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璞玉+郑晶+张金华

摘要：针对农民工群体，界定适应其特点的社会融合概念，构架社会融合理论框架。笔者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可以定义为“农民工以流入地社会市民群体为参考系，在经济、职业、行为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学习和适应当地社会，并有保留地向当地市民转变的过程”。包含经济、文化、结构、心理4个维度，除经济融合外，其他3个维度均具有双向融合性质，4个维度之间存在非线性、依存和互动、递进但次序不唯一的关系和特征。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取决于维度融合的数量和各维度融合的程度。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合；融合维度；融合模式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11-0509-04

农民工大规模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已经持续近3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 395万人，比2013年增长1.9%，其中16～30岁新生代农民工占33.7%，31～40岁农民工占 22.8%，青壮年劳动力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群体。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推进城市化进程来说，如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究竟是喜是忧，关键在于这部分人能否最终融入城市生活[1]。然而，制度性因素如二元户籍制度、非制度性因素如人力资本劣势和歧视等导致农民工各方面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这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工最后不得不选择返乡，少数能够留在城市生活。作为外来人口的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与流入地社会相互融合，一直是移民研究的经典命题。在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时，学者们往往使用的是针对一般移民人群的普适性概念，专门针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定义不多见[2]，且存在定义不清晰、不严格、融合维度的辨识混乱、各维度的方向性不明确等缺陷[3]，导致在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中，缺乏统一并被普遍认可的概念和维度建构。本研究旨在构建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和相关维度的理论框架，并探索各维度间的逻辑关系，以期为测度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状、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回顾

1.1 关于社会融合理论的探讨

西方对移民群体与迁入地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可以分为“同化论”（assimilation）、“多元文化论”（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区隔融合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3种主要观点[3-4]。“同化论”由Park最早提出，它强调外来移民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原有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的抛弃[5]。到20世纪中期，同化论经过Gordon等的进一步发展，成为研究移民社会融合的经典理论范式[6]。不同于同化论认为移民终将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的观点，“多元文化论”用来形容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社会，该理论认为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会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7]。随后，Portes 等通过对美国第2代移民的研究，发现不同于第1代移民，流动人口子女只是在某些地方融合到美国主流社会中，针对这种现象，他们提出“区隔融合”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是一个存在不同阶层和不平等的社会，因此移民可与不同的“区位”融合[8-9]。另外，还有基于以上理论的直线融合理论、曲线融合理论、空间（或居住）融合论等。以上理论源于不同的宏观背景，较好地解释了各自时代移民的融合现状、过程及结果[3]。

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民城乡转移，国内关于流动人口或其他群体社会融合的研究已非常丰富。但基本都是基于上述国外3种理论的应用和延伸，第1类类似“同化论”理论，强调移民向迁入地社会的单向流动，如“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可以用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同质化水平来衡量”[10]、“逐步向市民转化的过程”[11]。第2类类似“多元文化论”，强调移民和移入地之间的各方面的相互交融和作用。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和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12-13]。第3类观点同“区隔融合论”类似，如何军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工在行为方式上的融入程度明显高于价值观和归属感融入程度，即支持了这类观点[14]。

1.2 关于社会融合维度的划分

社会融合应该包含哪些维度是研究融合问题的重中之重。国外研究对象包括国外移民、少数族裔等，国内多为流动人口、城乡移民、农民工等，研究对象不尽相同，维度的划分都是根据对城市融合概念的定义和研究需要对融合维度进行设置的。常见的融合维度基本都包含主观（经济、社会、文化）和客观（心理认同等）层面[4，15-17]，部分研究只包含主观方面，如任远等将城市融合维度划分为自我身份的认同、对城市的态度、与本地人的互动、感知的社会态度[13]；秦昕等将其划分为农民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社区认同、政府认同、生活满意度[18]。

关于各维度之间的關系，大部分学者都认可各维度之间存在递进关系，但各维度递进方向问题存在争议。如杨菊华等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融合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融合等多个层面，且存在递进关系，他们认为经济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融合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融合应属精神层面，反映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适应，才是流动人口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标志[3，19]。相反，张文宏等认为虽然由心理、身份、文化、经济等4个因子构成的移民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但鉴于这4个层面的融合程度呈依次递减趋势，所以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身份融合程度较高，而文化和经济融合程度较低[4]，该观点也得到王桂新等研究结果[20]的支持。

