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

出席这个小型座谈会的单明近60岁，现为自由学者、时评人；本刊记者50多岁；章驰（化名）30岁出头，刚从国企跳槽到一家外企。

单明讲，他1980年代在一铝制品厂干冲压工，“那时职工家缺什么，看厂里有，踅踅摸摸就會弄家去，说这是以厂为家。”单明说，“那时职工家里铝制的东西，几乎都是从厂里顺的，你要是花钱买都笑话你。”

单明认为，那时企业的向下攀比就很风行了，“你顺一饭盒，我就顺一铝盆；你顺一铝盆，我就顺一铝锅。”当时厂子只有一辆大货车，唯一的司机牛得很，谁都不敢惹，“他用车顺走的高压锅都数不清了。很多人都知道，但没人管。你拿我也拿，比着拿，谁都不干净，又能管得了谁。”

本刊记者20多岁时也是企业人，在一木制品厂当木工，对此深有同感。那个年代时兴雇人打家具，“打家具用的木料，职工很少花钱买，今天从厂里拿一根方子，明天拿一块板子，不长时间就把打一件家具需要的木料凑齐了。”有一次，本刊记者去一师傅家做客，发现师傅家虽是平房，但铺的是方块木地板，师傅不瞒他，“我每天都要往家带一小捆劈柴，我就把这些好料混劈柴里，系一小捆，捆自行车后货架上，就运出来了。”

师傅不以为意，“还有偷胶合板的呢，好几张十几张往外偷。”

现在看，这是典型的向下攀比。对此，80后章驰也是不以为意，“这算什么，你们这是人在物上的向下攀比，我遭遇的是人与人的向下攀比。”

他说他之所以从那家国企跳槽到现在这家外企，就一个原因，“是劣币把我这个良币驱逐出来的。”他认为自己虽然不是最良币，但起码是次良币，绝不是劣币。“在原单位，劣币混起来舒服，良币很难活。”他说。

章驰在原单位干的是设计。“设计和设计不一样，整体设计、局部设计和零件设计，花的精力、脑力和时间相差很大。领导是内行，深知这一点，但他从不分出档次，只会搞平衡，干多干少一个样儿，从奖金上就能看出来，你再能干，得奖金再多，比最低档也多不出50元。”章驰说。

章驰自认为最能干，但相对来说获利不多，便找领导谈，“领导先是啥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点头，最后整出一句，把我气个半死。”领导跟他说那意思是，设计室没有自主设计业务，都是上边总公司往下派活儿，一年活儿排得满满的，上边叫我们设计啥，我们就设计啥，不用我们操心，我们没必要搞什么内部竞争，一搞竞争，设计室里的人就不团结了……

都什么年代了，还回避竞争！就因为领导这句话，章驰萌生了跳槽的念头。最后让他果断离职的原因是，“设计室虽然有很多制度规章，若照着做，设计室可能好不到哪里去，但也绝差不了太多。制度是摆设，领导决策啦、平时做事啦，从不按制度来，我给他总结4个字，不奖不惩。你干得再好，也不奖励你，刚才说了，干得最好的，奖金只多50元；你干得多孬，也不惩罚你。比如制度上写着，晚交一天设计图要怎么样，图上有差错要怎么样，但没用，从不执行，领导只是不痛不痒地提醒一句。”

章驰讲，他离职前的设计室，不按时交设计图已成普遍现象，设计图上的差错越来越多，“我要么混下去，成一废人；要么走人。”章驰说。

单明挺吃惊，“市场经济时代仍有人排斥竞争，真不可思议！”他瞅着章驰，“你说的领导搞平衡、不奖不惩，都是排斥竞争的产物。排斥竞争是因为你们的设计业务都是上边派下来的，不用你们操心，你们根本没有危机意识。向上攀比在你们那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倒是向下攀比能获得现实利益，所以，第一名学第二名，第二名学第五名，最后都并列倒数第一名。这么下去，组织会完蛋的，在这种组织里混的人，迟早也就会完蛋。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没有把你们推向市场，要是把你们推进去，不竞争才怪，不竞争就得死，而且是立刻死。现在你们是温水煮青蛙，慢死。”

单明和本刊记者都赞同章驰离职，“原单位是养大爷的地方，要是觉得这么被养着挺好就惨了，以后当三孙子都不够格。跳槽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