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娟++周建

摘要由于在现有政治晋升体制中，各省在经济增长和节能降耗过程中对竞争地位的追求，导致各省的相对地位在能源消耗决策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省际政府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现实背景，从相对身份效应理论的角度构建了省际能源消耗的理论模型，探讨了相对地位、地位变化对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具体表现为各省能源消耗的当期和上一期相对地位对能源强度具有行为理论上决策作用机制，当期人均GDP增速与上一期人均GDP绝对水平对能源强度具有行为意义上的理论解释机制，省际能源消耗具有的动态自适应机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省际能源消耗的相对身份效应理论，实证结果表明：①各省在当期能耗排名上竞争对节能具有积极作用，上一期能耗排名越靠后的省份在当期节能降耗的动机比排名靠前的省份更强烈，从而使得当期能耗下降。此外，在不同的考核时期和不同节能任务要求下，能耗排序对节能的影响存在差异，该影响也因各省所处相对位置高、低而不同。②当期经济增长与当期能源消耗呈现出同向变化的互补机制，上期经济增长与当期能源消耗呈现出反向变化的替代机制。③上一期能源强度下降会降低当期能源强度，省际能源强度存在着逐渐下降的动态自适应机制。基于此，我国对地方政府节能降耗的政策设计应当实施多节能目标、多奖惩措施的差异化模式，从而实现不同类別省份的有效节能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型。

关键词相对地位；地位变化；能源消耗；相对身份效应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3-004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06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过度依赖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强度高，温室气体排放量大，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近些年来过度依赖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中要求中国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总量要比2005年降低20%，“十二五”时期提出每单位GDP消耗的能源总量下降16%，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的能源约束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1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能源消费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如张玉周[1]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孙庆刚等[2]利用空间计量技术对中国30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分析表明，能源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空间溢出对能源强度的边际效应超过许多传统影响因素；樊茂清等[3]认为技术变化、要素替代、贸易、一次能源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化是引起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例如赵新刚和刘平阔[4]通过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且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行阶段；李方一和刘卫东[5]分析了中国区域性能源强度指标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预测在能源强度指标约束下“十二五”期间各区域结构调整的走向和经济增长率；赵进文和范继涛[6]采用非线性STR模型研究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非对称性的特征。

纵观已有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我国能源消费的文献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省际能源消耗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决策机制研究。如果不能对此真实而广泛存在的机制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那么现有文献相关研究思路可能得到有偏甚至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分析结论，无法弄清楚我国能源消费的省际微观机理及其形成成因。那么，我国现实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省际能源消耗的行为机制呢？最直接的证据来源于现实中我国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和考核机制。从我国近年来对省级政府的能源考核政策要求来看，“十一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根据《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国家对省级政府完成节能降耗情况的考核分成四档—超额完成、完成、基本完成和未完成，对考核等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的省级政府进行表彰奖励，对考核等级为未完成的省级人民政府，领导干部不得参加年度评奖、授予荣誉称号等，国家暂停对该地区新建高耗能项目的核准和审批。“十一五”规划中新添加的考核指标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查的核心从GDP增长率转向了GDP增长率和节能减排双重心上，那些超额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省份将获得晋升优势。基于以上现实背景和事实依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从国家层面上制定了十分清晰严格的节能降耗政策，中央政府对于各省提出了明确的能源消费目标和问责制，由此造成我国省际能源消费之间理论上存在着深刻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决策机制。

陈娟等：相对地位变化对中国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3期 近年很多文献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都深刻论证了个人相对于他人的地位状态确实影响其效用[7-9]（下文将其称作为“相对身份效应理论”），个体的相对身份地位对其微观决策和效用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相对身份效应理论是微观个体在一个具有合理边界的系统组织群体中通过竞争优势获得更大满足程度的行为心理学真实体现[10-11]。从对相对身份效应的理论分析上来看，Clark and Oswald[12]构造了可以用来解释人们模仿或跟随行为的模型，该模型假设每个人都在意自己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或地位），自身的行为会带来直接效用，自己与别人的行为比较会带来间接效用。