各维度融合方向也存在争议，如Berry不同意Gordon将文化融合定义为移民逐渐抛弃原有家乡文化而完全接受迁入地文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融合具有双向性，并提出了文化融合的双向模型[21]。Phinney认为，身份认同存在“种族认同”和“迁入国认同”2个概念。借鉴Berry的文化融合双向模型，Phinney提出身份认同的双向模型，他将身份认同分为4种类型，即融合型、融入型、分离型和边缘型[22]。以上研究和观点是本研究社会融合概念和理论框架构建的理论基础，但针对农民工还须依据社会背景和其自身特点进一步完善。

2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构建

2.1 农民工社会融合概念的界定

农民工是“拥有农业户口，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不能享受城市福利待遇的农村劳动力”[20，23]，是在我国二元户籍制度背景下的一个“边缘化”的特殊社会群体。社会融合研究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社会之间的关系，农民工和流入地市民构成社会融合的2类主要群体，市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显著优于农民工。就2类群体间关系而言，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以市民为参照系，在经济、行为、文化和观念上融入到流入地社会的主流社会体系中，但就农民工群体而言，现阶段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无法完全割断与流出地的社会关系，也无法完全摒弃原有的文化和传统，因此，尽管农民工在各方面学习、适应、追赶流入地市民，但因客观或主观原因，其不得不保留一部分的原有行为、观念或文化，从而呈现出一种“混合”的状态。因此，本研究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应该定义为 “农民工以流入地社会市民群体为参考系，在经济、职业、行为、价值观念等方面学习和适应当地社会，并有保留地向当地市民转变的过程”。

2.2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理论模型

维度是社会融合的基本要素，研究农民工社会融合首先要辨析其融合维度。结合农民工的特点、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现有文献，本研究认为我国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至少可以从文化层面、经济层面、结构层面（社会交往层面和政治参与层面）、心理层面来分析。这种划分并不一定能够囊括所有维度，但这几个维度是当前农民工社会融合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维度。

各维度的特点和维度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社会融合的基本逻辑。本研究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理论模型（图1），农民工进入城市，在各个维度上与作为参照系的流入地市民差异消减。本研究构建的模型解释了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以下特征——第一，维度之间具有以下关系：（1）这4类融合维度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它们可以同时开始，但融合程度却未必同步。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过程是以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行为和观念为载体体现出来的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任何2个或多个社会现象之间都难有整齐划一的、单向的线性因果关系。（2）各维度之间互相依存和互动关系。维度之间的交融与渗透十分正常，如文化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阻碍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合，对流入地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有较深的了解和接纳意愿无疑有助于流入者更快整合到当地的经济结构中[3]，不过经济融合并不一定代表文化接纳，农民工在接受流入地文化的同时，还可以保留自己原有的文化。如图1所示，上面的4个箭头联结了各个维度的节点，任何2个节点之间都存在关系，关系的强度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农民工个体特征等。（3）农民工融合维度存在递进关系，但次序并不唯一。目前学界关于融合次序的观点不统一，以融合“结果”为判断标准的研究认为经济融合是实现社会融合的基础[3]，以融合“过程”为判断标准的研究认为“文化融合”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首先需要经历的[2]。本研究认为无论以结果还是过程为标准，其融合维度次序都不是唯一的。这种次序与农民工个体特征、价值观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有关系，因此就微观层面来说，维度之间的次序因人而异。第二，除经济融合外，其他3个维度具有双向关系。图1在各维度框体上下使用箭头表示，右向箭头表示朝向流入地市民的融合，左向表示朝向农民工自身的融合，融合程度取决于2个方向融合的“推拉力”的大小。第三，整体社会融合程度取决于农民工融合维度的数量和各维度的融合程度。图1底层的射线表示社会融合的方向和融合程度，箭头向右表示融合维度的递进关系，心理认同代表社会融合的最高境界。越靠近右边表示融合的维度数量越多，从而融合程度越高，如农民工融合维度达到4个，则意味着其整体社会融合达到较高的融合程度，若只达到其中的2项或3项，则农民工是区隔融合的状态；若只达到1项，则表示农民工尚在适应城市社会的阶段。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的融合过程都会遵循该模型中的这个次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4个维度的融合，但针对不同情况，依然可以使用该模型解释。

