者与出版者之间的关系等），以及读者接受（谁在读、为什么读、读什么、怎样读）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著名的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其规划阅读史的文章--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什么是书籍的历史》）中提出了“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s circuit）的分析模式，概括来说阅读史研究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1.这些书怎么样被出版？（How do books come into being？）2.这些书如何到达读者手中？（How do they reach readers？）3.讀者如何解读这些书？（What do readers make of them？）并在研究中将智力水平、公众传播、社会经济水平、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因素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一个从出版到阅读的交流的循环。笔者认为，有关1980年代人文译著出版与阅读接受的研究，可以借鉴这个分析模式，建立书籍作者、读者与出版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书籍阅读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出版政策、集体心理之间的关系，以补充当下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徐友渔.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思想界的分化和对立[J].中国读书评论，2008.

[2] 于殿利等编著.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10.

[3]宋木文.亲历出版三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P3.

[4] 向继东.新启蒙时代：我的80年代阅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221.

[5] 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57.

[6] 张立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