相对身份效应理论比现有文献在对我国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中有着更强的解释力。Lazear and Rosen[13]指出在锦标赛制度下，参赛者所得依赖于他在所有参赛者中间的排名，而与他的绝对表现没有关系。周黎安[14]文中指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围绕着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使得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地方政府官员非常热衷于GDP和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有鉴于此，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基于相对身份效应理论，系统研究相对地位、地位变化及中国省际能源消耗影响机制。

2省际能源消耗的行为理论机制分析及模型构建 我国对省级政府存在着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双重考核要求，此处将深入研究在此现实背景下我国省际能源消耗的真实行为理论机制。

假设代表性省份i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Git，Eit，Kit和Lit分为第i个省第t年的产出，总能源消耗，固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数量。由于能源强度等于总能源消耗除以生产总值，即xit=Eit/Git，得到

其中xit为第i个省第t年的能源强度。将式（2）带入式（1），得到：

其中，zit代表人均产出，pit代表第i个省第t年的总人口数。式（6）假设代表性省份在第t年的总人口数是其劳动力人数的h倍。假设劳动力增长率为n，则：

依据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结合资本累积方程和生产函数，得到了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耗水平之间的约束条件即式（8），它体现了变量xit和zit之间的逐期约束关系。

Clark and Oswald[12]构造了可以用来解释模仿或跟随行为的模型，该模型假设个体效用函数为U=θv（a/a*）+（1-θ）u（a）-c（a），其中a是一项行动，a*是其他人的行动，行動a会带来两种效用，一种是该行动自身带来的效用u（a），另一种是通过参照其他人的行动而获得的间接效用v（a/a*），该效用是由个体所处的相对位置或相对地位所带来的，此外这项行动的成本为c（a）。若假设相对效用函数v（·）是凹函数（comparisonconcave utility），则给定a*，a越大使得相对效用也越大，它的经济学含义是超越别人会提高自己的效用。本文借鉴上述效用函数的设定形式，依据行为经济学的相对身份效应理论，基于现实我国省际政府能源和经济增长双重考核制度的真实背景，假设代表性省份i的效用函数为：

以上效用函数表明，某省的效用函数由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u（xit，zit），其中代表资源消耗的指标为能源强度，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为人均GDP，对于效用函数而言，其满足：ux<0，uxx<0，uz>0，uzz<0。第二部分v（·）代表相对效用，其中，xjt为第t年能源强度中值，zjt为第t年人均GDP中值（j为处于中值地位的省份），xit/xjt显示第i个省能源强度在所有省份中的相对位置，该值越低表明该省能源效率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排名越靠前的位置，该省节能政绩考核处于有利地位；同时，从经济增长水平考核方面来看，zit/zjt显示该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所有省份中的相对位置，该值越高表明该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名越靠前，则越有利于该省官员获得良好的政绩考核评价。

假设代表性省份i的最优化问题为：

为了便于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 假设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以上设定满足前文关于效用函数的假设，即效用函数须满足：ux<0，uxx<0，uz>0，uzz<0。对代表性省份i的最优化问题求解可得到：

由于论文篇幅限制，文中没有写出具体的求解过程和式（12）中参数的表达式。式（12）揭示了我国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①在我国对各省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双重约束考核制度下，各省能源消耗的当期相对地位xit/xjt以及上一期相对地位xit-1/xjt-1（反映地位变化关系）对能源强度具有行为理论上决策作用机制。②同时，作为对于省际政府考核的双重指标，经济增长对于能源消耗具有重要的影响机理，具体表现在当期人均GDP增速（Δlnzit）与上一期人均GDP绝对水平（lnzit-1）对于当期能源强度具有行为意义上的理论解释机制。③我国省际能源消耗具有强烈的动态自适应机制，上一期能源强度（lnxit-1）对于下一期能源强度具有重要的理论解释作用，我国省际能耗强度存在着显著的行为惯性。

在我国省际能源强度行为理论机制分析基础上，下面 将以式（12）为基础理论模型开展实证检验工作。在实证中，为了避免ln（xit/xjt）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变量xit/xjt标准化，其取值范围在1～30之间，如果在第t年，第i个省的该变量值在全国30个省中是最小的，则经标准化后该变量值为1，即表明该省的能源效率在第t年是全国最高的；反过来，若该值最大则经过标准化后其值为30，显示该省的能源效率在第t年是全国最低的，排名的高低表明该省在节能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功效。