2.3 农民工社会融合各维度解释

2.3.1 经济融合 Alba等将社会经济融合定义为“主流社会中和自己社会经济背景相当的阶层相比，移民能够获得这个阶层的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的社会经济地位”[16]。借鉴此概念，本研究将农民工经济融合定义为“与流入地社会中和自己社会经济背景相当的当地市民相比，农民工能够获得和这些市民的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的经济收入”。迁入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并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其主要标志是有固定的住所及稳定、平等的经济收入[24]。“职业流动与经济融合本身就应该是移民融合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与维度”[16]。农民工只有在城市立足，才能进一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经济融合是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基础。以流入地市民为参照系，农民工的经济融合可以从收入、消费、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工作状况等几个方面考察，并且经济融合是单向向上流动的。

2.3.2 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的经典定义由Redfield等提出，他们认为文化融合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群体的个体们在不断地发生接触以后，其中1個群体或者所有群体的原有文化特征发生变化的现象”[25]。社会融合理论基本上认为文化融合是一种单向模型[3，6]。但当前我国农民工候鸟式的迁移特征，即使其接纳了流入地文化，但还须要保持和家乡的联系，因此无法完全放弃原有文化。悦中山通过修改Berry的模型，提出了农民工文化融合的双向模型，并通过农民工在2个方向上不同的态度组合，产生4种文化融合策略，即融合、同化、分离、边缘化策略[2]。但本研究认为，文化融合是否为“双向”还有待商议，因为“双向”指农民工文化与流入地文化的交融和相互影响，从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可以证明农民工能够影响流入地的文化习俗，因此，该模型只能看作是微观层面的农民工文化双向选择模型，本研究在悦中山文化双向模型的基础上，将其改进为农民工文化选择双向模型（图2）。

2.3.3 结构融合 结构融合即“少数族群开始在初级群体（具有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合作特征的群体）层次加入核心社会的各种活动、俱乐部和机构中”，是促进移民全面融入迁入地社会的助推器，标志着社会融合过程的成熟[6]。结构融合以社会交往与社会分层为主要标志，即他们的社会交往群体从嵌入人口扩展到本地人口，社会交往圈扩大；在社会分层上，他们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向中产阶级或更高层次接近，如居住社区的搬迁（如搬到以本地居民为主的居住社区）以及更多的政治诉求等[4]。因此，本研究将结构融合维度细分为社会关系和政治参与2个方面指标。

农民工进入与农村社会不同文化的城市社会，因此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及社会关系的意义，不只是单纯地发展出一种业缘性和地缘性的人际关系，更代表农民工对于城市社区的卷入程度，是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重要表征[26-27]。根据农民工城市交往的对象群体，以农民工群体为基准，可将其社会关系分为群内关系和群际关系。农民工在城市里不可避免地要与市民有某些交往，因此社会关系具有双向性，参照文化融合双向选择模型，本研究描述出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双向模型（图3），根据群内和群际关系的强弱，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融合、同化、隔离、边缘4种类型。由于农村和城市社会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以及时代的变迁，当前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呈现出较强的隔离特征，即同质性和“内卷化”倾向[1，27-29]。

对于政治参与，一些学者将其纳入社会融合的维度之中[15-16，20，30]，或专门讨论了政治融合[31-33]。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是在其文化融合、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和心理认同等实现后的更高要求[2]，因此并不是社会融合的核心内容。但本研究认为，在当前农民工数量已达2.7亿人的情况下，其政治参与应作为其结构融合的重要指标之一。政治参与的广义概念是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或企业决策的所有行动[34]。对农民工而言，他们对于事关自身经济、社会利益的问题，有着强烈的诉求欲望，这从近年来多发的农民工讨薪事件和其他群体性事件中可见一斑。而政治参与是实现其目的的渠道或途径之一，良好的政治参与能够避免表达夙愿的极端行为的发生。

2.3.4 心理融合 心理融合是指在迁入地社会移民群体在心理和情感上对自己社会成员身份和归属的认同上发生变化的现象[2]，文献中研究心理层面融合时，多使用身份认同作为指标[35-36]，或直接使用身份认同作为社会融合的1个维度[3]。而身份认同被认为是移民社会融合的最高境界[3，16]，若移民群体在心理和情感上对迁入地社会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即使他们在其他维度融合较好，也不能说明外来人口实现了充分的社会融合，其在现居住地的社会活动也仅仅是对经济利益追求的表现。

