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彬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讨论以来，类似“文学已死”的判决不绝于耳，这其中有知识分子（作家）对浮躁的、功利化时代的失望，乃至对文学产生了深度怀疑，似乎唯有宣布死亡，才能消除心头对严重的时代症结的怨艾。从中似乎也能看出知识分子（作家）某种“世纪末”的精神状态，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学荣光的黯淡，使得他们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似乎许多人有甘当殉道者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依然在黑暗中寻找出路。然而，时至今日，文学非但没有死亡，并且似乎呈现出空前繁荣之势，在喧嚣之中，我们看到筐满仓盈的知识分子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同时，那些少数踽踽而行的孤独者，他们将时代与人生的病痛下酒，他们没有宣布死亡也没有沉默，而是以优秀的作品让我们看到无论时代如何复杂多变，文学依然有崇高的品质和永恒的内核，在抵抗时代喧嚣与人性黑暗的过程中，散发出精神的光芒。

不得不说，罗望子的《针箍儿》让我看到了文学存在的旺盛的生命力，只要社会生活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只要人依然有精神的诉求，那么，作家与文学就有其存在的必然价值。《针箍儿》让我们看到这种揭示冷峻真相并引起疗救注意的小说书写方式所具有的重要时代意义，其中既有对灵魂与现实的深刻解剖（几乎可以互为镜像），又在上下求索的深切思考中体现出作家心底的怜悯，透出温暖而孤独的气质。这篇小说首先直指生活的残酷，从这点而言，优秀的小说其实还是超越时代的。……