3实证检验及结果讨论

本文的样本为从2000年至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西藏数据缺乏）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为2000—2015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根据式（12）的动态面板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化的各省能源强度（lneiit），解释变量有对数化的滞后一期的能源强度（lneiit1）；对数化的各省实际人均GDP增长率（Δlnpgdpit）；对数化的上期的实际人均GDP（Δlnpgdpit-1）；标准化后的上一期和当期各省能源强度排序（rankit-1、rankit）。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从经济学理论分析，还引入了其他解释变量并对它们取了对数，它们分别为：能源消费结构，即煤炭占能源消耗比重（lncpe）；人口状况，即人口密度（lnpden）；技术水平，即每亿元GDP中三种专利授予数的个数（lnpaten）；对外开放程度，即各省FDI占各省GDP的比重（lnfdiw）；企业制度因素，即工业企业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lnoec）；产业结构，即第二产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lnind）。以上控制变量的选择能够使 在最大可能控制外在影响因素下来实证检验相关理论机制。人均GDP是由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在实证中Δlnzit的工具变量为Δlnzit-2，lnzit-1的工具变量为lnzit-2。

3.1能耗地位排序对节能的影响

根据表1中的回归结果（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能源强度排名（rankit）对同期能源强度的影响是正向且在1%水平下显著，其值为0.019，表明各省在排名上竞争对节能具有积极作用，各省当期寻求节能上的政绩使得能耗下降。上期能源强度排名（rankit1）对当期能源强度的影响是负数且显著，其值为-0.015，表明上期能耗排名越靠后的省份由于节能降耗任务的压力以及为了缩小与其他省的能耗差距，使其在当期其节能降耗的动机比排名靠前的省份更强烈，从而使得当期能耗下降。以上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省际能耗中确实存在着能耗地位排序对节能的重要影响，而且非常显著。

3.2不同阶段能耗政策考核标准下的实证结果

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不一

样，因此分析各省能耗排序对节能降耗的影响应该考虑到不同时间段的政策差异性，对此本文设置了虚拟变量交互项，具体为有特殊的意义的年份设置虚拟变量，将年份虚拟变量与能耗排序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新的解释变量，以此来分析能耗排序边际影响的时间不对称性。本文把样本期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2005年以前，2006—2010年以及2011—2014年。设置了2个年份虚拟变量，分别为y06（对应的虚拟变量取值为2006—2010年取1，其余年份取0），y11（对应的虚拟变量取值为2011—2014年取1，其余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

年份取0）。这2个虚拟变量与能耗排序变量的交互项分别为rky06和 rky11。这样划分的依据如下：“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全国及各省的节能目标，“十一五”时期各省在节能降耗上的表现可能与2005年以前有所不同；2011—2014年处于“十二五”时期，各省在这个时期的节能表现可能与“十一五”时期不同。

由表1的回归结果（2）可知，2006—2010年（rky06）和2011—2014年（rky11）当期排名虚拟变量不显著，表明在不同时期当期能耗排名对节能的影响都是0.019。2005年以前当期排名对下一期节能的影响是-0.016，2006—2010年当期排名对下一期节能的影响是-0.017，2010—2014年当期排名对下一期节能的影响是-0.02。可以发现，在有節能考核的年份，例如“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当期排名越靠后的省份其下一期的节能幅度大于没有节能考核的年份。

3.3能源强度相对位置高低对节能的影响

理论上讲，每个省的能源效率不同，对于能源效率相对高的省份，其相对位置发生变动对节能的边际影响可能与能源效率相对低的省份的相对位置变动所带来的边际节能有所不同。为了对我国省际能源消费进行验证， 将30个省份按照能源效率高、中和低划分为三组，每个组各10个省。对于能源效率相对位置的划分，采取的方法是对各省从2000年至2014年的能源强度求平均值，按各省能源强度的平均值大小排序，能源强度平均值最小的10个省（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海南）视为相对地位较高，对应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其余省份取0。能源强度最大的10个省（河北、山西、内蒙古、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视为相对地位较低，其他省份视为相对排名居中。在基本回归中引入相对地位较高组的虚拟变量与能耗排序的交互项（rkdhigh）和相对地位较低组的虚拟变量与能耗排序的交互项（rkdlow）以及这两个变量的滞后项。