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里人”“农村人”之外的第3种身份[37]。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在现实中是复杂的、多维的，具有二重性的特征[38]，即有些农民工在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上存在模糊性，这一点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更甚[1]。因此，农民工心理融合也表现出双向性，借鉴文化融合模型，可以描绘出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双向模型（图4）。鉴于农民工对身份认同的模糊性，该模型没有使用“是否”为农民或城市人的绝对判断，而使用“强、弱”表示相对程度的判断，笔者认为这样更加能够表示农民工身份认同特点，模型中一共显示4种心理融合类型，即融合、融入、隔离、边缘，分别对应农民工身份认同程度。

3 结语

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社会融合理论的基础上，构建适应于农民工特点的社会融合理论，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指“农民工以流入地社会市民群体为参考系，在经济、职业、行为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学习和适应当地社会，并有保留地向当地市民转变的过程”。该定义强调了社会融合中主体是农民工和市民群体，也强调了现阶段农民工与流出地社会之间存在较强的关系。基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界定，本研究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维度可以分为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结构融合和心理融合。农民工社会融合的4个维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维度之间存在递进和互动关系；各维度可以同时开始，但进程未必同步。经济融合指农民工能够获得流入地市民的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的經济收入，该维度是单向向上流动的；文化融合指农民工在家乡文化和流入地文化之间的双向选择，产生4种文化融合策略，即融合、同化、分离、边缘化；结构融合指农民工嵌入城市社会的各种活动或组织中，可以分为社会关系和政治参与2个方面，前者具有双向关系；心理融合指农民工对自己社会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当前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也存在双向性。

参考文献：

[1]王春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 青年探索，2010（3）：5-15.

[2]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2012（1）：1-11.

[3]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2009（1）：17-29.

[4]张文宏，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8（5）：117-141.

[5]Park R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33（6）：881-893.

[6]Gordon M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7]Kallen H M. Cultural pluralism and the American idea：an essay in social philosophy[M].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6.

[8]Portes A，Zhou M.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1993，530：74-96.

[9]Zhou M. Segmented assimilation：issues，controversies，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7，4：975-1008.

[10]童 星，马西恒. “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J]. 社会科学研究，2008（1）：77-83.

[11]刘传江，程建林.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2008（5）：48-57.

[12]任 远，邬民乐.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 人口研究，2006（3）：87-94.

[13]任 远，乔 楠.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 人口研究，2010（2）：11-20.

[14]何 军.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2（1）：52-59.

[15]Goldlush J，Richmond A H.A multivariate model of immigrant adapt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J]. Policy and Research on Migration：Canadian and World Perspectives，1974，8（2）：193-225.

[16]Alba R，Nee V.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M].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7]张 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2011（6）：100-109.

[18]秦 昕，张翠莲，马 力，等. 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影响模型[J]. 管理世界，2011（10）：48-57.

[19]朱 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2002（6）：82-88.

[20]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 人口与发展，2008（1）：3-23.

[21]Berry J W.Immigration，acculturation，and adaptation[J]. Applied Psychology，1996，46（1）：5-34.

[22]Phinney J S.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review of research[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0，108（3）：499-514.

[2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陈昌盛，等.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0（6）：4-16.

[24]周 皓.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2012（3）：27-37.

[25]Redfield R，Linton R，Herskovits M J.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6，38：149-152.

[26]李伟东. 从社会距离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J]. 北京社会科学，2007（6）：71-76.

[27]叶鹏飞. 探索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之路——基于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2012（1）：81-85.

[28]荆晓艳. 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特征及其路径优化[J]. 重庆社会科学，2010（10）：71-74.

[29]甄月桥，朱茹华，李益娟，等.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支持问题研究——基于浙江杭州、宁波、嘉兴、温州四地的调查[J]. 发展研究，2011（9）：98-100.

[30]Junger-Tas J. Ethnic minorities，social integration and crime[J].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2001，9（1）：5-29.

[31]Garcia J A.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Mexican immigrants：examining some political orientation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7，21（2）：372-389.

[32]Lamare J W.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Mexican American children：a generational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2，16（1）：169-188.

[33]Maxwell R.Evaluating migrant integration：political attitudes across generations in Europe[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10，44（1）：25-52.

[34]亨廷頓.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5]Harris P，University M，[HJ2mm]Williams V.Social inclus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J]. 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2003（3）：205-222.

[36]崔 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2（5）：141-160.

[37]陈映芳.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 社会学研究，2005（3）：119-132.

[38]郭星华，李 飞. 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J]. 人口研究，2009（6）：7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