由表1的回归结果（3）可以看出，rkdhigh和rkdlow两个变量均显著，因此能耗排序的相对位置对节能降耗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体现在排名相对靠前的省份其当期能耗排名的边际节能值为0.005，排名最后的10个省份其当期能耗排名的边际节能值为0.048，排名11至20名的省份其当期能耗的边际节能值为0.023。平均能源强度排名相对靠前的省份，排名进步能够带来的节能力度相对较小。同时，实证检验发现，当期能耗排名对下期的边际节能影响与各省平均能耗的相对地位无关，都为-0.016。

3.4不同节能要求的影响（任务重和任务轻）

我国对各个省份在降低能耗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按照能耗降低的幅度把节能任务分成三类：任务重的省份被要求2010年的能源强度比2005年下降20%以上；任务轻的省份被要求2010年的能源强度比2005年下降幅度低于20%；其他省份的任务为降耗幅度20%。节能降耗任务较重的省份为：山西、内蒙古、吉林和山东；任务较轻的省份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和宁夏；其他省份的节能降耗任务居中（rkdutyh和rkdutys分别代表降耗任务较重和较轻虚拟变量与能耗排序的交互项）。

由表1的回归结果（4）可知，任务重的省份当期能耗排名进步对当期节能的边际影响是0.032，而对于节能降耗任务量居中和任务量较轻的省份，其当期能耗排名进步对当期节能的边际影响均为0.019，排名进步所带来的节能力度小于任务重的省份。任务重的省份当期能耗排名越靠后在下一期节能的力度越大，其值为-0.027，而对于节能降耗任务量居中和任务量较轻的省份，其当期能耗排名越靠后在下一期的节能力度小于前者，其值为-0.01。

以上分析表明，节能降耗目标与能耗排序的交互项对能源强度的非对称性影响显著，对于节能目标任务重的省份，其能耗排名地位对节能的影响作用大于节能目标任务居中和较轻的省份。以上结论所隐含的现实经济学政策含义就是，国家应当对不同节能任务的省份实施分类管理和政策设计，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应当进一步细化不同任务目标省份的奖惩措施，特别是国家在能源政策设计上如果能够加大目标任务较重省份的竞争强度，对任务重的省份在排名进步上给予更多的政治或经济激励，则可以加大任务重的省份在能耗排名上的有序高效竞争，从而有利于实现全国范围内总能源强度的快速下降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因此，从相关政策设计和完善来讲，上述实证结论意味着我国对地方政府节能降耗的政策设计应当实施多节能目标、多奖惩措施的差异化模式，从而实现不同类别省份的有效节能。

3.5其他控制变量对节能降耗的影响

在4个回归模型下，上一期能源强度下降会降低当期能源强度，这说明近年来在我国能源消耗考核制度下，我国省际能源强度存在着逐渐下降的动态自适应机制，这种机制极其显著，由此反映出我国近年来的能源考核政策是有效的。能源强度的人均GDP增长率弹性在0.5左右，能源强度的变动速度慢于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动速度，这反映出我国能源强度较高确实是由于省级政府粗放型的追求GDP导致所成。上期人均GDP的弹性在-0.045%左右，表明上期人均GDP和当期能源强度存在着显著的替代机制。从其形成根源来看，各省级政府面对来自中央政府的考核，需要协调发展人均GDP（或GDP增长率）和能源强度双重指标，短期内由于我国难以根本扭转能源巨大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上期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是需要以消耗大量的能源为代价，由此为各省政治晋升带来负效用，为了弥补政治晋升的劣势，各省则需要在下期实施更好的节能措施以便于更好的实现能源强度的快速下降。本文的上述实证结果深刻反映出，省级政府当期经济增长与当期能源消耗呈现出同向变化的互补机制，上期经济增长与当期能源消耗呈现出反向变化的替代机制，上述结论的根源形成于省级政府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双重考核和政治晋升的考核制度。

在4个回归模型中，每亿元GDP中三种专利授予数的个数每增加1%会使能源强度下降0.06%，专利数的增加促进了节能降耗。增加第二产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使得能源强度下降，这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取得了较大成效，耗能高的重工业行业得到了显著调整。人口密度，煤炭占能源消耗比重，各省FDI占GDP的比重和工业企业产值中国有企业占工业企业的比重这四个变量在回归中不显著。

3.6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能耗排序这一关键变量的构造方式是否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本文用另外两种方式构造了能耗排序变量，分别为能耗定基增长率排序（基期为2000年，变量名为erbr）和能耗环比增长率排序（变量名为erhr）。可以发现：在实证中，选取了关键变量的三种类别的数据（能耗排序的数据由当期能源强度绝对值排序变为能源强度环比增长率排序和能源强度定基增长率排序），能耗排序变量的数据变化并没有改变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所有回归参数（除了lnpden的参数）的符号方向和显著性程度。因此，在相关不同排序变量的选择形式上，本文的實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其实证结论具有较好的说服力。

4小结

本文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相对身份效应理论系统研究了相对地位、地位变化对我国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理论分析对我国省际能源消耗的内在实质和成因给予了新的解释和论证，弥补了已有相关文献缺乏行为分析从而不能很好描述我国现实能源消耗形成机制的不足。同时，在相关问题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通过实证模型翔实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验证工作，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相对地位、地位变化对中国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并且该机制具有稳健性。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所隐含的政策建议和启示：在相关能源政策改进和完善方面，国家对不同节能任务的省份应当实施分类管理和政策设计，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应当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的着力点，系统改进和完善不同省份能耗地位、不同阶段能耗政策考核标准、各省能源强度相对位置高低、不同节能任务要求对节能降耗影响的奖惩机制和措施。特别是国家在能源政策改进和完善上如果能够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使各省建立起有效、有序、良性的竞争与合作秩序，实施多节能目标、多奖惩措施的差异化模式，对相对地位、地位变化以及排名进步上给予更多的政治或经济激励和惩罚措施，则可以大大提高各省实现节能降耗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实现全国范围内总能源强度的快速下降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张玉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11）：69-74. [ZHANG Yuzhou.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age structure of Chinas population to energy comsumption [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5，25（11）：69-74.]

[2]孙庆刚，郭菊娥，师博. 中国省域间能源强度空间溢出效应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137-143. [ SUN Qinggang， GUO Jue， SHI Bo.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energy intensity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3，23（11）：137-143.]

[3]樊茂清，任若恩，陈高才.技术变化、要素替代和贸易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 2009，9（1）： 237-258. [FAN Maoqing， REN Ruoen， CHEN Gaocai.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 factor substitution and trade on energy intensity[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2009，9（1）：237-258.]

[4]赵新刚，刘平阔.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14，22（6）：103-113.[ZHAO Xingang， LIU Pingkuo.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intensity：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14，22（6）：103-113.]

[5]李方一，刘卫东.“十二五”能源强度指标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14（2）：100-110.[ LI Fangyi， LIU Weidong. Impacts of energy intensity targets in 12 FYP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J]. China soft science， 2014（2）： 100-110.]

[6]赵进文，范继涛.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内在依从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7（8）：31-42.[ZHAO Jinwen， FAN Jitao.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8）：31-42.]

[7]CLARK A E， OSWALD A J.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61： 359-381.

[8]NEUMARK D， POSTLEWAITE A. Relative income concerns and the rise in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70： 157-183.

[9]LUTTMER E F P. Neighbors as negatives： 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8）： 963-1002.

[10]DUPOR B，LIU W. Jealousy and equilibrium overconsump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 423-428.

[11]FRANK R. Are concerns about relative income relevant for public polic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5）：137-141.

[12]CLARK A E， OSWALD A J. Comparisonconcave utility and following behaviour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etting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8，70：133-155.

[13]LAZEAR E P， ROSEN S.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 89（5）：841-864.

[14]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ZHOU Lian. Governing Chinas local officials：an analysis of promotion tournament model[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7）： 36-50.]

收稿日期：2016-11-13

作者简介：陈娟，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宏观经济模型与政策。Email：chenjuan@swufe.edu.cn。

通讯作者：周建，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宏观经济理论及应用。Email：zhoujcqh@126.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乡分割、区域差异和国际经济冲击三重复杂现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系统稳定性、抗冲击承受力及反冲击政策研究”（批准号：7167317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团队项目“时间序列前沿研究团队”（批准号：JBK15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